五代麟州杨氏的生存策略

旅美学者　杨立

陕西神木地区古称麟州，是北宋杨家将的发祥地。麟州杨氏家族历五代而入宋，五代时为割据边陲一隅的新兴地方武装势力，随着北宋定鼎中原而失去原有的地盘，子孙皆为宋臣。杨氏家族的兴起，正好与中国历史上自晚唐以来由武人割据到北宋国家统一这一历史大转折相重合，其家族势运的隆替折射了时代的巨变。

麟州杨氏的开基人是后汉时任麟州刺史的杨弘信，他生逢“中原板荡、夷狄交侵”[i]的唐末五代时期。我们对他的家庭背景所知甚少，不过他的出身很可能也并不显赫；我们更不知他是如何成为麟州刺史的。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记录。不过，即使在没有史料支撑的情况下，我们仍可以想象得出，杨弘信当时手头必定有一支可供他支配的军事力量，方能在日后时机适宜时夺取对整个麟州地区的控制。陕北边地自古蕃汉杂处，号为难治；周边又为众多桀骜不驯的敌对部落所包围，可谓群狼环伺，虎视眈眈。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掌握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对于地方政权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既然司马光称其为“麟州土豪”，[ii]那么杨弘信极可能就是个原在地方上颇有资望、但未必和地方政府有任何密切关系的人。他恐怕也没有受过多少书本教育，在正常情况下是难以进入仕途的。然而五代动荡的时局给他提供了历史机遇。经年不息的战乱和异族的频繁侵扰，使地方民众自动组织起来，结寨自保以图存。在危急时刻形成的这种自我防御机制，通常是以地方上某个受民众推戴、极具号召力的豪杰之士所领导的私兵为核心。杨弘信便是这样的人，据他后来居然以武力成功占据麟州、“自为刺史”这一历史事实来推断，他显然是个不乏军事才能和智谋的人。在五代，以这种方式崛起于草莽的例子比比皆是。

尽管武力在确立和维护杨氏在麟州的世袭统治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在五代乱世，特别是在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边陲地带，仅靠发展私兵、掌握地方武装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纵观杨氏在麟州实行世袭统治的二十余年，杨弘信及其子杨重训父子两代为了生存，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与其世传的“金刀”[iii]武勇相配套的一系列柔性的外交策略。

麟州的建置

麟州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都相当特殊。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略取关中盆地以北、今内蒙古境内位于黄河干流以南的河套地区，置四十四县，并增筑西起临洮、东迄辽东的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南侵。[iv]随后徙东方六国之民于此地守土实边。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将秦末沦陷于匈奴的新秦之地夺回，置五原、朔方二郡，麟州所在地隶朔方郡。历史上这里屡陷屡复，一直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拉锯式争夺战的前沿阵地。隋于新秦故地置榆林郡，唐高祖武德中（618-626），再于隋榆林郡置胜州。[v]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突厥人康待宾联党项羌叛，唐遣张说、王晙领马步军万余出合河关[vi]征讨，破之。乱平，张说招纳党项流亡，复其居业，为此奏请析原胜州之银城、连谷二县地置麟州，以安置党项残部，时开元十二年（724）。[vii]故麟州境内多党项羌民，羌俗更近于吐蕃。天宝元年（742年）改胜州为榆林郡、麟州为新秦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复置胜州、麟州，前者故治在今内蒙古境内黄河南流处，以北近榆林塞，故名；后者故治在今陕西神木县东北三十余里处，五代因之。唐僖宗中和四年（884），李克用因平黄巢有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次年八月，他请割原属振武节度使辖下的麟州属河东管辖获允。麟州至是归河东，终晚唐五代迄北宋不变。

麟州的人文地理

麟州地处陕北，周边不仅有高山大川和沙漠形成的天然阻隔，还有长城屏障。东以黄河天堑与河东相隔；东北面与府州结界，进而于府州北面的丰州连成一片，三州皆为河东屏藩。府州是长城以南和黄河以西的又一个边陲战略要郡，族属为党项羌的折氏家族从唐末以来便在这里建立了世袭统治，至北宋末年，独据府州近三百年。[viii]麟州的西面、南面及西北三面又为西夏党项诸羌包围，其中最强大的是拓跋部夏州李氏集团。唐末天下大乱，拓跋部酋长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李思恭此后遂以夏州为中心，不断开拓经营，把鄂尔多斯以南广大地区据为自己的私人领地，为两百多年后拓跋李氏建立与北宋和契丹形成鼎足之势的西夏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麟府地区历史上和只有一河之隔的云朔地区（今山西大同和朔州一带）关系至为紧密，不仅气候和地理等自然条件相近，唐以来的人文景观也颇为相似。除了政治和商贸上的密切联系之外，人口之间也频繁地发生着交流互动，这些都使得这个地理上分隔于山陕两省及黄河东西两岸的地区，实质上具有诸多相同的文化特质，实属同一文化单元。这里传统上华夷杂处，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农业畜养和游牧猎狩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呈现出与中原内地农耕文化完全不同的多元文化并存的边陲特色。这里民风普遍剽悍尚武，原有的部落社会组织结构得以保存。传统世袭的部落首领或任何一个具有天生领袖魅力的强悍男性——有时也可能是女性，都可以一呼百应，拉起人马，扯起战旗，投入原始野蛮的厮杀。晚唐五代时期赫连吐谷浑部和朱邪沙陀部落之间的血腥争霸就发生在云朔和麟府地区。赫连吐谷浑和朱邪沙陀部都是因镇压晚唐时期的庞勋、黄巢之变而兴起的，在他们之间的争霸战争中，赫连铎开始占上风，以致于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不得不亡命鞑靼部落。但后来形势发生逆转，李克用杀死赫连铎，成了云朔和麟府地区的霸主，进而开始经略河东，由河东节度使而升晋王，成为晚唐五代时期叱诧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

一代枭雄晋王李克用（856-908）

麟州刺史

麟府地区不仅地当南北东西要冲，地势险要，晚唐五代时还盛产良马，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故麟州刺史一职自李克用割麟州属河东以来向不轻授。曾经被任命为麟州刺史而在史料中留下记录的先后有折嗣伦、张瓘、刘崇，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和太原主军政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折嗣伦是李克用任命的第一任麟州刺史。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载：“唐有折宗本者，补振武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宗本子嗣伦，麟州刺史。”折嗣伦为河西党项大族中之有力者，“因其所居，人争附之”，号“太山公”。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知其可用，收隶帐下，“凡力所不能制者，屡命统之。而能辑睦招聚，横捍西北二虏。”可见李克用是把折嗣伦当做打手来使用的。折嗣伦终于任，享年五十岁。[ix]

折嗣伦死后，时为晋王的李克用子李存勖并未允许折嗣伦子从阮袭职[x]，而是把折氏所据的府谷镇先升为县，再升为州，任命从阮为府州刺史。转将麟州刺史一职，于后唐天祐十三年（916）授予和其父李克用交好的河东监军张承业之侄张瓘。

石晋瑭建立后晋政权后，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镇太原，他任内的麟州刺史是其胞弟刘崇。刘崇以河东步军都指挥使领麟州刺史一职，是否曾亲赴麟州视事史书阙载。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刘知远即心携二，私下蓄积力量，故很可能将其弟留在身边，缓急为用。然而彼时胜州已为契丹所据，府州外附[xi]，麟州势孤，岌岌可危。鉴于麟州对于河东防卫的重要意义，主政太原的刘知远对此决不会坐视，必定会派心腹之人去增援坐镇。

公元947年晋汉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时契丹内侵，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北方州县或为契丹所陷，或遭土匪乱兵洗劫。州郡或州县的治权在短短的一年内三易其手，地方长官忽为晋臣，忽为汉臣，忽而降契丹。有的则干脆弃城逃走，留下一个混乱无主的局面。据司马光记载，此时内地州县多有自为州官者，但司马光一律斥其为“贼帅”或“妖人”。边州则因蕃汉杂处，地近羌胡，情况比内地更为复杂，朝廷对边郡的控制即使在承平时期也较内地更为宽松，所以只要机缘凑巧，一个强有力的地方豪强之士即可割据自雄。

麟州彼时虽未沦陷，但处境危如垒卵。境内外羌胡趁机四出剽掠，杀人越货，汉人边民和弱小部族深受其害。乱世英雄杨弘信乘时而起，占据麟州城，“自为刺史”，据州城之险固，率流亡濒死之民，抗拒一切来犯之敌。民间传说称其为“火山王”，说明他就是个起于草莽的地方豪强之士，在乱世中“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受其保护的蕃汉之民心甘情愿地服膺其为王。司马光不称杨弘信为“贼帅”或“妖人”，而称其为“土豪”，在政治上肯定了他在乱世中守土安边、保境安民的历史功绩。

同年，刘知远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随后入汴京（今河南开封）建立后汉政权。府州折从阮当即来朝，受到刘知远的嘉奖——升府州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麟州杨弘信也不失时机地奉表归顺，遂被正式任命为麟州刺史。《十国春秋》称杨弘信为“（汉）高祖麟州刺史”，即指他在刘知远晋阳称帝时来朝，获得正式承认。

杨氏家族与北汉政权

刘知远入汴京后，刘崇进为河东节度使。三年后郭威篡汉自立，建立后周。刘崇愤而称帝，自号“北汉主”，割据河东。自此，在内地出现了两个相互敌视的政治中心。刘崇主太原军政期间，担任麟州刺史的正是杨弘信。尽管他的刺史职务一开始并不是由太原任命的，但他和刘崇的关系仍然符合历史惯例——弘信之于刘崇，即如折嗣伦之于李克用，都是地方上有力、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生存需要而甘愿为太原效命者。

杨氏家族在麟州崛起后，因首先取得刘知远的承认，此后便和留守太原的刘崇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史·杨业传》记：“（业）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重贵入太原说明这个新兴的边地家族为了巩固自身的既得利益，刻意交好刘崇，不惜把尚未成年、而且日后有望继承家业的长子送到刘崇身边。重贵入太原沿袭的仍是古代的质子制度。质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人质，历史上多出现在边疆诸部与内地政权的交往中，质子往往是边疆豪酋的嫡子或重要将领。纳质活动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汉魏六朝、隋唐的长期发展，遂形成为一种制度。唐代是质子制度发展得较为完善和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历史时期。[xii]这一制度在晚唐五代时期仍得到继续因袭和延用。质子在唐朝多担任武职，值天子宿卫，极少数担任外交使节。少年重贵入质北汉，充当的是刘崇的“保卫指挥使”，延用的仍是唐朝时质子宿卫天子的模式。

后汉立国的三年是麟州杨氏和太原刘崇之间关系最稳定的一段“蜜月期”。公元951年郭威称帝这一历史事件，打破了西北边地割据势力和太原之间建立起的既有的权力平衡。府州折氏很快叛汉归周，此后在政治上长期与北汉对立。麟府关系一向非常密切，杨弘信难免受其影响，发生动摇。但传统地缘政治的约束力，加上儿子在北汉充当人质，使其不敢骤然采取过激措施。况此时鹿死谁手尚未分明——刘崇为汉室皇叔，内据河东“表里山河”之险，外接契丹虎狼之援，焉知不会成气候？兼之此时夏州的李氏仍奉表北汉，小小麟州更无反叛之理。五代时期凡据河东者必有天下，后唐后晋后汉皆其例，时人相信太原是“王气所钟”的龙兴之地。故宋太宗收复河东后，为了摧毁太原的帝王基业煞费苦心，不仅下诏焚毁晋阳这座千年古城，在新筑的太原城里全部建“丁字街”以破河东“龙脉”，还因术士的指点，削平城北系舟山的山头，谓之“拔龙角”。

杨弘信生长于五代，谙熟五代故事，面对中原政治乱局，审时度势，自然不会轻举妄动。不过，据司马光记载，弘信此时虽未公开叛汉，但也曾“受命于周”。可见，当周汉对峙、中原出现两个政治上敌对的政权时，他所采取的立场是：表面上对太原一如既往地效忠归顺，但同时也和后周眉来眼去，如此使自己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这种脚踏两只船的“骑墙”做法，是五代乱世的生存法则，府州折氏和夏州李氏皆不例外。

后周广顺二年（952），弘信卒，次子重训袭职。因重训年少新立，群羌趁机为乱，围攻麟州。重训不得已，先后向夏州和府州求救。据重训后来归款后周的事实推断，时奉表北汉的夏州并未伸出援手，出兵救援的是奉表后周的府州折氏。史载，府州团练使折德扆与其父折从阮南北夹击叛羌，方解麟州之围。为报救援之恩，重训在事后不久便随府州归顺了后周。夏州李氏和府州折氏世世为仇，但两边都对麟州极力拉拢。此番夏州未出援，说明诸羌之乱背后必有夏州的煽动。后周立国后，夏州对之基本持敌视态度，可以说，这一时期边地的反周活动，背后都有夏州的影子。弘信卒前和后周暗通款曲或许惹得夏州侧目，故弘信一死便趁机兴风作浪。

麟州自杨重训袭职后便开始公开摇摆于北汉与后周之间，时而叛汉归周，时而叛周归汉，几度反复，说明太原刘崇的势力因受到后周的挑战而明显消弱，失去了对麟州的政治影响力。但鉴于两地之间的传统关系和杨业身羁北汉的事实，杨重训也一直没有和北汉彻底反目。周显德四年（957），夏州李氏亦叛汉降周。重训见北汉大势已去，这才举城降周，周升其为防御使，此后便再无反复。从北宋建隆元年（960）起，史料中频见北汉来攻打麟州的记录。如果说，957年前重训延用的是亡父的遗策，同时周旋于北汉和后周这两个彼此敌对的政权之间，那么自957年起则实行的是“一边倒”的策略。就太原主政者而言，一旦失去对麟州的控制，便意味着河东失去屏障，如断其左右臂。故957年后太原顿成孤危之势，只不过在契丹辽国的卵翼下苟延残喘，最终为北宋所灭。

在弟弟杨重训为了保存家族在麟州的世袭统治而不断在周汉之间左右摇摆时，杨重贵在太原三十余年，历经四朝，始终坚定不移地效命于北汉政权，[xiii]因受知于刘崇而被赐名为“刘继业”。重贵不仅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杰出军人，更是一个信守然诺、知恩图报之人。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伐北汉，在北汉主刘继元已献城投降之后，重贵犹据城苦战。直到刘继元派人向他下达投降命令时，他才放下武器，失声痛哭。[xiv]归宋后复称杨业，民间称“杨继业”。

杨氏家族在北宋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麟州杨重训和府州折御勋（折德扆子、折从阮孙）双双来朝，表示愿意出兵助战。宋太祖龙颜大悦，擢御勋永安军节度留、重训建宁军留后，厚赏遣归。开宝四年（971）冬，太祖举行郊祀大典。折御勋再以永安军节度留后来朝，礼毕归镇。重训也以建宁军留后来朝，但礼毕留京，未遣归镇；次年移镇保静军留后节度，开宝八年（975）卒于任。杨氏自此失去麟州属地。重训年少有为，善于守成，独据麟州二十年（952-972），不愧是豪杰之士杨弘信的儿子。子光扆以西头供奉官监麟州兵马事。光扆子杨琪受从父延昭荫而入仕，官至供备库副使，历任河东、京西、淮南提典刑狱公事。琪子杨畋以进士入仕，同僚欧阳修称赞他“贤而有文武才”，在仁宗朝颇有作为，名列国史。[xv]

杨业归宋后，宋太宗以其老于边事而将其调戍代州，任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杨业驻防代州时，一次契丹人侵入雁门，杨业率领麾下数千名骑兵自西陉而出，间道至雁门北口，南向从背后突袭，契丹大败。辽人自是不敢轻易犯塞，望见杨业的旌旗即悄然引去。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雍熙北伐”，企图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杨业在打了一系列胜仗之后，被妒忌他战功的其他宋将逼着去打一场他明知必败的仗，同时又在其他宋将故意不假以援手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不幸战败被俘。他在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太宗的恩德，叹息说：“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xvi]于是三日不食，绝食而亡。子延昭驻守高阳关，在边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孙文广先征西夏、后随狄青南征，破邕州侬智高，以军功升至步军都虞侯，跻身于北宋禁军最高指挥官“三衙管军”之列。祖孙三代在国史中皆有传，代为名将。

结语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感概地说：“五代为国，兴亡以兵。”麟州杨氏也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武力崛起于祖国西北边陲的。但在五代乱世，仅凭武力是难以生存的。故杨弘信在晋汉之交趁乱夺取麟州、自为刺史后，为了生存自保，很快就向在后晋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后汉王朝表示归顺和效忠。为了强化同太原主政者的关系，还不惜把尚未及冠的长子重贵送往太原，作为这种关系的担保。但杨氏在属地内保持着高度的自治，故弘信死后，次子重训得以袭职，继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决定其同内地政权的关系。

在地方藩镇割据、中原政权走马灯似地更迭的五代时期，麟州杨氏所面临的生存威胁不是来自内地的中央政府，而是它周边充满敌意的党项蕃部和契丹侵略者。为了在边疆地区的权力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麟州的主政者需要首先争取到河东在政治上的承认。送重贵入太原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会受到来自黄河以东的进攻，这样便可全力对付来自党项诸羌的肘腋之患。事实证明，杨弘信、杨重训父子不仅骁勇过人，而且颇有政治头脑和外交手腕。在诸羌中，麟州杨氏倾心交好府州折氏，但同时又和府州折氏的世仇夏州李氏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两个冤家对头之间保持着微妙的权力平衡，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相对安稳的生存空间。然而，等到郭威篡汉自立、内地随之出现太原和开封这两个对立的政治中心之后，麟州杨氏便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故此后呈现出摇摆不定、叛服无常的样态。

随着周世宗以来中原王朝展开削藩和平藩的统一大业，重训看到北汉政权的灭亡指日可待，这才死心塌地站到后周的一边，同传统政治盟友北汉彻底决裂。然而即便如此，麟州杨氏在归顺后周后仍保持低调，没有像府州折氏那样，频频同北汉兵戎相见。史料中有关麟州杨氏和北汉军队发生战事的记录多为北汉兵来攻，而且多在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而此时他们在麟州的世袭统治已趋近尾声。

上述的讨论旨在阐明武力和外交在五代麟州杨氏崛起于陕北边地的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五代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置身于边地那样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杨氏家族以武力雄其一方，统治麟州近半个世纪。他们在属地内保境安民，使得在其治下的蕃汉之民免遭契丹侵略者和其他敌对党项羌部的荼毒，更使得麟州这一边防战略要地没有落在契丹或夏州李氏之手——那将会给后起的宋王朝西北边防留下极大的后患。杨氏三代守土安边，可谓功在国家，惠及桑梓。但由于麟州地处边陲，孤悬河外，被夏州李氏和契丹辽国这几个强有力的敌人包围着，同时也受到中原王朝政局的牵制和影响，其生存时刻受到威胁。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在周汉对峙之际，杨氏便不得不同时向北汉和后周摆出政治上不对抗、军事上不冲突的低姿态；他们也极力交好周边其它割据势力——这些都是麟州杨氏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处境对其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做出的现实回应。宋兴之后统一大势不可阻挡，杨氏顺应时代潮流淡出麟州。杨业的后人继续以世传的武勇为新朝效命，而重训的后人则与时俱进，走上了文人化的道路。麟州杨氏的家族势运在仁宗朝达到顶峰，出现了以杨畋和杨文广为代表的“文武双星”辉耀门庭的鼎盛局面，此后便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但杨家将所代表的“忠勇”精神，至今仍为后世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