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玷污的“名将之花”：一四四九年杨俊守卫居庸关（续）

被玷污的“名将之花”：

一四四九年杨俊守卫居庸关（续）

旅美学者　杨立

居庸关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十月初十日，阿剌知院率领两万瓦剌兵（史书称其为“也先别部”）经无人守御的宣府北路和东路长驱直入，兵锋直指居庸关[i]，以策应从紫荆关破关而入兵临北京城下的也先太师，遂令京师震动，明王朝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其中一部分人马翻越山岭，突破白羊口，进入关内，在京郊西北野外布列营阵，窥视京城[ii]，同时对居庸关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十三世纪蒙古兵攻打金国时，采用的也是同样的策略，即主力由紫荆关入，偏师在居庸关南北夹攻。也先犯京师时，紫荆关也是被瓦剌兵用这种内外夹攻的战术攻破的[iii]。

十一日，也先本人亲率三万主力裹挟着上皇朱祁镇[iv]，经过两日狂奔，从紫荆关赶到北京城下，声言送上皇回京复位，要明廷派于谦、胡潆等大臣出城谈判。但景帝只派出两个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先因此恼羞成怒，便于十月十三日发起攻城。北京保卫战自此正式打响。

华北平原形势图（网络图片）

在也先围攻京城的紧急关头，朝廷曾两度命令驻守居庸关的杨俊领兵前来救援。第一次命杨俊领五千精兵赴京策应，但很快又觉得不敷应用，十四日便第二次发来调令，这一次点名要罗通把从宣府北路四城撤回的全部人马（至少有六千人）交杨俊“悉领前来”：

（十月十四日）敕提督居庸关守备副都御史罗通等：前已敕尔领精兵五千赴京策应，今恐不敷。凡赵玟、杨俊所领军马自外至者，尔通与俊悉领前来[v]。（《英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辛酉）

调令中没有对居庸关的防守作出任何指示，显然是把守关之责交给了罗通、潘成和赵玟，这也符合他们各自作为提督守备和内外镇守官的委任。在两位武将中，赵玟以守为主，杨俊则是一员随时准备领兵出阵、听候调遣的战将，他手下率领的是一支机动灵活、能征惯战的精锐骑兵。

据史载，当杨俊收到第二次调令时，瓦剌兵正试图从关外火攻居庸关，结果被官军用火器击退。

（十月十四日）是日，达贼之未入关者，运板木草束以攻居庸关，官军用火器击却之。（《英宗时录》卷之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辛酉）

然而到十月十九日时，杨俊又接到新的命令，朝廷以敌既退，令他“仍在关守备”；但因残寇尚在居庸关附近劫掠，同时又命他出兵擒剿。此时杨俊已由都指挥同知越级超升至署都督佥事，表明在守卫居庸关的四十三天内（从九月五日到十月十九日），他立了奇功。

（十月十九日）敕守备居庸关少监潘成、副都御史罗通、署都督佥事杨俊：前敕尔俊领兵来京，今贼已遁，尔俊仍在关守备。已敕运银二万两，胖袄二万副，前赴罗通处给赏官军。又闻余寇近关劫掠，此必强盗假为达贼以掠人者，尔俊其擒剿之。（《英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丙寅）

正史中没有记载朝廷给杨俊的第一次调令于何时发出[vi]，但从十四日发出第二次调令到十九日的“留守令”，五天之内杨俊显然未有任何出援行动。然而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朝廷的怪罪或言官们的弹劾，二十五日反获实授都督佥事的褒奖[vii]，可见杨俊彼时必有不能即刻奉命赴援的情由。事实上，当杨俊接到调令时，居庸关也正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陷入敌人的南北夹攻和重围之中，即便当时他有奉命出援的想法也颇难脱身。而且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若贸然抽兵出援的话，是极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的。可见，阿剌知院虽最终未能攻破居庸关，但却成功地牵制了杨俊的兵力，使其不能发挥机动兵力随时听调的作用。不过，反之亦然，杨俊也有力地牵制了阿剌知院的兵力，使其不能分兵助也先攻城。加上脱脱不花的军队一直在古北口外徘徊观望，始终没有入关参战，致使也先的主力部队不得不在北京城下孤军作战，攻城三日后损兵折将，又害怕援军将至，于是在十五日仓皇宵遁。

然而罗通的后人在写作《都御史罗公通传》时为了抬高先祖罗通的形象，却将与瓦剌兵对垒七日、多次打退敌人进攻的战将杨俊描写成一个胆小鬼，说他“闻虏大至”便“惴恐”不堪，打算带着自己原领的六千人马逃跑，被罗通以斩杀来使的戏剧性手段劝止。

先是杨俊闻虏大至惴恐，使所忠旗牌官吴良密言通，欲以本军六千人遁。通缚良斩之殉军中，曰：“敢有复言退军者如良！”乃自至龙虎台说俊曰：“紫荆失守，京师孤悬，旦暮望我救援，尔军若遁，则居庸不能守。京师闻之，士卒寒心而虏势益张，此社稷安危之机也。若第毋动，我保为若破贼。”俊始愧服。（《罗氏家乘》）

罗通此时却摇身一变，竟成了一员领兵出征的战将。《都御史罗公通传》里描写他“提兵直走紫荆，与虏遇战，败之；又战于完县五狼河、拗羊岭，败之，所斩获功多。”还虚构了一个罗通领兵夜斫敌营、三战三捷的传奇故事，使文官罗通与武将杨俊的形象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如果这些战绩属实的话，倒更像是罗通的后人“移花接木”，把杨俊的功劳安在了罗通的头上。

十五日（夜）虏去。伯颜帖木儿奉上皇出紫荆，也先出居庸攻关，共五万余人。通用水灌城，（冰）厚坚，虏不能□ [近]。与潘成、赵玟谋曰：“虏所恃者铁骑，夜环以为营，□ [昼]□[用]冲敌。吾与若等所将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驱□ [之]当虏，是何异驱群羊当猛虎？须以计袭败其铁骑而后虏可破也。”众皆曰善。虏人卧用两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横置马上，铁骑外绕。每铁骑随一犬，有惊，以犬吠为号。公多用鹾虆，实熟羊肉置药[viii]。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鹾虆杂投虏骑中，犬啖羊肉甘饱，以石试投之不吠，遂以油索连套铁骑马足。夜过半，开城门出，军绕虏营鼓噪，举火炮四面击之。虏警，铁骑联络，炮哮跳跃而缚益急。营内虏骑尽惊，又为铁骑所制不能驰。炮击杀铁骑，人马自相蹂践，死者数千，遂大溃败，三战三捷。擒虏酋那吉帖木儿，斩夺人马盔甲弓箭以千计，尽夺回所掠都城人口。虏遂遁，捷闻[ix]。（《罗氏家乘》）

由此可见，罗通后人故意歪曲事实，把杨俊在接到朝廷调令后曾考虑奉命出援的行为污为畏敌欲遁；又把杨俊在居庸关自身安危悬于一发的危急关头，决定坚守而不是领兵赴援，说成是被罗通吓止。孰不知，在瓦剌兵同时围困北京城和居庸关的情势下，杨俊即便想跑，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可逃——面对长于野战和惯于设伏打援的蒙古兵，在坚壁厚垒中据险守关远比轻率地率领六千人出逃更安全。何况杨俊不仅善战，更善谋，是位谋勇素著、同时兼有“智名”和“勇功”的战将。作为一名肩负重托的优秀军事指挥官，他不会不懂得居庸关的安危对于国家生死存亡大局的特殊利害关系，故在接到朝廷调令时应该会有足够的智慧在“出援”和“留守”这一两难抉择中做出正确选择。所以，《都御史罗公通传》里对于杨俊的污名化叙事破绽百出，不攻自破，但对于不明真相的后世读者却起了蒙蔽和误导作用，不仅抹黑了原本有骁勇善战之名的杨俊的形象，也抹杀了他在正统十四年也先犯京师时坚守居庸关的特殊功劳，其用意就是要把守卫居庸关的功劳全部归于以文臣提督居庸关守备的右副都御史罗通名下。

杨俊守居庸关功不可没

那么，杨俊在守备居庸关期间（九月初五日至十一月底）究竟立了哪些功劳呢？据现存史料的零星记载，大致可归纳如下：

一、京师保卫战前，杨俊受命和罗通一道，协同负责守备各隘口的内外官员，组织调拨守关军卒，在居庸关防区内筑墙堵塞各处关口，使其坚厚耐久。杨俊似乎特别擅长修筑与关隘有关的军事工程，京师保卫战告捷后，他和罗通继续奉命“修塞沿边关隘”[x]。景帝元年六月，他一边受命领兵巡哨涿州、保定诸郡，一边修筑倒马关等处工事，四个月后事完乞还[xi]。

二、居庸关防区内大小关口共有三十六处，其中可通人马者七处，可通人而不可通马者二十九处。当罗通向朝廷建议设置一员大将，“将三万人分作十营”于各关口策应时，兵部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都指挥杨俊[xii]。杨俊到任后，首先在居庸关各隘口修筑防御工事。事毕，便在各处排兵布阵，分兵防守瞭望，建立起严密的防御体系。也先犯京师时，尽管居庸关遭到瓦剌兵的内外夹攻和重重包围，在对垒七日后（十日到十六日）却岿然不动，固若金汤，和杨俊在军事部署上措置得宜有很大关系。

三、也先犯京师时，居庸关没有像紫荆关和白羊口那样被敌人攻破，不仅得益于杨俊组织修筑的防御工事和有效的军事部署，更是守关官兵集体英勇抵抗的结果。强将手下无弱兵，正史中对于居庸关战况的记述极其简略，但仅存的两则史料传递的全是守军奋勇杀敌的信息，其中一则更是明确地记录了杨俊本人的战功[xiii]。大意云，也先撤兵后，一部分瓦剌残余试图通过居庸关旁的山口出逃，杨俊率领八百名轻骑奋勇追击，斩获贼首六级，马一百二十匹，牛骡四百七十余只，追回男妇五百余口。这一战功应是他在守关四十三天内荣升署都督佥事的原因[xiv]。

四、也先犯京师时，宣府总兵官杨洪奉诏入京勤王。杨俊随父追剿残寇，转战于京畿各地，几为敌寇所伤[xv]。《双槐岁钞》特别点出，他在此期间“手斩数人”，表现得十分英勇[xvi]。

杨俊守居庸关的功劳不仅可以从《英宗实录》等史料的记载中得到证实，也可以由他在这一期间官职的快速升迁得到印证。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土木之变”后，当他奉命从边关撤回、驰援京师时，杨俊的官衔仅是都指挥佥事；九月初五日后以都指挥同知提督居庸关巡守；到十月十九日收到“留守令”时，已升至署都督佥事；二十五日便实授都督佥事。战时军职升迁惟论战功，杨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三次获得荣升，可见，他在守卫居庸关期间表现相当出色。京师保卫战告捷后不久，杨俊又被任命为宣府参将，佐总兵官朱谦守宣府，进一步得到重用——这一新的任命更是对他在居庸关任上出色表现的肯定。

与此同时，他的战友赵玟在调戍居庸关后亦由都指挥佥事升都指挥同知[xvii]，但京师保卫战告捷后应诏还京时，仍是都指挥同知[xviii]，此后至死再无升迁。而和他搭档的右副都御史罗通，在景泰元年六月被调往山西守边三个月后才被擢为左副都御史。至于内官潘成，确知他在正统十四年守居庸关时为右少监，到景泰二年时方任左少监[xix]。可见，在也先犯京师时奉命守御居庸关的四位内外文武官员中，杨俊的表现最为突出，因而得以在短时期内屡获升迁。连一向对杨俊颇有成见的兵科都给事中叶盛都不得不承认，杨俊和罗通搭档守备居庸关，如同杨洪守宣府一样，“号称得人”！

（十一月十五日）独宣府切近居庸，实关外重地，为大同一带应援；居庸切近京师，天险莫比，自昔必争之地。守之者固不可以无人，尤不可以非人。往时杨洪父子、罗通辈分守二处，号称得人。（《英宗实录》卷之一八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辛卯）

杨俊自幼生长边地，久经战阵，和父亲杨洪一样，素有善战之名。在奉命内调前，就已在马营有过遭阿剌知院万余人围困、断水三日而城不破的经历[xx]，当时手下仅有千把人[xxi]。如今手握两万精兵，凭险守关，何至于“闻虏大至”而心生“惴恐”，以至于企图领兵逃遁呢？与杨俊相较，罗通以前虽有过在北疆边地督饷和随军从征的履历，也有在交趾成功守城的记录，但却从未有过面对比交趾人更难对付的蒙古骑兵的防守经验。所以，两个人就军事素养而言，一个是有着近十年守边经验、刚刚又经历过一场围城之战的边将；一个是明经进士出身，在岭南做了十二年闸官和河泊所官的文官，从八月二十五日接到郕王令谕赴居庸关上任，到十月十日瓦剌兵入关，前后守关不足两个月——就常理而论，二人在强敌压境时谁会更“惴恐”些？正统十四年杨俊年近不惑，血气方刚，正值盛年，而罗通彼时已是一名花甲老人——从生理上来说，哪一个更具气血之勇呢[xxii]？

罗通早年和杨俊父杨洪在开平卫共事，故堪称是杨俊的父执[xxiii]。他们一老一少原本就相识，一个老成持重，一个勇猛善战，应该是一对比较理想的文武搭档[xxiv]，两人在1449年居庸关保卫战中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叶盛在写于景泰元年的《赏功罚罪疏》一文中，对他俩都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叶盛把杨俊与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武清侯石亨并称，肯定他是以军功而蒙“超擢”的；对罗通则赞其在“运筹画策”方面足有令人称道之处。

臣窃详少保兵部尚书于谦、武清侯石亨、都督佥事杨俊俱以军功近□超擢，然其间如都督孙镗、毛福寿、都御史罗通等，或运筹画策，或奋勇克敌，俱有足称，非他人比”

然而罗通后人为了抬高自己的先祖，不惜把曾经和罗通并肩作战、以军功蒙获“超擢”的杨俊污名化，于是他们笔下的罗通便一身而兼二任，不仅“运筹画策”，而且还取代杨俊，亲自领兵出战，以此独揽了1449年保卫居庸关的全部历史功绩！

结语

                                                              

“土木之变”后，边将杨俊奉命内调，守卫居庸关。在也先犯京师时，因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然而杨俊功高遭嫉，生前就不断遭到各种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先后被降职和剥夺爵位，直至废弃为民。天顺元年英宗复辟后，又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刑戮，身首异处。他一生中立过不少功劳，如智擒太监喜宁、守卫居庸关，然而因他蒙冤被杀，死于非命，于是百恶所归，他的这些原本可以彪炳史册的功劳不仅被后世遗忘，还遭到蓄意扭曲和抹杀。万历年间，罗通的后人在撰写《都御史罗公通传》时竟把杨俊描写成一个临阵欲逃的胆小鬼，反而把奉命“提督守备”的文官罗通塑造成一个领兵出战、屡立奇功的人，彻底抹杀了杨俊守卫居庸关的功劳。清代史料则把在擒喜宁这件事上立了不世之功的明朝宣府参将杨俊书写成一个掠人之美，掩人之善，令人不齿的冒功者[xxv]。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后世污为“冒功者”的杨俊实际上并未掩盖和攘夺他人的功劳，而他自己在1449年守卫居庸关的军功却实实在在地被罗通的后人掩盖和攘夺了！后者据此向朝廷邀功请赏，索取丰厚的现实利益回报。

与杨俊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通的喜剧人生。罗通早年进士及第，在仕途一片光明之际却因犯了“贪淫”之罪而遭贬斥，于是在岭南做了十二年闸官和河泊所官。正统十四年国难当头，他本人却迎来了命运的奇特转机，在垂暮之年重获朝廷启用，从此鸿运高照，风光占尽：“土木之变”后先由河泊所官骤然超升右副都御史，后累升至右都御史，甚至还跟于谦一样获得象征荣宠的太子少保加衔。天顺元年英宗复辟后，当其他几位景泰朝的“红人”或杀（如于谦）或贬（如陈循），几乎无一幸免于难时，他却不仅在政治上全身而退，寿终正寝，还得到英宗的特恩，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男仆争取到所镇抚这一武官世职，连他的孙子罗珏都得以凭籍他的所谓“军功”成为国子监生[xxvi]。罗通死后更独享着正统十四年保卫居庸关的美名，以至于到弘治十八年（1505），有司在居庸关特意单独为他立祠祭祀[xxvii]。杨俊和罗通一文一武，在正统十四年同守居庸关，两人的结局却如此不同，难怪《双槐岁钞》的作者黄瑜感慨地说：“向使洪父子无智名勇功，则家至今存也，悲夫！”在他看来，杨洪父子的厄运正是因其“智名勇功”太盛所致。

                                                                 明代武将画像（网络图片）               

今天，罗通祠仍在居庸关享受着世人的香火和膜拜。读过本文的读者如果有一天到居庸关游览，请不要忘记五百多年前蒙冤而死的悲剧英雄杨俊。正统十四年十月保卫居庸关的功劳应该属于他，还有他的战友赵玟、内官潘成和他麾下两万名大明将士，而不仅仅属于罗通。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居庸关的山巅上看到一座高耸的英雄群像，站在C位的是一位头戴兜鍪，身披铠甲，横刀立马，怒目而视的黑髯将军！历史的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我们期待着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