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黎明时分，当京城里的人们大都还在梦乡里沉沉酣睡之际，昔日门禁森严的紫禁城内却人影幢幢，空气里充满紧张气氛。伴随着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从东华门外匆匆闪进一干人，前簇后拥地抬着上皇朱祁镇，直奔那个专供皇帝“御门听政”的奉天门。
旅美学者 杨立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黎明时分，当京城里的人们大都还在梦乡里沉沉酣睡之际，昔日门禁森严的紫禁城内却人影幢幢，空气里充满紧张气氛。伴随着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从东华门外匆匆闪进一干人，前簇后拥地抬着上皇朱祁镇，直奔那个专供皇帝“御门听政”的奉天门。当早朝的钟声响起后，在午门外待漏的大臣们鱼贯而入，于奉天门的丹墀下排班站定。此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高坐在龙头黻座上等待他们的，不是他们预期中的景泰皇帝，而是上皇朱祁镇！在武士们寒光闪闪的刀剑下，和他们虎视眈眈的目光里，大臣们倒身叩拜，山呼万岁。原来，在南宫被幽禁了七年的上皇朱祁镇，刚刚在右副都御史徐有贞、京营总兵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及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戴下，从多日卧疾病榻不能视朝的景泰皇帝手中夺回帝位，宣布重新登基。于是一夜之间，紫禁城便换了新主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紧随政变而来的是一场疯狂而血腥的政治报复和清算运动，经过这一番腥风血雨式的清算运动，朝中大臣被彻底重新洗牌，很快便再度确立了以英宗朱祁镇为核心的朝堂权力格局。
太和门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也是外朝宫殿的正门，始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当时称奉天门。嘉靖四十一年（1562）改称皇极门，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今名。光绪十四年（1888）被焚毁，次年重建。太和门在明代是皇帝“御门听政”之处，皇帝在此接受臣下的朝拜和上奏，颁发诏令，处理政事。
“夺门之变”不仅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明王朝的政治走向，也骤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不少人死于非命。英宗此后大开杀戒，把自“土木之变”以来被他视为与己不忠或对己救护不力的内外大小臣工，特别是在景泰朝掌握实权的文武大臣们，诛杀的诛杀，流窜的流窜。内阁辅臣中被杀的有大学士王文，六部长官中被杀的是兵部尚书兼少保于谦。余者或在施加杖刑之后，发配边疆充军；或在被削职为民后，遣归原籍[i]；只有少数元老大臣如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潆和工部尚书高谷等获允致仕，侥幸善终。
现役军职中也有无辜受株连者，在北京城保卫战德胜门一役中奋勇杀敌、多次打退瓦剌人进攻的都督范广[ii]便惨遭杀害，罪名是和于谦、王文等人勾结，意图谋立外藩，并伺机擒杀拥护上皇复辟的总兵石亨等人[iii]。连一年前已被褫夺了爵位和右都督军职的前昌平侯杨俊[iv]，竟也被锦衣卫缇骑逮入诏狱，于当月二十九日[v]这天被拉到北京西市处斩。
杨俊被杀一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因他彼时已无官无职，在家中闲坐了一整年，完全成了一个远离官场、不问时政，寻常出入舞榭歌台、酒肆饭庄的“富贵闲人”。然而显然有人仍惦记着他，在于谦、王文遇害后就迫不及待地把他也抓去砍了头。其子杨珍一个多月前才刚刚袭职成为新任昌平侯，此时也无辜受株连，不仅被革去世袭的爵位，还被发配到广西充军。然而加害者仍余恨未消，居然更雪上加霜，责令杨家偿还他们父子支领过的禄米，迫使杨俊的庶母李氏不得不出面请求朝廷恩准她出售家产以清偿此债[vi]。
那么是何人和杨俊有着如此刻骨的仇怨，乃至必欲杀其身、毁其家而后快呢？根据史料的记载，一心想杀死杨俊以发泄心头之恨的人首先是明英宗朱祁镇。此外，杨俊的同事、三千营总兵都督张軏和京营总兵武清侯石亨也各自出于私怨，从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和拥立他复辟的人联手锻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冤狱和血案，杨俊之死只是其中之一。史料中记载他被诛的罪名，有“对英宗不忠”说，有“党附于谦”说，但这些罪名都不足以说明杨俊之死的历史真相，那么杨俊之死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明英宗朱祁镇复仇，杨俊“父债子还”
《英宗实录》（正文中以下简称《实录》）对杨俊被杀这一悲剧性事件是这样记述的：
命诛前昌平侯杨俊。景泰初，俊为宣府参将，分守永宁、怀来，闻北虏欲奉驾还，密戒军士毋轻纳。及驾还，又言是将为祸本。俊又负气与张軏等素不相能，至是軏等数以俊为言。时俊已得罪罢侯家居，遂徵下锦衣卫狱。狱具，上曰：俊情罪深重，论法当凌迟处死，姑斩之；其子珍革爵，发广西边卫充军。（《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四，天顺元年正月甲午【即二十九日】）[vii]
据此知，杨俊获罪的缘由皆与英宗有关，罪名可以概括为“对英宗不忠”；然而定罪所依据的两件事全都发生在“景泰初”，应属杨俊的“历史”问题。这与范广被杀的缘由不同，后者被指控参与了牵连于谦、王文在内的所谓现行的“谋逆”活动，罪名是“党附于谦”。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国朝献征录》和《名山藏》亦将“党附于谦”这一罪名和杨俊之死联系在一起，显然是把范广被杀的罪名误植到杨俊头上了[viii]。今将《实录》记载的据以给杨俊定罪的两个具体事由详述如下，以见其牵强附会、罗织构陷之实。
一、“景泰初，俊为宣府参将，分守永宁怀来，闻北虏欲奉驾还，密戒军士毋轻纳。”
揆诸史实，“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曾多次到宣府和大同城下，要守将开门迎驾并拿出城中的官帑金帛，赏给捉拿他的异族侵略者[ix]，因此在五百余年后的明史爱好者笔下落了个“叫门天子”的雅号。有鉴于此，以郕王朱祁钰监国的朝廷为预防不测，在三日之内两次向边镇下达命令，要求守将们以社稷为重，如也先挟持英宗到城下叩关，不问真伪，一概拒纳。
第一次命令是于八月二十六日下达的，主要发给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等人。此前杨洪曾派人赴京奏报，说有人以英宗的名义给杨洪等人送来一张黄纸文书，杨洪担心“诈伪”，故派人把这份“御书”带到京城，请求朝廷“鉴别”。朝廷给他的答复是：
令谕昌平伯杨洪等：今得尔等差人送原来黄纸文书一张，众辨此文委系诈伪。或复有文书与人来到，不问真伪，一切拒之，毋堕奸计。（《英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酉）
第二次则在八月二十八日，此番命令的起因虽是对镇守大同广宁伯刘安奏报的答复，但随即也向沿边诸将进行了广泛传达。郕王此番令谕中特别提到“近者虏寇诈诱杨洪三次，洪皆不听”，即把杨洪树为面对虏寇设计诈诱而不上当不受骗的正面典型[x]：
镇守大同广宁伯刘安启：“臣出城朝见皇上，谕臣曰：‘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又谕臣：‘尔奏报皇太后，朕虽虏中，身体无恙。若再遣使臣，多赍表里物货前来给赏，可得早回；如来迟，恐深入虏地。’王令谕安曰：‘得报虏围拥一人，称是至尊，尔等俱出朝见，及与银两叚匹赏众。此盖虏寇设计诈诱尔等，尔等无知无谋至于如此，朝廷用尔镇守何为？中国惟知社稷为重！今后但有此等不分真伪，尔等决不可听信，以误国家。近者虏寇诈诱杨洪三次，洪皆不听。如尔等日后再听诈诱，罪不容诛，慎之！慎之！”遂以此意遍谕沿边诸将。（《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
景帝即位后，朝廷又分别于正统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和十二月初八日，两度重申这一政策，切戒沿边诸将在也先“胁要开关入城或召总兵镇守官出见”时，既不许轻易接纳，亦不许出城面见。如下：
九月十五日上谕，仍是发给以总兵官昌平伯杨洪为首的宣府守将的：
敕谕宣府总兵官昌平伯杨洪等曰：“皇太后命朕即皇帝位以安天下，尊大兄皇帝为太上皇帝。奈何虏寇往往使人假作大兄皇帝，到各边境胁要开关入城，或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尔等恐堕其奸计，故特驰报。尔等今后凡再有如前项诈伪到尔处，不许听信。（《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正统十四年九月壬辰）
十二月初八日的上谕，特别写明是发给“居庸关及宣府大同等处诸边将”的：
敕居庸关及宣府大同等处诸边将曰：“自土木师溃之后，也先累言送上皇还京，朕喜以为实。然三遣使赍书及金宝缯锦往迎，不见送来。十月，也先亲率人马犯京师，至土城外又言送上皇还。朕念至亲，立遣王复、赵荣出迎，虏意遂变，乃知也先欺诈。今闻又以送驾为名，显是欲来窥伺边境。倘彼复来，尔等其念宗社为重，固守城池，拒绝勿纳，毋堕虏计，以误国事。如其送上皇来，有喜宁随行尔等先诱喜宁入城，即时杀之枭首，示彼以见拒绝之意。如喜宁不来，必是欺诈，必无上皇，其仍前固守，拒绝勿纳。（《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甲寅）
正统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前，杨俊早已奉郕王密谕率部从边地内撤，驰援京师，随即受命戍守居庸关。十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裹挟上皇朱祁镇由紫荆关破关而入，兵临北京城下。杨俊坚守居庸关，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城保卫战。也先在遭到明军迎头痛击后不得不仓皇出塞。十一月底，杨俊奉调为宣府参将，负责分守永宁、怀来一带。《实录》及其它明代史料中皆无英宗在杨俊担任宣府参将期间（即自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底到景泰元年五月初这一时段）到宣府镇城或辖区叩关的记载。但北京保卫战后，也先屡屡放出风声，扬言欲再度兴兵护送英宗回京正位，杨俊极可能于此时在自己的辖区内，“密戒军士毋轻纳”。但当时其他边将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必定也会做出同样举动，何以杨俊一人日后会因执行朝廷的政策而被单挑出来接受惩罚呢？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其中必定另有他故。事实也确乎如此，杨俊被杀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和其父杨洪曾对英宗有过三次公开拒纳的行为有关。
“土木之变”后，英宗朱祁镇在也先的胁迫和唆使下曾在一日之内三次到宣府城下叩关，要守将出城迎驾。时任宣府总兵的杨洪下令紧闭城门，决意不予回应。杨洪在危急关头不计个人荣辱毁誉和安危得失而做出顾全大局的正确选择，不仅保住了宣府这座军事重镇，粉碎了也先欲以英宗为人质、欲轻易拿下大明一座边防要塞的白日梦，还因宣府密迩京师，对于京防具有特殊屏障作用，进而也保障了京城的安全。杨洪的做法可谓功在社稷，惠及生民，故得到郕王朱祁钰的明令表彰，但却因此得罪了“叫门天子”朱祁镇，后者从此对杨洪深为怀恨。
明代宣府即今宣化城，图为城中清远楼（钟楼）
景泰八年英宗复辟后，时杨洪已死，加上他生前功高望重，麾下将士包括两个侄子都在军中担任要职。考虑到巨大的政治成本，英宗没有触动他，却依照“父债子偿”的原则，必欲杀死杨俊以泄其私愤。故《实录》中提到杨俊于景泰初为宣府参将分守永宁、怀来时，“闻北虏欲奉驾还，密戒军士毋轻纳”的事由，只不过是英宗迫害杨俊的借口之一，而非后者执行自郕王监国以来朝廷制定的“拒纳”政策的必然后果。同时期边将中，大同总兵郭登在英宗叫门时亦声称：“赖天地社稷之灵，国有君矣！”而拒不开门迎驾，英宗虽也记恨他，但因郭登是勋臣之后，又是皇亲国戚，复辟后仅把他贬官而已。鉴于杨俊本人从未有过对英宗公开“拒纳”的纪录，只不过因其在宣府参将任上执行朝廷政策，在听说“北虏欲奉驾还”时，“密戒军士毋轻纳”这么个由头就遭枭首，可见英宗对杨俊用刑之重非比寻常，完全是出于对其父杨洪三次公开拒纳自己的恶意报复。
英宗对杨洪的报复不止于其子杨俊，还祸及其孙杨珍；表面上虽没有籍没杨洪的家产，却通过责令其家属赔偿禄米的方式使其家产荡尽。杨洪生前为明朝镇守北疆，戍边五十载，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土木之变”后不仅坚守宣府，保障了京师的安全。也先犯京师时，又以古稀之年率兵入京勤王，奋不顾身，转战千里。积功至封侯挂印，名重当世。身后却不仅爵位被夺，更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毕生功业付诸东流，他的不幸遭际令人扼腕，更令人寒心。
二、“及驾还，又言是将为祸本。”
“夺门之变”后，有人告发杨俊曾就上皇从漠北回归一事，发过“是将为祸本”的议论。有的史料记得更直白，说他把英宗归来，说成是“火(祸)种头来矣”[xi]。上皇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骑兵活捉遭拘押一年后，于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还京。杨俊时在京城提督三千营，和很多在京城任职的文武大臣一道出城迎驾，见证了英宗的狼狈回归。杨俊是否确曾于此时说过“火(祸)种头来矣！”这样对英宗“大不敬”的话，今已失考。但显然他的加害者咬定他在六、七年前曾说过这样的话，并把这一空口无凭、难以稽查真伪、形同捕风捉影的指控作为加害他的理由之一。
英宗自虏中还京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当时在朝野中外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京城里有的是多年在宦海摸爬滚打、善于观察风向的政坛“老江湖”，他们对于英宗还京后极可能出现的复辟暗潮绝不会全无预见，其中对现状不满或心存奢望的人，会在暗中支持英宗复辟。然而景帝的拥护者们则怀着“是将为祸本”的隐忧，建议景帝制定各种措施以防患于未然。但大多数人则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谁当皇帝都不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和前程，故“心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向背”，即便明知有人在暗中策划英宗复辟一事，也不会谏阻，更不会首告，而只是“伺衅乘机”，骑墙观望。
从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英宗还京之日起，到八年正月十七日“夺门之变”止，支持英宗复辟的暗潮一直在地下涌动。官史中没有正面记录英宗支持者的地下活动，但从景泰年间时而浮出水面的几个事件可以看出，这样的活动从未停止过。景泰三年（1452）秋七月，御用监少监阮浪被人告发暗中交通南城内使王瑶[xii]，欲助英宗复辟，两人结果都被景帝以涉嫌谋反罪杀死。然而首告者锦衣卫指挥卢忠不久竟也无厘头地获罪，被景帝另寻了个由头发配到广西柳州[xiii]。数年后，给事中徐正建议景帝为防范上皇父子宜采取更为严密的措施[xiv]，其中包括令上皇与废太子沂王一道出藩，实际上就是将他们父子逐出京城。然而景帝虽采纳了徐正的其它建议，如斫南宫城中树木，增高宫墙，加固宫门等，以阻断上皇和外界的联系，并加强对南宫的监控，但后来却又找了个由头把他也发配到辽宁铁岭卫充军。锦衣卫指挥卢忠和给事中徐正是少数肯站出来举报或提醒景帝防范英宗复辟的“吹哨人”，景帝对他们的不当处置，无疑起到了禁言的寒蝉效应，此后朝堂上、京城内，人人皆以言南宫事为讳，最终养成“夺门”篡位的祸乱。
图中标识的“南内”即幽禁上皇朱祁镇的南宫
杨俊虽在景泰朝屡遭打击和陷害，终至失去爵位和军职，但在政治上，他绝不可能属于拥立上皇复辟派。他深知父亲杨洪曾三次拒纳英宗，一旦英宗复辟成功，自己一家定会遭到报复。为了保护父亲免遭被复仇者开棺戮尸的厄运，景泰七年他便利用赋闲在家的机会，悄悄地把过世五年、早已安葬在北京西山的父亲杨洪的尸骨迁葬到口外赤城家族坟地里[xv]。此举表明，杨俊对于京城里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复辟活动应早有警觉，故即便他未曾说过“是将为祸本”这样的话，他确是怀有这种隐忧的。
杨洪墓位于赤城县城东南八公里外的白河北岸、寨顶山之阳，此处是杨氏家族墓地，旧有石望柱、牌坊，狮、猪、羊、马、文臣武将分列神道两旁。杨洪墓原在北京西山一带，由杨洪庶长子杨俊大约于景泰七年迁葬于此。
“夺门之变”发生时，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和太监曹吉祥里应外合，几乎完全掌控了京营和皇宫宿卫的兵权。因事先已把既不依附自己而又骁勇善战的杨俊和范广，一个完全排挤出局，一个限制使用[xvi]，所以在政变中才得以兵不刃血，在没有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阻力和抵抗的情况下就取得政变成功。这样的结局由不得令人发问：杨俊自景泰四年以后接二连三地遭人诬告加害，不断陷入牢狱之灾，直至最终被完全剥夺军职和军权，是否就是“夺门之变”复辟阴谋的前奏[xvii]？假如杨俊在景泰四年后没有被逐步排挤出三千营精锐骑兵和于谦新建的十团营领导层之外——杨俊是四团营总兵（约领六万兵力），其他二人则分别各领三个团营[xviii]——那么，石亨和张軏肯定会有所忌惮，未必敢趁景帝患病之际就轻举妄动，发动政变。而若无“夺门之变”的发生，则于谦和王文等一众文武大臣就不会人头落地，景泰帝本人在死后也不至于落个郕戾王的恶谥。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担任总督军务的兵部尚书于谦和景泰帝当时竟没有意识到杨俊和范广遭石亨、张軏等人联手打压、被排挤出京营重要领导岗位的严重后果，即导致军权失去制衡，令石亨、张軏集团一派独大，独掌兵柄，为他们在景泰八年发动兵变创造了有利条件。景帝和于谦任由这一局面发生而不加干预，对身陷是非的杨俊，仅凭家奴的告讦，在罪非谋逆、事涉隐私且为疑案的情况下，就将一员屡立战功、谋勇素著的大将废弃不用[xix]，无异于自斫手足，自剪羽翼，最终不免自食其果，但却噬脐莫及了。
于是从塞外归来的上皇英宗果然成为预言中的“火种头”，在南宫隐伏七年之后，在石亨、张軏等军头的支持下，凭借政变手段阴谋复辟，颠覆了自景泰朝以来于谦等人建立起来的相对清明而稳定的政治秩序，开始了一个在锦衣卫特务治下人人自危、言路闭塞、政局动荡的特殊时期，虽改元“天顺”，却政不通、人不和，不数年后就又发生了另一起几乎危及英宗本人皇位和生命的未遂政变——“曹石之乱”[xx]。也许杨俊真的预见了英宗复辟这场政治灾难的降临，把被也先放归的上皇朱祁镇视为“祸本”，但他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首先成为阴谋家在政变前处心积虑要除掉的绊脚石，更没想到，当政变成功后，自己跟于谦、王文和范广一道率先成为新政权奠基立威的牺牲品。
总之，杨俊之死，首先是英宗复位后大肆展开报复行动的结果，和于谦、王文、范广等人被杀同出一因。于谦在“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为了稳定人心，彻底挫败也先将英宗作为人质，要挟明朝的计谋，倡言“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力主郕王朱祁钰登基。在贪生怕死的英宗为了一己之私，不断到各边城叩关叫门的时候，严令守将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轻易开门迎纳。当也先以送英宗回京正位为由而兵临北京城下时，于谦坚决主战，亲自督兵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将侵略者逐出关外。但于谦的积极主战使原本指望景帝与也先缔结城下之盟，以换取自己获释的英宗望阙兴叹，不得不在蒙古人的裹挟下再度狼狈出塞，所有这些都使英宗深恨于谦。“夺门之变”后，为了杀于谦泄愤，便锻造了一个于谦和王文等人“图为不轨，纠合逆旅，迎立外藩”的冤狱；范广则是被当作“逆旅”的代表而被一网打尽的。因杨俊彼时已失去兵权，很难再以"党附于谦”的罪名将他纳入同一个罪案中，于是便以他曾密诫军士拒纳英宗和毁谤圣上为“火种头”这两个事由给他罗织了“对英宗不忠”的罪名。
然而杨俊本人和英宗并无宿怨，他实际上是为偿还父亲杨洪曾在宣府城下三次公开拒纳英宗的历史旧账而死的。《实录》出于为英宗隐讳的目的，自然不会写得如此直白，反而把迫害杨俊致死的责任推到都督张軏头上，称：“俊又负气与张軏等素不相能。至是軏等数以俊为言，时俊已得罪罢侯家居，遂徵下锦衣卫狱。”给人造成英宗诛杀杨俊皆因张軏等人不断进谗言的印象，从而为英宗在“夺门之变”后衔恨报复，以“莫须有”罪名大开杀戒的滥杀行为开脱责任。
那么张軏和杨俊之间又有什么恩仇，以致于在“夺门之变”后，他也趁机落井下石，必欲置杨俊于死地呢？（待续）
[i]“命斩于谦、王文、王诚、舒良、张永、王勤于市，籍其家；谪陈循、江渊、俞士悦、项文曜充铁岭卫军；罢萧镃、商辂、王伟、古镛、丁澄为民。”（《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四，天顺元年正月丁亥）
[ii]“范广，辽东人。正统中嗣世职，为宁元卫指挥佥事，进指挥使。十四年，积功迁辽东都指挥佥事。广精骑射，骁勇绝伦。英宗北狩，廷议举将材，尚书于谦荐广。擢都督佥事，充左副总兵，为石亨副。也先犯京师，广跃马陷阵，部下从之，勇气百倍。寇退，又追败之紫荆关。录功，命实授。俄进都督同知，出守怀来。寻召还。景泰元年二月，亨出巡边。时都督卫颖统大营，命广协理。三月，寇犯宣府。敕兵部会诸营将遴选将材，佥举广。命充总兵官偕都御史罗通督兵巡哨，驻居庸关外。数月还京，副石亨提督团营军马。亨所为不法，其部曲多贪纵，广数以为言。亨衔之，谮罢广，止领毅勇一营。广又与都督张軏不相能。及英宗复辟，亨、軏恃‘夺门’功，诬广党附于谦，谋立外籓，遂下狱论死。子升戍广西，籍其家，以妻孥第宅赐降丁。……成化初，廷臣讼广冤。命子升乃袭世职。广性刚果。每临阵，身先士卒，未尝败衄。一时诸将尽出其下，最为于谦所信任，以故为侪辈所忌。……”（《明史》列传第六十一《范广传》）
[iii]“执司礼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于禁中，出付锦衣卫狱。羣臣言：诚等串同都督黄<王厷>，构成邪议，更立东宫。寻又谋迎已出汪后，又与少保于谦、王文等图为不轨，纠合逆旅，迎立外藩，俱坐谋反，凌迟处死。丙戌命斩于市，籍其家。”（明王世贞撰《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一，中官考二，天顺元年正月壬午）又，“比因景泰皇帝不豫，在廷诸臣请立皇储，而谦文诚良永勤意欲外向，已见群情迎复皇上，乃图纠合逆旅，欲擒杀总兵亨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帝纪部汇考》一百四十二，明十《英宗本纪》）引文中提到的“逆旅”即指范广。
[iv]“（景泰七年二月）宥昌平侯杨俊死，削其官闲住，以法司辩其强奸庶母罪可疑也。”（《明实录类纂》河北天津卷P.488）。
[v]有关昌平侯杨俊被杀日期，《明史》和《英宗实录》皆记为景泰八年春正月(即天顺元年正月)甲午即二十九日。
[vii]其它史料尚有：“俊初守永宁、怀来，闻也先欲奉上皇还，密戒将士毋轻纳。既还，又言是将为祸本。及上皇复位，张軏与俊不协，言于朝，遂征下诏狱，坐诛。夺珍爵，戍广西。宪宗立，授龙虎卫指挥使。”（《明史》列传六十一《杨俊传》）又：“俊初守永宁、怀来，闻额森欲奉上皇还，密戒将士毋轻纳。及驾还，又言是将为祸本。至是张軏与俊不协，言于朝，遂徴下狱，坐诛。质实: 永宁城在今延庆州东四十里，明永乐中置永宁县，寻于县置卫，今并废。”（《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杀昌平侯杨俊》）
[viii]“天顺元年，石亨坐俊及骁勇都指挥范信（广）等附于公，斩西市。”（《国朝献征录·昌平伯赠颍国公杨公洪传（杨俊附）》）；“俊先以擒叛者喜宁功升都督，坐罪论死，得降都督佥事，嗣侯。卒复坐法当死，失侯，子珍嗣。天顺元年，坐党附于谦，伏诛。”（《名山藏·昌平伯》）
[ix]《英宗实录》对此有多处记载：一、“癸亥，虏众奉车驾次雷家站，以锦衣卫校尉袁彬来见。上问能识字否？彬对曰能，遂令侍左右。是日，命彬以书与千户梁贵回京取九龙蟒龙叚匹，及珍珠六托，金二百两，银四百两，去赐也先。”（《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二、“甲子，也先闻车驾来，惊愕未信。及见，致礼甚恭，奉至宣府城南，传旨谕杨洪、纪广、朱谦、罗亨信开门来迎。城上人对曰：所守者，皆皇上城池，天暮不敢开门。杨洪已别往。乃移跸涉宣府河而北。……上遣喜宁至京，同通事岳谦等赍所需金珠彩币以往。”（同上，正统十四年八月甲子）；三、“戊辰，虏奉车驾次大同，遣袁彬持驾牌往告以土木败兵之事。城中以吊桥取彬入，广宁伯刘安出见。上曰：汝等勿疑，朕汝主也。安伏哭于前。时虏惟二十余人随侍。上谓安曰：令通事一人来。安入城令通事及彬出。虏酋伯颜帖木儿得知院于上前求赏赉。少顷，都督佥事郭登具衣冠，同大小官员人等出见。登伏哭曰：六军东归，孰料至此？上曰：将骄卒惰，朕为所误，复何言！因问大同库内钱物几何。登对曰：有银十四万两。上命取二万二千两至，以五千赐也先，以五千赐伯颜帖木儿等三人，余散虏众。时，上谈笑自若，神采毅然。登等相谓曰：圣主可谓处困而亨者矣。”（同上，正统十四年八月戊辰）；四、“上命袁彬入大同城取赏赉物，得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内官郭敬家赀，及三人蟒龙衣，并指挥千百户所共出衣服彩叚，以赐也先等。又置酒以劳其众。”（同上，正统十四年八月己巳）
[x]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景泰初赐边臣敕》里也记录了郕王于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给沿边诸将下达令谕一事：“正统己巳八月十五日，上北狩不返，十七日报至京师，十八日景帝以太后命监国，至二十八日令旨，谕镇守居庸关内臣潘成、都指挥孙斌、员外郎罗通：‘今得镇守大同等官报虏寇围拥一人，到彼城下，称是至尊，都出朝见，及与银两锻疋赏众等因。此等无谋无知之人，听其诈诱，已令人去责他，不许再蹈前失。谕至，尔等只依前谕，不可如彼轻信。中国惟知社稷为重，尔守将等只知为国守关为重。今后若有此等不分真伪，切不可听虏诱诈。慎之慎之！’故谕上钤郕王之实。此时监国才十许日，而有‘只依前谕’之语，则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许再蹈前失’，又云‘不分真伪’，明示以睿皇再临边，必当拒回明矣。而‘社稷为重’一语，早已布告边将。则监国登极以后，自然全以此言折虏谋。乃其后独归罪于肃愍、王毅愍，不亦冤哉！罗通寻升右副都御史，总督军务赐敕，遂居内官潘成之前矣。通筮仕为交趾清化知府，后谪广西河泊所官，路遇异人授以兵书曰：‘己巳之难，需公大用。’其言果验。亦异矣！”文中指出，在八月二十八日下达令谕之前，郕王已向边将发过一个“前谕”，告诫边将“不可如彼（指大同守将——笔者注）轻信”。此证，在“土木之变”后十二日内，朝廷曾两次下达命令，严令边将对被俘的英宗实行“拒纳”政策。
[xi]“考《实录》，则俊为杨洪庶长子也。于谦既论劾下狱，寻复右都督，统京营兵。洪薨后，嫡子杰袭封，俊复坐事下狱，降都督佥事。杰死无子，俊复袭封侯。景泰末，复以家人首告其欲奸父妾等罪革爵。子珍袭。天顺元年，上以其为参将时勒所部闭门不迎驾，且云火种头来矣，为石亨所闻，衔之。复为太平侯张軏所构，坐斩。子珍谪戍，至成化初复京卫指挥使。”（《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四，史乘考误五）
[xiii]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复辟后，阮浪被追赠为御用监太监，卢忠则被凌迟处死。
[xiv]《万历野获编·景泰间逆党》记：“原任给事中徐正，先于景泰时，请密见言事，帝许之，乃奏迁上皇及故太子今封沂王于沂州。帝不怿，谪为云南经历。恋妓不行，又谪铁岭卫军。上皇复位，命凌迟于市三日，此人所知也。”
[xv]杨洪卒于景泰二年九月，彼时赤城等口外八城尚未收复，故葬于北京西山一带。口外八城经都督孙安和右参政叶盛经画，在景泰五年才完成重新修复工作，并驻兵防守。景泰五年杨俊表弟周贤始代孙安镇守独石、马营等地。笔者推测，赤城杨洪墓之修建，很可能在周贤镇守期间，他必定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予以协助。杨俊一向公务繁忙，加上屡遭刑狱之灾，应在景泰七年二月被夺爵削职、居家为民后才有空主持父亲的迁葬事宜。杨洪侄杨信在注明重刻于成化十一年九月九日的陈循撰杨洪神道碑（原文写于景泰三年）碑阴一文中称：“伯父颖国武襄公薨，葬于京都西山之原，后从兄昌平侯俊迁葬于关外赤城，其神道碑未克移焉。”此证杨俊确有为父迁葬之事，但未及将神道碑原碑迁移到关外就遇害身亡了。杨信感念伯父教养自己的恩德，同时也想帮助从兄杨俊完成未尽的孝道，就于成化元年十月，在迁葬于赤城家族墓地的杨洪墓前立了两通石碑，一通刻着由时任大同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越重新撰写的杨洪神道碑碑文，另一通则刻写着由大学士陈循于景泰三年撰写的神道碑旧文。杨信自撰碑文就刻在后一通石碑的碑阴。
[xvi]范广生前和京营总兵石亨及三千营都督张軏不协，原本担任石亨的副手，提督团营军马，因遭二人谮毁，止领毅勇一营。
[xvii]景泰四年是杨俊命运的转折之年，其厄运始于在永宁卫杖责都指挥姚贵（总兵石亨私党，杨俊因此间接得罪了石亨）一事。这一年，外有姚贵、叶盛参奏，内有言官交章弹劾，加上石亨、张軏等人居中谗谮，杨俊遂遭降职处分，由右都督降为都督佥事。此后又频遭家奴首告，遂于景泰七年二月遭夺爵，并废弃不用。
[xviii]景泰三年，杨俊一人负责分督四团营，掌握着明帝国最精锐兵力，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记录杨俊督领团营的史料有如下几处：一、“团营初设，命俊分督四营”（《明史》列传六十一《杨俊传》）；二、“景泰三年，总督少保尚书于谦、总兵武清侯石亨等议，选精兵十五万，分为十营，太监阮让、都督杨俊提督四营，太监陈瑄、卢永，都督郭震、冯宗各提督三营，俱听谦、亨及太监刘永诚、吉祥节制（按此内臣坐营之始也）。”（《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中官考一）；三、“景泰三年，立十团营，以太监阮让，都督杨俊，提督四营；太监陈瑄、卢永，都督郭震、冯宗，各提督三营；俱听于谦、石亨及太监刘永诚、曹吉祥节制。”（《明会要》卷三十九，职官十一，宦官）
[xix]旧唐书《张镒传》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自有他人论之，岂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后，奴告主者皆不受，尽令斩决。’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乱之渐不生……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诏曰：准斗竞律，诸奴婢告主，非谋叛已上者，同自首法，并准律处分。”可见，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出于维护“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的礼法等级秩序，对于“奴告主”案件一般不会轻易采信。明代昌平侯杨俊却在“奴告主”的疑案中遭中伤而身败名裂，失去爵位和军职：“都察院论昌平侯杨俊烝父妾斩，移审大理寺，俊輙不引伏，于是命三法司曹诸大臣群鞫之，辩俊欲烝未成。狱上，诏曰：俊虽丞庶母未成，终为败伦伤化，具论如律，严锢之。”（《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九，景泰六年冬十月丁未）另：“宥昌平侯杨俊死，削其官闲住，以法司辩其强奸庶母罪可疑也。（《英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三，景泰七年二月乙丑）
[xx]明英宗南宫复辟后，石亨、曹吉祥因迎复之功而受到宠信，权势日重。石、曹二人相互勾结，图谋叛乱，这一事件史称“曹石之乱”。最后，石亨坐狱瘐死，曹吉祥被磔刑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