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杨畋不仅才华横溢，为人称颂。他的品德操守也极为高尚，堪称典范。我们可以在众多史料中清楚地看到杨畋为人处事的真诚、包容、公正的高风亮节，忠于职守、担当尽责的爱岗敬业精神以及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
——七、杨畋操守
高越
杨畋不仅才华横溢，为人称颂。他的品德操守也极为高尚，堪称典范。我们可以在众多史料中清楚地看到杨畋为人处事的真诚、包容、公正的高风亮节，忠于职守、担当尽责的爱岗敬业精神以及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
一、真诚包容，无隙无嫌
杨畋（1007—1062）为人处事的一大特点是真诚包容，好贤乐士，从不与人结私怨。王陶在《杨畋墓志铭》中称他“与人交，有生死同休戚之义。好贤乐士，闻一善言，终身敬其人。刚严自持，虽交亲至厚，不敢开一言以私”。更不以自己脾性好恶划定朋友圈。他的朋友圈很广，层次很高。有比他大21岁的胡宿（986—1067）、大18岁的范仲淹（989—1052）和大9岁的宋祁（998—1061），也有与他同庚的欧阳修（1007—1072），还有比他小32岁的苏辙（1039—1112）、小21岁的沈遘（1028—1067），小14岁的王安石（1021—1086）等，当时政界、学界的名流，许多是杨畋的朋友，甚至是忘年知己。
王安石生于1021年，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比杨畋中进士晚十二年。加上杨畋从政业绩和与名流交往，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地地道道可以称得上是王安石的学长。然而，王安石才华横溢，为人高傲，从不轻易赞赏他人。他听别人说，杨畋人品才学很是了得，但未曾与杨畋有什么深交。后来因为一次科考，使这两个名人走在了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嘉祐六年（1061），杨畋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知谏院，王安石时任知制诰，显然杨畋的资历、职级在王安石之上。这年科考，他俩同时被任命为详定官。当时科举考试组织的十分严密，皇帝也十分重视，政界、学界优秀人才经过严格筛选才能定为考官。考官又分为三个所：即考校所、覆考所、详定所，共有18名考官，其中有点检官2人，进士初考官司马光等4人，进士覆考官4人，点检官2人，对读官6人，杨畋、何郯、王安石3人同是详定官。
考试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至三月九日结束。期间所有考官都必须住在考院，大门被锁着，不得与外界联系，以防泄密。仁宗皇帝几乎每天都去视察，赏赐给考官们酒食果品。
最后一天要确定哪份卷子为状元，初考官与覆考官意见不同，送到详定官定夺。杨畋主张按老办法定，即从两份卷子中确定一份，王安石觉得报上来的两份卷子都不理想，要另定。两人为此争执不下。弥封官朱从道说：“开封城里，十天前就传说本科状元是王俊民，那是前世定的，何必争呢？”，最后杨畋和王安石报奏让仁宗皇帝定，仁宗赞同王安石的意见，揭开弥封果然是王俊民。从此以后，详定官有权重新定名次。可惜这位新科状元实在是命薄，二年后因吃错药突然死去，年仅二十七岁。
这次科考详定，杨畋与王安石在一起生活工作了十多天，且为定状元有过激烈争论，但他俩感情却大大增进了，甚至成为知己。杨畋的人品学识在这位才子心目中更为高大，见到杨畋本人比人们传颂的还要好的多，甚至产生了相见恨晚、不舍离开的情感，曾多次作诗，赞叹他俩在一起工作的快乐时光。
杨畋为人真诚、包容、率直的品性，在科考详定后又一次与王安石意见不相一致。同年（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朝廷命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就秘阁考试制科。所谓制科，是选拔特殊人才的考试，不常举行，考生数量极少，每次少则一人，多则三、四人。参加考生必须有高官推荐。这次考生有苏轼、苏辙、王介3人，其中苏辙是杨畋推荐的。考试题目是写6篇命题文章。评分办法为五等，一、二等是虚设，从来不评，实际上三等就是最高等级，等外就不合格。仁宗皇帝亲自主持了这次考试。苏轼得分最高列入三等，王介列为四等。给苏辙评分时出现了重大分歧。苏辙当时只有二十二岁，才华横溢，不谙政道。认为既然朝廷招用特殊人才，皇帝也要求直言时弊，那就放开写吧！在策论中直接指责仁宗“近岁以来，宫中贵姬以十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民心不归”。司马光和杨畋欣赏苏辙敢于直言，主张定为三等。胡宿认为此言大为不敬，坚决要求罢黜。仁宗感到为难，认为直言是他倡导的，现在因为苏辙写了直言的答卷不录用，让天下人怎么评论？宰相韩琦认为苏辙策文中暗讽宰相，但因仁宗之言，只好将他置之下等，列第四等，授商州军事推官。任命诏令应由知制诰王安石起草，王安石也不满苏辙所上的策文，拒绝起草授官制文。另一位知制诰兼考官沈遘认为苏辙之论是真心“爱君”，愿意为苏辙起草制文。此时，身为谏官的杨畋怕苏辙再次受到攻击，对仁宗说：苏辙是他举荐的，陛下能赦其狂直而收录他，这是天下的大好事，应该让史官记录下来。仁宗听从杨畋的建议，欣然同意将苏辙的策文收入史馆。苏辙被录用了，后来成为朝廷重臣（相当于副宰相）、文学大家，人们都称赞杨畋为人真诚、有眼光，他的包容大度，感动了皇帝，为国家选举了一名栋梁之才。
这次制科，在苏辙的录用上杨畋与王安石再次意见分歧，但毫不影响他俩相互往来、相互赞许的情感。嘉祐七年（1062）四月，杨畋突然病逝，王安石十分痛惜，深切怀念。亲自为杨畋的遗作《新秦集》作了序，对杨畋的家世家风以及杨畋本人的政绩人品、诗词文章作了高度而中肯的评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王安石后来官至宰相，又是著名文学家，人们把杨畋与王安石当作“君子和而不同”的典范传为佳话。
杨畋从来不计较别人对自己的批评，甚至是弹劾检举，更没有因为意见不同而结怨。他包容、大度的高风亮节在与欧阳修、余靖的相处中也得到了体现。
欧阳修与杨畋同年出生，又是同榜进士，可以说他俩是知交挚友。仁宗庆历年间，荆湖南路发生了猺人唐和叛乱的事件，朝廷命令杨畋领兵平叛。杨畋采取清剿和锐于杀伐的办法，使平乱取得明显战果。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和余靖坚决反对杨畋的平乱方略，多次上言撤换杨畋。结果是朝廷对杨畋做出了降职撤换的处分。一年多过去了，叛乱仍未平息，朝廷又启用杨畋平乱。杨畋领兵再战，终于平息了战乱。平乱自庆历三年（1043）十月始至庆历八年（1048）秋乱平，历经六年，欧阳修和余靖在仁宗面前“告”了三年，降职撤换一年多，但他从未对欧阳修、余靖等有丝毫的怨言，他们之间的友情反而更为亲密。皇祐二年（1050）六月，杨畋的父亲杨琪去世，皇祐三年（1051）十月，杨畋将其父和母慕容氏葬于河南洛阳杜泽源，欧阳修为其父作《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真实记载了杨琪的显赫家世、血脉传承、生平业绩、品性为人等，高度赞扬了麟州杨氏家族为国守边、保境安民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和忠勇、贤孝、好学、敬业的优良作风，为后人研究杨氏家族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皇祐元年（1049）广源州发生了侬智高叛乱，江南、福建等路发兵防犯，均不能治。皇祐四年（1052）六月，侬智高乱军攻城略县，建国封官，公开与宋廷对抗，成为西南边患。朝廷紧急启用余靖和杨畋平乱。这个余靖就是几年前与欧阳修奏请朝廷降处杨畋的主推手，此次平乱，使他俩成为搭档。在平侬智高叛乱中，俩人的运势结果大不相同。余靖跟狄青征讨侬智高大获全胜，多次受奖升官，狄青官至枢密使，余靖官至枢密副使。而杨畋则很是背运。杨畋于皇祐四年（1052）六月奉命出征，至九月刚与侬军展开作战，朝廷认为杨畋进军迟缓，征战不力，撤掉军职，于九月十四、十五日两天内接连两次降职，甚至到皇祐五年（1053）正月，侬智高乱已被狄青平定，还有人弹劾杨畋在平侬智高乱时“处事乖方，后师逗留”，朝廷又第三次给杨畋做了降职处分。杨畋对此没有作任何申辩。相反许多朝臣如胡宿、刘敞、欧阳修还有余靖，极力为杨畋辩解，奏请朝廷恢复杨畋官职，重用杨畋。余靖还于至和元年（1054）二月，为杨畋请命复官，甚至提出他愿意将朝廷所授给他的集贤院学士及儿孙恩泽回纳朝廷，以换取杨畋复官。余靖等的慷慨执言起到了作用，这年三月后，杨畋的官秩开始回升，为屯田员外郎仍直吏馆，嘉祐三年（1058）任三司户部副使，官阶也升为吏部员外郎，后又升至知制诰兼侍读，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兼读。杨畋终被朝廷重用，余靖功不可没。
苏辙于嘉祐六年（1061）八月，在杨畋的大力举荐与支持下进士及第，由此与杨畋结下知遇之交。嘉祐七年（1062）五月杨畋病逝。在重病期间，苏辙常常侍奉在杨畋身边。据苏辙所记，杨畋从不计较他的官职、钱财和妻儿往后的生活，只说：“死矣，将以寂灭为乐”。杨畋去世后，苏辙很是悲痛，深切回忆说，他认识杨畋于三年前，三年中相见了数十次。杨畋比他大三十多岁，地位也比他尊贵的多。但杨畋并不嫌他幼下。见了苏辙总是说说笑笑，从不厌待，根本看不出杨畋有比自己年长且贵的情况。显然，杨畋早已把苏辙看成是他的忘年知己了。
杨畋的好友宋祁赞杨畋：“气涵先党，道肖至和。薄三代以搴英，溯九流而质要。”（宋祁《景文集》卷五十六）
杨畋与当世名流成为终生朋友而无一反目，探其原因是他真诚包容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公正的超大气度得到了精英大众的普遍认知。正应了“诤友若金”、“道合则友”、“友以辅仁”的古语，处事交友皆如此。
二、忠于职守，担当尽责
杨畋历经多次降贬，但他从未埋怨朝廷，自己也没有消极懈怠、自怨自艾，而是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对待工作极为认真，王陶在《杨畋墓志铭》称他“公为吏奉法，小心谨畏，循绳墨，不敢失毫厘。夙夜素检，常若不及。及当官，争辨公家是非利害不屈挠。位执立朝，议论刚正不回。”“每奏事，必发封数四而后上之。”（《宋史》卷300，页9966《杨畋传》）。不按规矩徇私办事，就是皇帝的旨意也不行。嘉祐五年（1059）十一月，仁宗要提拔两名外戚李珣和刘永年。李珣由均州防御使提拔为相州观察使，刘永年由单州团练使提拔为齐州防御使。时任知制诰的杨畋坚决不同意，不肯起草制文，并且上言仁宗说：“祖宗故事，郭进戍山西，董遵诲、姚内斌守环、庆，与强冠对垒各十余年，未尝有转官移镇之宠，盖谨重名器，必须平寇难，静方隅，然后俾之迁改。今珣等无尺寸裨补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谓陛下忽祖宗谨重名器之训，开亲戚自侥幸之门，曲缘私恩，轻用王爵。后若有扞冦之功，复以何官赏之？臣是以不敢命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2，页4648，嘉祐五年十一月丁亥条。《宋史》卷三百，页9965，《杨畋传》）仁宗起初执意要办，命其他知制诰草制，但范镇上言支持杨畋，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嘉祐六年（1061）初杨畋改任知谏院，并由天章阁待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杨畋发现皇城司有贪赃枉法、庇护杀人犯的嫌疑，与司马光一同上奏，要求严劾皇城司。仁宗听从他们的建议，严查核实后将涉案的皇城司亲事官决仗配下军。
仁宗女兖国公主嫌其夫李玮貌陋姓朴，瞧不起。公主乳母韩氏偏向公主，从中挑拨离间。公主常与内臣梁怀吉饮酒玩乐，婆婆杨氏在一次偷看中被公主发现，公主大为生气，将杨氏痛打了一顿。就这还不解气，夜开禁门，将其“委屈”诉至仁宗。仁宗于嘉祐七年（1062）二月，做出决定，将涉嫌挑拨公主与驸马关系的内臣梁怀吉等及公主乳母韩氏等人逐出宫外。公主更不高兴，以自杀、放火烧住宅等极端方式，逼仁宗将梁怀吉、乳母等召还回宫。仁宗爱女情深，答应召还。身为知谏院的杨畋坚决反对，与另外两位谏官司马光和龚鼎臣，力谏仁宗不要听从公主的话，仁宗起初执意不听，后经杨畋、司马光等坚持劝谏，仁宗于是年三月，让公主与李玮离绝（离婚），并责降兖国公主为沂国公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页4741，4743，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三月壬子条）杨畋反对仁宗事例还有很多，但他都是出于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杨畋去世后仁宗很是惋惜，对他的亲属抚恤有加，称他是尽忠尽职尽责的好官。杨畋死后，王安石在给他《新秦集》作序中对他忠直人品大加赞扬，称他：“为文庄厉谨洁，类为其人”，“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称赞他写的文章和做人的风格一样，对自己要求很严，人品高尚，廉洁奉公，最为可贵的是敢于直言，无所顾忌，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王安石《临川文集》卷84）
杨畋一生，对其升降荣辱不曾有一言半语的辩解和申述，更没有对弹劾、斥责他的人有丝毫的抱怨，然而在涉及国家利益、处事公正面前则直言不讳，坚持原则，乃至与当朝皇帝仁宗也多次“过不去”。探其缘由，与他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不无关系，正应了那句古语：无私即无畏。
三、廉洁奉公，不留遗产
为官清廉，是弘农杨氏的优良传统。东汉太尉杨震是杨畋的先祖。其在上任东来郡太守路过昌邑县时，他在任荆州刺史时举荐、时任昌邑县令的王密暮夜携金赂震，希望杨震能够再次提拔重用他。杨震不接受，并且批评了王密。王密辩称夜暮无人可知，可以笑纳。杨震更为严厉地批评王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能说无人知晓？王密羞愧地退了回去。后来杨震夜暮却金的故事传了出去，弘农杨氏命名为“四知堂”杨氏，清白传家为杨家祖训。杨震一生清廉为官，刚直不阿，两千多年来被人们称为廉洁奉公的典范。直至当下，位于陕西省潼关县的杨震陵园被国家确定为廉政教育基地，无数干部学子都到此处接受廉政教育。弘农杨氏清白传家的优良传统更具时代意义，继续发扬光大。杨震去世近千年后，他的后裔杨畋再次成为北宋王朝廉洁奉公的典范。
杨畋位高权重，在朝廷影响很大。然而，他个人的生活则十分简朴。即使是招待贵客，也只上果品蔬菜几个，平时只是吃饱而已。至于置办家产，更是没有这种想法。他的字为“乐道”，为人做事真有“安平乐道”的风骨。他死时家无余财，身后萧条，只以故衣成殓。《宋史·杨畋传》载：“自奉甚约，为郡待客，虽监司，菜果数器而已。及卒，家无余财，特赐黄金二百两。”（《宋史》卷300，页9966《杨畋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页4761，嘉祐七年五月己酉条）。王陶在《杨畋墓志铭》中载：“月奉裁自给，余尽以分吏士。家无宿储充如也，平生寒暑，所衣周身而已。椸架未偿有余制，及死之日，殓无新衣，贫至无以葬”。
杨畋贫穷离世，就连最为简约的棺木老衣也置办不起，这在他的朋友圈和朝廷引起极大的悲痛。当时他的后妻娶过刚三年，年仅24虚岁；弱子祖仁仅出生8个月，真是孤儿寡母，简直是一贫如洗，只能让杨畋穿着生前的旧衣服成殓。他的好友李朋寿、王素、陶弼等纷纷捐资抚慰。王素还将杨畋死后无钱下葬的贫困境况报奏给仁宗，请求仁宗恩恤。仁宗感念杨畋功绩，即命内臣赐杨家黄金百两，还特别吩咐所派的内臣，不得接受杨畋家属的回赠。另外宋廷追赠杨畋为右谏议大夫。除特赐黄金200两外，本来在端午赐给经筵官的御飞白书扇，亦遣中使特赐给，命置放在杨畋的灵柩处。因宋廷厚赐及杨畋友人所赠，杨畋得以较为体面的安葬，其遗属也得以克养。（李裕民主编《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61页何冠环文）。苏辙在为杨畋所作哀辞并序中高度赞扬了杨畋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和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辞曰：“嗟呼，杨公归来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温。生年五十六，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怜尔，赠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贪。平生不为恶，死而有遗爱兮，虽亡则存。家本将家，有功而不坠兮，配祖以孙。为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无憾，而人为悲卒。嗟乎，杨公归来兮，家有弱子恃尔神。”（《栾城集》卷二十八，页424—425）可以看出苏辙和他的朋友们对杨畋清贫离世是何等的悲伤！对朝廷厚赠和朋友资助，使杨畋得以较为体面的下葬、他的遗孀和幼子往后生活也有了基本保障而感到欣慰。
杨畋一生清正廉明，在当时是被人称颂的举国典范，他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在当下，党中央号召廉洁从政，建设廉洁政府，研究杨畋高风亮节，弘杨畋清正廉明的优良作风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