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癸巳（二十日），潘美（奏）言： 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寇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
二 杨业抗辽雁门关之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癸巳（二十日），潘美（奏）言： “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寇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众。”［ １７］（卷２１,３１４－３０８）
《宋史》记载：
会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而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２０］（卷２７２，９３０３）
前此举列宋以来早期文献就此役参差多有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可谓记载较详悉亦即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两者既具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宋辽雁门之役，面对强大而来势汹汹之敌，宋主将潘美正面防堵，副将杨业率领轻骑出西陉，由小陉绕道敌后入雁门，出其不意，突然背击，与潘美形成前后夹击，予敌以毁灭性打击；不同点在于，在此役起了决胜作用的杨业所率领的轻骑是“数百骑”还是十倍于此的“数千骑”？依照一般军事常识，完全可资设想，倘若杨业仅率领数百骑而成功阻遏以至毁灭性打击强敌十万之众——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对于久经沙场、谙熟兵机而一向战必胜攻必克的“杨无敌”，断不会如此盲目地孤注一掷，甘冒此成功系数几近于零的风险。我们认为，《长编》当初“数百骑”之说，或出于潘美上奏显己隐人，抑或“数百骑”为“数千骑”之笔误，后世则以讹致讹而已；《宋史》之修，前已述其详，尽管多所纰缪，毕竟它还是多取材于宋《国史实录》，说其“数千骑”不妄，更有当时就已有杨业“领数万精兵”之说，［２０］（卷２７２,９３０４）他如今率“数千骑”仍属其“轻骑”，何必仅以“数百骑”冒险？——可资佐证。
雁门之役战场态势：宋军由三交口（今太原市尖草坪区东南境古城，一作十里铺17）北上代州（今代县），面对辽军十万步骑南犯雁门关，潘美统主力正面迎敌；杨业率领数千轻骑北出西陉，取山间小陉迂回至雁门关北口，南向突然奇袭，与正面的潘美形成夹击，致辽军一派混乱，溃不成军，遂被一举击溃。
西陉，即西陉关，今雁门关西南5公里太和岭上当地称谓“铁裹门”18。地当北纬39°09′，东经112°48′，海拔1625米。一方石质地貌，鞍部地形，古来历代人工凿开的一条西南—东北向顶宽30米、底宽3米、谷深20米、进深50米的巨大壑口，底部石条平铺成路。称谓“西陉”，正可谓名副其实。
当年杨业北出翻过西陉后，“由小陉至雁门北口”。从日前野外考察所闻见，受地形限制，他惟有继续西北行，循白草沟（河）一线之赵庄、白草口、柳林、（山阴）油坊诸村，出山口至旧广武村。旧广武当东经112°46′，北纬39°13′，海拔1150米。铁裹门至旧广武一线10公里，大凡呈一条河谷。杨业舍此固无其他选择，是以“小陉”即白草沟。他继由旧广武折东循太和岭山根2公里至新广武村。新广武当东经112°48′，北纬39°13′，海拔1196米。由新广武再循广武沟（河）一路东南行，复入代县，经后腰铺、大峪沟诸村至东陉——雁门关，亦呈一条与白草沟大体平行的长约8公里的山间河谷。这条广武沟开始时在新广武一带的谷口，地势尚相当开阔，宽约800米，循谷南下，愈接近雁门关愈狭窄，以至宽不到3米。河谷两厢石崖盘错，壁立陡仄，坡度达40°以上，其谷深相对高程则又达200米左右，可谓绝壁。这条峡谷却是军旅之行雁门关北口无可替代的孔道，又是大部队不宜展开，难能运动腾挪条件下奇袭的理想战场。当年10万辽军鼓 行进入广武沟后，沟谷越行越狭窄，越行越陡险，如此形势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当是时，前有潘美主力据关守险，横刀立马；后有杨业数千轻骑形同从天而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２４］（卷１,１９）堵住后路，突然发起猛烈冲击。辽军虽盛，却在广武沟的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只能如古来名将赵奢所说“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了，［２５］（卷８１,２４４５）尤其他们不知宋军虚实，陷入惊慌失措，一派狼奔豕突。不难设想，特别是一俟主将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多罗被斩于阵，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被生擒后，辽军更陷于群龙无首，简直成了乌合之众。惟其如此，10万之众不独战斗力一时顿失，更在混乱夺路逃命中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早已溃不成军了。日前置身其间，看看，走走，想想，就越想越深感，在如此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以数千轻骑奇袭10万之众而取得成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自然的，正是“见怪不怪”。在宋辽天险雁门关之战中，杨业以少胜多取得的传奇般的成功，不独在当时成为对恃强不可一世、节节南犯如入无人之境的辽军的一场沉重教训，以至“自是契丹望见（杨）业旌旗，即引去”；［２０］（卷２７２,９３０４）更对中原特别是北方长期遭受契丹侵掠、压迫、烧杀而坚持抗辽斗争的各地广大人民以极大地声援和鼓舞。
诚然，雁门之役宋军所以能以少胜多决胜10万辽军，特别是杨业以轻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奇袭的成功，原因自是多方面的：其一，辽军以精锐10万步骑攻一雁门关，自恃兵强势重有轻敌之心，显然未留失利余地，特别是对后路疏于防备，客观上为杨业轻骑奇袭提供了可能。其二，潘美以主力正面严守雁门关，不言而喻并能造成某些险象险情，以至吸引辽全军的注意力，致其各部竞相一线立功邀功，造成后路空虚，进一步为杨业轻骑迅速扫清后路以有机可乘。其三，是诸因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前已述其详，8公里长的广武沟形势极其不利大部队展开——运动腾挪，却偏偏利于轻骑奔袭的特殊地形。其四，杨业身为多年的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最谙熟雁门关地区的地形地情，以至连宋太宗都深知他“老于边事”而特地调他驻守当时宋辽对峙的西路战略重心代州的；［２０］（卷２７２－９３０３）加以杨业平生作战作风——“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２０］（卷２７２,９３０３）不言而喻，他在广武沟里一俟捕捉得戎机，就是稳、准、狠，穷追猛打，直至敌方一败涂地，取得完胜方罢。
三 杨业抗辽朔州之战
辽乾亨四年（982），景宗耶律贤卒，其幼子耶律隆绪即位，由萧太后摄政。宋廷一些大臣纷纷上书提出辽“母寡子弱”，正是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良机。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诏令分三路北伐。据《契丹国志》记载：“统和四年（986）春正月，宋遣曹彬等分三道来侵。曹彬趋涿州，田重进克飞狐、灵丘二县及蔚州，潘美克云、寰、朔、应四州。” ［２６］（卷７，３８３－６９９）《辽史》记载：统和四年“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１６］（卷１１,１２０）宋西路军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初，各路过关斩将、攻城拔寨，进展都相当顺利。西路则连拔云、应、寰、朔州，进抵桑干河一线。至夏，曹彬的东路军一再失利，伤亡惨重，太宗下令诸路班师，西路军返归代州。不久，太宗再令西路军护四州民内迁。当是时，契丹萧太后及其大臣耶律汉宁率10万大军南下19，首当其冲，复陷寰州，形势特别是西路为之一变。《宋史·杨业传》记载：
（杨）业谓（潘）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 “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２０］（卷２７２,９３０４）20
杨业的作战方案，固有两重涵义：其一，知彼知己，敌强我弱，鉴于10万辽军集中主攻云、朔，双方实力悬殊，且辽既重新夺取战略重镇寰州，更属乘胜之师，是以不能正面交锋而孤注一掷，只能在避免无益伤亡前提下因势歼敌。其二，朝廷明令护四州之民内迁，固无殊死决战辽军军令，是以以西路军有限兵力，在于通过独有的谙熟地情优势，确保四州之众安全转移。如果通过杨业所陈诸点位具体形势加以审视，其唯有久处代州、“老于边事”所独有的谙熟地情乃至精于布 阵，将如洞若观火。
杨业说“但领兵出大石路”。大石路：峡谷名，位于应县东南境，今称“大石峪”。大石峪呈西北——东南走向，北口在大石口村，中经赵家窑村，南口在大石堡村，全长22公里。大石口村，当今下社镇东南隅，地理坐标东经113°20′，北纬39°29′,海拔1133.1米。谷口俨然一天然石门，进入谷口东南行，谷宽由100米迅速缩至20米左右。山体为花岗岩，两厢壁立，高约百米，坡度45—90°。自谷口穿行5公里至赵家窑村，谷沟千回百转，日光不入，阴森晦暗，极宜人马隐蔽穿行。赵家窑谷底海拔1368米，由大石口至赵家窑5000米距离，落差达到234.9米。大石峪由大石口至赵家窑段最为险要，是整个峡谷的要害，最具军事腾挪、隐蔽保密的地理特征。大石堡今亦属应县，位于赵家窑东南17公里，当应县与繁峙两县交界之分水岭上，地理坐标东经113°26′，北纬39°21′，海拔1700米。自大石口至大石堡22公里，落差566.9米。一言以蔽之，如此甚于“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的大石路，若千军万马通过自是不可想象的，却是极宜弱势军民隐蔽运动。君不见，稍后谙熟河东地形和敌情的张耆也尝对宋真宗说：“宜密谕代州，使自云、应、蔚至者由大石路入，自朔至者由土墱入，余间道皆塞之以示险。”[20](卷290，9710)是以杨业说“但领兵出大石路”，这是很自然的。
杨业说“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峪”。其一，当时辽军已进抵朔州境，乃至已重新夺取寰州，而大石路既是代州北通云、应、蔚三州的可行捷径，大石路西北出17公里即可达应州城。这就是说：宋军至应州，不独可接应、掩护朔州民进入大石峪南撤；而且将造成截断辽军北归退路的态势，必将造成其恐慌，乃至打乱其整个部署。其二，宋军抵达应州，不言而喻，势必进而抢占历来兵家所必争的战略要地黄花岭高地——这是前此历代兵争一再证实了的。诸如：北魏孝昌元年（525）杜洛周破斛律金于黄瓜堆；北齐天保五年（554）文宣帝高洋大破蠕蠕于黄瓜堆；唐垂拱三年（687）黑齿常之大破突厥于黄瓜堆等等。黄花岭，亦称黄瓜堆、黄瓜阜、黄花山、黄花梁。它东濒桑干河与应州城相望，西接洪涛山脉，北控云州，南拒朔州，呈东北—西南走向，周回70公里。地理坐标当东经112°18′至113°11′，北纬39°18′至39°40′；海拔东部山岭1163米，西部山岭1108米，相对高差不过55米，属低山丘陵地形。这道山梁于崇山峻坂中，却是一高阜，又相对平阔；既适于大兵因势野战，又宜守难攻。倘若宋军到达应州进而抢占了黄花岭，那对辽军就更是致命的了。
石碣峪：峡谷名。北起当今朔州市朔城区南境沙塄河乡西南境下石碣峪村，为峡谷北口，由此逶迤东南行，历经当今朔城区下石碣峪村、上石碣峪村、宁武县寺儿岩、贾家窑、薛家洼、李子树梁、西红河、原平市赤泥泉、碗架板、段家堡、红池、直庄沟、尚家窑、石墙等3县市10余村，石墙为峡谷南口，长约40公里。其形势大体一如大石路，也是古来一条西北由云、朔诸州东南通代州的适于隐蔽运动的穿山谷道。
按：下石碣峪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2°25′，北纬39°09′，海拔1252.5米；上石碣峪村东经112°25′，北纬39°07′，海拔1740米。下、上石碣峪距离5公里，高差87.5米。这段山路属黄土冲沟地貌，有沟而不深邃，尚属易行。自上石碣峪南至贾家窑7.5公里，坡降120米。峡谷东为华盖山，海拔1769米；西为翠屏山，一作禅房山，海拔2014米。山体石质，峡谷底宽3至10米，两厢石崖陡峭，坡度皆达45°以上。置身峡谷，仰望山顶，俨如井底观天，相对高差一般在450米左右。从一方地理形势宏观看，贾家窑当40公里峡谷中心，更形势冲要，为一方极塞；从贾家窑村微观看，村子则处于一个南北800米、东西500米的山间小盆地，颇适于人事、物资调度和集散。其东1500米有古来“雁门十八隘”之一的夹柳树堡，功能即在于节制整个峡谷。古堡呈南北250米、东西120米矩形，迄今残垣犹存。由贾家窑循峡谷东南行4公里，穿内长城至薛家洼。由薛家洼南出约200米为恢河与阳武河分水岭，当东经112°27′，北纬39°03′，海拔1800余米。由分水岭以下继续东南行，直至石墙村，越接近代州，地势越相对低平。一言以蔽之，显然整个峡谷是在寡不敌众形势下宜于四州军民隐蔽内迁的。杨业的多谋善战，尤其“老于边事”，更谙熟雁门关内外地情如指诸掌，自不待言。其议——作战方案，即如果置于当今现场踏勘所见地情看，特别是在寡不敌众乃至兵力悬殊的形势下，实为别无取代之切实可行之策。
在契丹大兵压境之下，王侁所说更得刘文裕同谋，特别是主帅潘美默认的强使杨业“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出击寰州。他所说的“雁门北川”，当指前此太平兴国五年（980）杨业出西陉，绕道雁门北口，出敌不意，南向背击，大败契丹所行之道，即今208国道穿行其间的代县西北境由雁门关(东陉关)西北行，经后腰铺村至山阴县南境张家庄乡新广武（城）间的7.5公里山间谷道。由新广武继续西北行约20余公里，可径达寰州。雁门关当东经112°51′，北纬39°12′，海拔1680米；后腰铺当东经112°50′，北纬39°11′，海拔1450米；新广武当东经112°47′，北纬39°13′，海拔1196米。这条沟谷的地形特征为山高谷深，石崖陡峭，沟谷狭窄，幽暗昏邃，通行特别是大部队通行维艰。就杨业言，比之太平兴国五年大破契丹之战，尽管战地如旧，惟敌我形势却大相径庭。前此宋军在此之所以能大破契丹，是在正面有主帅潘美率主力于雁门关凭险严阵以待条件下，杨业绕道敌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２４］（卷１,１９）突然发起逆袭制胜的；此次辽军系以绝对优势兵力有备而来，特别是有了前次正是在此谷道惨败的教训，想必对雁门北川倍加警惕，而杨业无奈照王侁方案出击，既处于孤军作战的绝对劣势，更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机会，是以在辽军已陷寰州的形势下，杨业即令侥幸出得雁门北川，一俟抵达北川北口（新广武山口），势将立即暴露在辽骑的奔袭冲击之下。不独如此，北出新广武山口，西北直至寰州一线20余公里，盖属平原开阔地带，在此条件下，寡不敌众的杨业部伍的命运，自不言而喻。至若王侁、刘文裕之流乃至潘美是出于无知？抑或别有用心？从他们前此在宋初的统一战争中都一再卓立战功看，绝非出于无知，只能是别有用心，即对刚由宋平北汉战争中降宋而屡著赫赫战功的杨业出于疾贤妒能，急于借刀杀人置其死地而后快。他们之所以敢于如此，都是有其政治背景的，或为宋太祖赵匡胤早在微时就是密友，或为皇亲外戚。诚然，杨业的悲剧，根本原因还在于宋廷政治极其腐败，任人唯亲，往往忠奸不分，辄相是非颠倒，固属普遍现象。腐败必致国力军力“浮腫”，是以外患外侮与有宋一代相终始，便见怪不怪了。
杨业为王侁等所逼，无奈出击雁门北川：
将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21。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２０］（卷２７２,９３０４－９３０５）
陈家谷口：即今宁武县北10公里毗邻朔州的阳方口（镇）。当东经112°19′，北纬39°06′，海拔1275米。光绪《山西通志》“阳方口，即宁武关口也，在宁武县东北二十里，朔州西南六十里。古漯源川也，或以为楼烦关，又或以为陈家谷也”。［２７］（卷４６,３４７３）陈家谷口，其实际情形是阳方口镇北为恢河出山口，谷口两侧有山梁向北呈钳形延伸，至朔州南境窑子头乡沙河村附近，长约3000米。恢河两侧山梁，东为前圪塔峰，西为后圪塔锋，相距约1500米，分别海拔1310米、1308米，高出河面百米左右，夹河高地南北长3000米。如此形势，可以设想，如杨业所说，若列强弩于两侧高地为钳形攻势，杨业及其部属，必不至于覆灭的。
由阳方口以西南，经阳方村至神池县龙泉镇陈家沟村一线6公里，其间大凡呈一条黄土冲沟，是为陈家谷。陈家沟村当谷的尽头，其村名命名取义即出于古来陈家谷。乾隆《宁武府志》说“托莲台，在（宁武）县东北二十五里。《两镇三关志》云，今阳方口河西高山，谓之櫜莲台，世传宋王侁望杨业兵处”。［２８］（卷９,１３６）22
按：杨业从早晨寅时出发，北出雁门北川，西北行20余公里至寰州一线，再由寰州向西南边战边退20余公里到达陈家谷口，以一般骑兵速度计，是切实可行的。再以阳方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势看，倘若照杨业向潘美、王侁预约的付诸实施，即潘、王守约，遏止辽军于陈家谷口自是不成问题的。
这里还应作出辨析，杨业所指所战之陈家谷口乃至陈家谷所在，长期以来学界犹岐见迭出，诸如：其一，怀仁陈家峪说，乾隆《山西志辑要》怀仁县山川条称“陈家峪山，县西北二十里，土人传杨业败兵处”；［２９］（卷５,２９６）其二，朔州陈家窑说，《山西历史地名辞典》作“陈家峪，在朔州市西南17公里陈家窑，即宋将杨业战死地。《宋史·潘美传》：‘雍熙三年，潘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诏内徙其民，会辽兵奄至，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即此。”［３０］（１３７）按：怀仁陈家峪，距离当年宋辽战地朔州逾三百里，显然是不可能的，此说当惑于地名相似所傅会；朔州陈家窑，就日前野外考察所见，其西南为1979米大山所顶托，盖无可资穿越的出路，亦不可能为极其谙熟地情的杨业所指所战之陈家谷口（该村已于1978年搬迁至东面毗邻的九圪塔村，原村已不存）。
托逻台与灰河：托逻台一作“托莲台”，俗呼“櫜莲台”，位于宁武阳方口镇西2.5公里，当恢河西岸管涔山山巅，地理坐标东经112°19′，北纬39°06′，海拔1369米。托逻台为一方制高点，有古来遗留下来的烽火台和晚近的三角点。一俟登临，山里山外，远近如指诸掌。当年王侁“缘灰河（西南）［东北］行二十里”的“灰河”即当今恢河，源出宁武西南境管涔山东麓，东北流，经阳方口出山，至朔州东北马邑注入桑干河。
又《辽史·圣宗本纪》记载：杨业“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遇（耶律）斜轸，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１６］（卷１１,１２３－１２４）杨业被擒的“狼牙村”，即今朔州市朔城区张蔡庄乡南境狼儿村（东狼儿、西狼儿二村）。这里东南距阳方口15公里，东北距朔州15公里，大凡正合于“南出朔州三十里”。前已述其详，杨业由“雁门北川”向东北出击寰州一线，而后向西南陈家谷口边战边退，已经到达目的地陈家谷口，何以又被俘于陈家谷口西北15公里的狼牙村？这要说是辽方精心策划预谋所致。即在王侁麾军撤离陈家谷口、杨业限于失援条件下，辽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压迫杨业唯有西北行一条路，径指狼牙村一线——辽军早已在那里设好伏击了。《辽史·耶律奚低传》记载：“（杨）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以故不能为功。”［１６］（卷８３,１３０３）这就是说，萧太后和主帅耶律斜轸早有必须“生擒”杨业的军令。此中正如已故郝树侯先生所说辽军主将耶律斜轸“他害怕杨业而又重视杨业，一定要活捉生擒，终于设了许多计谋而杨业（在狼牙村）被俘了”。［６］（３６）其一，当时辽军已复陷寰州，其主力集中于朔州一线；宋军西路大本营则在代州。陈家谷口可谓双方前沿阵地。辽既有必须“生擒”杨业的军令，倘若在陈家谷口角力，难免杨业辄有逃往已方的可能，相反越往北越深入辽方纵深，生擒杨业的保险系数势必越大，是以耶律斜轸设伏于远离陈家谷口的辽方纵深处。其二，耶律斜轸之所以偏偏设伏狼牙村，而杨业则“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此中犹有一重谶纬学的意思——狼为北族图腾，辽人祖先为突厥，视狼为族祖，行狼崇拜，帅旗即狼头纛，以狼为吉；相反，杨业却忌讳羊（杨）遇狼为凶兆。
四 杨延昭抗辽遂城—羊山之战
华北大平原地势平衍无垠，自古在防范北方强族南侵中，殆无山险可凭，惟当黄河下游，海拔一般都在50米以下，河、淀交错，水域连绵。宋辽对峙时期，契丹连年南犯，边患外侮日亟。宋人在总结前人以水为塞阻遏胡骑南下的经验基础上，形成西依太行山，东达沧海的千里八军三关23“潴水为塞”的水上防卫体
系。宋太宗端拱年间，针对契丹连年南侵，沧州知节度副使何承矩上疏：“‘臣幼侍先臣关南（宋瓦桥、高阳、益津关以南）征行，熟知北边道路、川源之势。若于安顺砦西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资其陂泽，筑隄貯水为屯田，可以遏敌骑之奔轶。俟期岁间，关南诸泊悉壅阗，即播为稻田……’。太宗嘉纳之。”［２０］（卷２７３,９３２８）此为“潴水为塞”之由始。淳化四年（993），承矩时任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发雄、莫、霸诸州，平戎、破鲁、顺安诸军戍卒万八千人，给其役，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３１］（卷１６,７８）这是其中一次较大规模的施工。其实，在于素常谋水利，战时阻遏胡骑。唯言“灌溉”，意在韬光养晦，以免引起辽的警觉而“打草惊蛇”。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蓼花游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内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泊，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源，东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沉远泊，东尽沧州泛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渚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卫。”［32］（卷13，862-785）《宋史·河渠志》则说：“塘泊，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辽。……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开置屯田，筑堤潴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胡卢、永济等河，皆汇于塘。”［20］（卷95，,2358-2359）
谚曰“靠山吃山，濒水吃水”。在宋辽对峙中，面对胡骑日甚一日地南犯，华北平原军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明和实施的“潴水为塞”的浩大防卫工程，无疑在抗辽中是起了其独特的历史作用的，自不待言。当是时，杨延昭历任保州
缘边都巡检使……高阳关路副都部署，背负着“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己任，始终站在东路抗辽最前线，在构筑、守卫“潴水为塞”过程中，自然都是首当其
冲地积极参与者和卓越指挥者，迄今霸州市至雄县境的拒马河支流白沟河堤防犹称“六郎堤”，一方故老世代相传为杨延昭所筑，可谓一生动例子。诚然，“潴水
为塞”不仅不是万能，而且先天即有其软肋，甚至《宋史·河渠志》谓“塘泊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冬寒冰坚，尤为坦途。”［20］（卷92,2296）正唯如此，长期在冀中前线抗辽而谙熟地情的杨延昭，显然早已洞察虚实，是以他在“潴水为塞”同时，更因地制宜，在徐水、霸州、雄县等地，构筑了很大规模的地道防卫工程，以资严冬潴水成冰时，依然可以神出鬼没的地道战遏制辽骑奔袭。其事不见于古来文献，惟宋代古地道迄今犹存24
“潴水为塞”防卫工程的构筑和实施，显然有效地遏制了契丹来如飘风、去若闪电的骑兵优势及其有恃无恐的猖獗南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冬，杨延昭先后一连大破契丹的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遂城镇）之战、羊山（太行山余脉，徐水西北）之战两役，就都是以“潴水为塞”为背景的，或者说实施“潴水为塞”后的新形势下发生的典型战例。这就是说，遂城、羊山两役，一方面都是辽方出于抄掠发起进攻的；一方面又都是他们并不情愿地将战场无奈选在宋“潴水为塞”西方尽头的即避开塘泊的太行山东麓。这便是杨延昭抗辽遂城、羊山两役的背景。
咸平二年（999）冬，辽萧太后和主将耶律斜轸率辽军主力南伐。十月，辽围攻宋东路重镇定州、保州（今保定）前哨威虏军（遂城）。杨延昭针对城小兵少，寡不敌众的险恶形势，一方面组织发动军民登城严守，一方面就天寒地冻，乘夜汲水浇灌到城垣外墙上，一夜之间变为一座既坚又滑的冰城，以至根本无法攀登。辽军望城兴叹，无奈中犹恐生变，只得仓皇撤军。杨延昭乘势追击，奋力斩获，终于遂城告捷。《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其事说：
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朗，时在遂城。城小无备，敌攻之甚急，长围数日，敌母亲督战，众心危惧。延朗集城中丁壮，登陴赋器甲护守。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敌乃溃去，获其铠甲器仗甚众。［17］（卷45,595）
宋真宗就此特地召见杨延昭，给予厚赏和褒扬。
遂城：遂城古城遗址，即当今河北徐水县治安肃镇西北10公里遂城镇。地理坐标东经115°31′，北纬39°02′，海拔23.4米。故城当今遂城与镇西张华村之间，肇建于宋初，呈正方形，残垣迄今断断续续保留2368米，残高参差1.5—10米，墙厚2—25米，夯层9—11厘米。当地故老以为战国燕长城遗址遗存。其实，从土质疏松、无规整夯土层，亦未见任何战国瓦砾等附合物看，不是战国长城，应该是宋辽对峙时期宋就徐水（河）构筑的塘泊堤防遗存，诚然属八百里塘泊防卫工程的西方尽头了。遂城故城城防形制极为特殊，或许可谓海内绝无仅有，特别是城垣外围有护城河、护城堤各三重，每重间隔50米。其三重堤：
首道堤已聊无遗存，难窥轮廓；二道堤周长5537米，残存断断续续长约2000米，厚6—45米，高1.5米—7米；三道堤周长6381米，残存1164米，厚20—40米，高1.5—7米。诸条护城河今成季节河。宋真宗咸平、景德间，契丹大举南侵。在宋廷命官、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傅潜之流畏敌不战情势下，其前锋已攻入德清军（今河南清丰），以至逼近东京开封北毗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华北平原一些州军纷纷或陷落或弃守时，驻守最切敌境的遂城的杨延昭和驻守梁门（今徐水）的魏能之所以独能始终屹立敌后，且传奇般地一再粉碎契丹的汹汹围攻，是以为时人盛传“铜梁门、铁遂城”25，此中除了他们坚决抗击辽的抄掠烧杀，正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而“得道多助”及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外，也有着遂城如此坚不可摧的城防工事。
辽萧太后亲统契丹大军，乃至自执桴鼓督战，攻一座小小遂城，本以为盖属以石击卵，一举拿下，万万没有料到反吃了败仗，伤亡惨重，好不狼狈。她耻于遂城之败，不久令再次南伐。她率十万大军为后盾，特遣轻骑数千掩袭杨延昭。
“智者见于未萌”。遂城告捷后，杨延昭早已料到辽不会善罢甘休。他预伏精锐于遂城西面羊山西麓；以步兵隐于羊山东至遂城的地道；以有限骑兵北出，正面挑战，边战边退，诱敌深入。一俟辽军进抵羊山下，伏兵一跃而起；步兵由地道“从天而降”，源源而至，形成前后夹击，多方围堵。辽军晕头转向，一派混乱，简直组织不成有效抵抗，眼睁睁被打得惨败。此即有名的“羊山之役”、“羊山之伏”。《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杨延朗传》云，（咸平）三年冬26，敌复来寇。延朗伏锐兵于羊山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及西山伏发，敌众大败，获敌将，函首以献。进团练使。［17］（卷48,649）
《徐水县志》说：
宋军在羊山与遂城间挖有地道相通，待敌入伏击圈后便源源而至。
契丹大败，士卒死亡过半，车帐俱焚。［33］（546）
羊山：位于河北省徐水县西北20余公里，遂城西北10余公里，当东釜山乡东北境。地理坐标东经115°24′，北纬39°06′，海拔30.1—52.4米，相对高度300米。羊山，以突兀隆起，状如炊锅倒伏，一称釜山、锅顶山、釜顶山；又以杨延昭曾大破契丹于此，亦称杨山、釜杨山；今通俗称杨山。羊山为太行山余脉，系一嵌入华北平原而相对独立的山丘，周回约2公里，石灰岩冈阜地貌。
羊山与西面毗邻的黑山间，有山谷宽约100米，所谓“西接黑山，东临峭壁，中有谷甚宏敞，初入曰釜阳口，内为釜山村，泉甘土肥，物产鲜美”。［34］（卷12,514）此山谷属太行山山前冲积扇，从地形上、从生活食饮条件看，确都是藏兵伏击的理想所在。当年杨延昭所构筑的羊山东通威虏军遂城的地道，当地故老称“宋代的古地道，就在釜山山脚下，有些同伴就一再下去过，直到上世纪搞战备挖防空洞时才挖填了”；有年长者还说到“60年代在釜山山脚下曾出土大量古来砖石，世代相传是当年杨六郎藏兵洞”云云。
五 杨文广抗夏筚篥之战
宋代中叶，当北方的辽日益猖獗地南侵之时，西方党项羌的夏也趁火打劫，乘机频频入寇抄掠，西北形势日亟。熙宁元年（1068），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受命通筹对西夏的战事。前此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北境筚篥地区，已经形成以筚篥城为中心的要塞集群，辖有陇阳、大甘、吹藏、陇诺、尖竿等5堡27。后来西夏入侵，居民被劫掠西徙后，一方地空数百里28。秦州知州马仲甫上书请于筚篥故址筑城屯兵，组织移民垦殖，一则警备西夏，二则就地以充军实。韩琦善其议，奏准神宗。“古渭（今甘肃陇西县）介青唐（今青海西宁）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径，小警则路绝。中甫得筚篥城故址，自鸡川砦（今甘肃通渭县东南境鸡川镇）筑堡，北抵南谷，环数百里为内地，诏赐名甘谷堡。”[20](卷331,10647)
当是时，西夏已侵占定西（今甘肃天水西北渭河北岸），正拟攻占秦州，向关中渭河平原进攻。韩琦命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进驻刚筑成的筚篥城御敌。文广久驻关中，洞悉筚篥战略形势战略地位，一俟受命，为赶赴戎机，以其城有宝泉“喷珠”，激励将士以一昼夜一百八十里急行军，至暮赶到筚篥。部署方定，迟明，西夏骑兵就到了城下。敌人但见宋军已凭城严阵以待，知不可犯，无奈不战而退。埋伏于城东山梁后营房川的宋军，乘势跃起，由侧背突击29；杨文广遣将开城追击。在宋军夹击下，夏军仓皇溃退，斩获甚众。战后有人或问他何以知道敌人要来乃至迫于十万火急？杨文广说：“先人有夺人之气。此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20］（272,9308）筚篥告捷，重挫西夏气焰。宋神宗特下诏：就原胡 名“筚篥”30、新筑大甘谷口砦，赐名“甘谷堡”31；褒谕杨文广，赐袭衣、带、马，擢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尉候。筚篥城之筑及筚篥城之战的告捷，与王安石变法一起，成为宋夏战争中宋由节节溃败转入反攻的转捩点。
筚篥：故城位于今甘肃天水市西北90公里，甘谷县治西北35公里，当大庄乡西境城子村一带。地理坐标东经105°16′，北纬35°01′，海拔1560米，黄土地貌。城子村当地习称“杨家城”。城子村辖城子、魏家咀、上新庄、下马湾、西川、袁家窑等6个自然村，居民250户，百分之九十五为杨姓，盖杨文广后裔。城子村略南俗称“城子下”的地方，即当年的筚篥城遗址。迄今其遗存面积约50余亩，呈平旷高阜状，四周冲沟发育，出于戏剧中杨家将“七狼八虎”，当地俗称“虎狼川”。
筚篥故城遗迹，于上世纪70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大凡平夷无存，除了“城子上”、“城子下”、“虎狼川”、“营房川”等世代流传下来的地名依然见证着历史外，故城北百米处犹留有墩台，为一方制高点，惟墩台上半已损毁。墩台东南北向冲沟为当年杨文广伏兵的“营房川”。
筚篥故城东南濒临渭河一级支流散渡河；西面为深邃的黄土冲沟；西北为十八盘山，陡险异常；东北面为山梁，山梁外为冲沟。筚篥城可谓坐落于一严实、隐蔽的呈新月型山间盆地。今日登临其故城遗址，俯仰四方，抚今思昔，深感其
形势：其一，从微观视角看，既居高临下，地形险要而严实，易守难攻；又当一方平旷山间盆地，极宜统筹部署，调度集散；犹有散渡河相当丰富的水源32，军民人马短时、长期食饮无虞。其二，从宏观视角看，地当宋关中重镇秦州与西夏间战略通道——散渡河谷要冲和锁钥，是以宋有筚篥，则夏之触角不仅不能深入广漠的渭水平原，就连秦州也近前不得；若夏占领筚篥为突破口，则长驱东下秦州、渭河平原……可谓“水到渠成”。杨文广所说“此必争之地”，乃至其得失攸关“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如今登临，俯仰形势，甚感其意正在于斯，以至洞若观火。
安远：宋称“安远城”，一作“安远砦”33，肇筑于宋天禧二年（1018）。其由始如同筚篥城，意在防范西夏入侵抄掠，命名取义即安定西陲。宋安远故城当今甘谷县治与 城子（筚篥）之间，东南距甘谷17公里，西北距城子18公里，遗址即今甘谷西北安远乡安远镇。今安远镇分设大城、北城、南城、西城等4行政村，村委会皆驻安远镇。安远镇地理坐标东经105°16′，北纬34°52′，海拔1382米。安远镇南畔有“宋城”遗址。甘谷县志办公室牛勃先生称：宋城为当年杨文广所筑，有南北二城。南城习称“大城”；北城一称“官城”，驻指挥机关及其眷属。北城呈正方形，边长400米，今已泯湮无存。南城（大城）东西1000米，南北500米，南垣残存150米，西垣残存200米，残高10米，底厚15米，夯层11厘米；南门外、北门内各有瓮城，今已坍塌，惟土台犹存，略现轮廓。
安远城西500米有一相对平阔地带，当地世代相传系杨文广校场。校场中间有演武厅；校场西侧为校场坡，习称跑马道；校场南为云台山，山上厚家坪村有六郎坟（衣冠冢），世传为杨文广家祭处。其实，六郎坟为一方制高点，一俟登临，大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概，可谓四方远近，尽收眼底。原来置身其中，居高临下，敌我动静、战场态势，一望无遗，如指诸掌。
安远的地理形势，从微观着眼：西南依云台山，东濒散渡河，南环清溪河，
地当散渡河与清溪河汇流处三角地带。据安远，可以云台山为依托，既可溯散渡河谷北上，又能溯清溪河谷西去，可谓天造地设，易守难攻。不宁唯是，安远又当古来丝绸之路上，一向人烟稠密，边贸炽盛，是以军民生活所需、物资供给无虞。从宏观着眼：安远与筚篥的地理形势颇为相似，地当宋关中重镇秦州与西夏间散渡河谷战略通道要冲，更两地南北遥相呼应，筚篥是安远的前哨，安远为筚
篥的后援，唇齿相依，共成掎角之势，构成一南北、前后联防有机整体。日前置身于斯，颇感当年杨文广之所以运筹若定，筚篥之役告捷，乃至传奇般完胜，此中自有万无一失之安远后援保障。（待续）
17 康玉庆《三交地名考》，《地名知识》1988年第6期。
18 靳生禾、谢鸿喜《关于雁门关年龄遗址的考证和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19耶律汉宁：《辽史》无传。按：当为统和年间辽北院枢密使、山西路兵马都统“耶律斜轸”之讹。
20宋·曾巩《隆平集》卷１７记载参差雷同，犹说到杨业为王侁等所逼北上时“即率帐下自石朱路趋朔州”的。
21按：“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西南行”当“东北行”之讹。因为辽军在东北方向的寰州一线，王侁固属“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只有“东北行”以趋敌。诚然，以俟“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重循恢河向西南退却，这是后来的事。
22清·康基田《晋乘搜略》卷20作“托逻台在陈家谷口”。
23《太平寰宇记》卷68：当时保州缘边有定远（东光）、乾宁（青县）、破卤（霸县信安）、威虏（徐水遂城）、平塞（易县）、宁边（蠡县）、保顺（山东无棣）、平戎（文安西北）八军；瓦桥关（雄县）、高阳关（河间）、益津关（霸州）。
24迄今已查明者，有雄县境的雄州镇北邢村大台地道、双堂乡西境祁岗村地道等处。地道深、宽、高参差不一，一般距地表4米，宽1.2至2米，高1.65米。
25 沈括《梦溪笔谈》轶文“人事”。
26《宋史·杨业传附杨延昭》作咸平二年冬。
27《太平寰宇记》卷3、《元丰九域志》卷3。
28《续资治通鉴》卷66作“有空地百里”；据《宋史·马仲甫传》，中甫“自鸡川砦筑堡，北抵南谷环数百里为内地”看，“数百里”是。
29《宋史·杨业传附文广传》等文献记载筚篥之役，只有文广“遣将袭之，斩获甚众”云云；甘谷县志办公室主任牛勃先生称，当地世传有预伏于营房川的宋军由敌侧背突击。从日前杨家城子村东山梁后所临营房川沟谷地形看，确属极宜伏击处，文广分遣部队于此伏击亦属自然。
30 筚篥：一作“觱篥”，亦称“笳管”，固属簧管乐器。秦州甘谷，古来汉、胡杂处，文化多元。筚篥作为地名，命名取义源于汉代由西域龟兹传入的至唐宋成为教坊音乐主流乐器的“管子”。
31《宋史·神宗纪》作“甘谷城”，《续资治通鉴》卷66作“甘谷堡”。
32 散渡河：渭河支流，源出通渭县华家岭，东南流经筚篥城，继而东南行注入渭河，古来流量颇大，晚近因河床沉降等原因，流量渐趋式微，迄今年均流量2.5立方米| 秒。
33《宋史·地理志》。
作者：靳生禾 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教授
谢鸿喜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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