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原的安危

高平之战以北汉三万人全军覆没，刘崇逃回太原而告终。刘崇回太原后，心有余悸。为防后周北上围攻太原，刘崇下令收集残兵败将，赶制武器，加固太原城墙。果然，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大获全胜之后，立即命令后周两万骑兵和步兵，从潞州出发，向太原进发，同时，调集从临汾来的周军，一同北上。

四月，周兵到达盂县，盂县降周，周兵顺利到达太原城下，同时，西路周兵到达汾州，攻克石州后也到达太原。周兵所到之处，以及听说周兵将到太原的各地守将，大多向后周投诚。岚州、宪州、忻州、代州等纷纷归附后周。太原成为孤城一座。周世宗也从潞州向太原北上。本来，柴荣并没有消灭北汉的意图，只是想兵临太原城下，宣示一下武力，给北汉以深刻教训。谁知柴荣到北汉境内后，不但北汉地方守将纷纷降周，而且当地老百姓更是箪食壶浆欢迎周师，老百姓不但欢迎周兵到来，而且向他诉说刘崇如何不好，税如何之重。总之，希望周兵打下太原，消灭刘崇。柴荣听到后，终于下决心攻下太原，兼并北汉。

后周各路兵马聚集太原城下，后勤供应尤其是粮草成了问题，数以十万计的兵马，每天要消耗多少粮草？这些粮草，不可能从河南或晋南、晋东南立即运到。古代的战争，一个人在前方，必须有两个人在后方搬运粮草等物资。后周兵不能眼看着自己和同伴饿死，便到处去抢夺居民的粮食。本来老百姓很欢迎周兵，总认为周兵来后，处境会比在北汉统治下要好，如今竟然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于是将粮食藏起来。柴荣倒很开明，他在五月初到太原后，马上下命令禁止周兵抢掠农民粮食，由晋东南、晋南地区运粮到太原。然而，缺粮现象很难马上扭转。

后周兵马包围太原城，环城四十里到处是后周的营帐旗帜。刘崇在城里一筹莫展，只得再次求救契丹。契丹杨衮率领的上万骑兵，已从晋东南撤到代州，代州降周，加上周兵万人向忻州、代州袭击契丹兵马，契丹兵败退到原平的忻口。不久，周又增加兵力，在忻州附近与契丹兵激战，结果周兵先胜后败，双方各有重大伤亡。

后周兵马聚集太原城下近两个月，无数次攻城，都不能攻破。五代时的太原城，在如今太原市的南郊，靠近汾河及晋祠。太原旧城为何时所建，很难确定，应当不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历朝多扩大加固。到唐朝时，太原城以东、西、中三城合而为一，城周四十里，城墙高达四丈以上，而且挖有城壕即护城河，护城河的河堤上，还植有柳树以固河堤。要攻破太原城，必须先度过护城河。只要太原城上守军放箭，这护城河就很难突破。突破护城河后，第二步是攻太原外城。外城如此之高，即使架云梯，也很难奏效。只要外城被破，内城、宫城等，也就容易些。这就是为什么周以数万之众，都不能破一城池的主要原因。

五月末，太原阴雨连绵，后周的数万士兵民夫，大多生病疲乏，战斗力下降。柴荣看到太原城久攻不下，而契丹在忻州，始终是周兵的一大威胁，愁得不思饮食，于是决定解晋阳之围，撤兵南退。在退兵中，后周不留一兵一卒于北汉之地。刘崇听说周兵南撤，这才稍稍安心，派兵马出城尾击周兵，但除了得到一些周兵未带走的军事物资外，根本不能战胜后周。原北汉的领地，除代州外，又为北汉所有。北汉派兵收复了代州。柴荣等大批兵马，从潞州退到郑州，再还周都开封。

年将六十的刘崇，经高平之败，太原之围，忧忿成疾，一病不起，从此不理朝政，国事由刘承钧即刘钧处置。比起父亲来，刘承钧要好一些。他能够“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资治通鉴》卷292）从此，后周和北汉多年基本相安无事，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周灭亡。

杨业在太原之围及此后多年中，具体活动如何，史籍上仍然未有记载。只是概括地说杨业事刘崇后，打仗很勇敢，国人称他为杨无敌；刘承钧收杨业为养子，改姓名为刘继业；官一直升到建雄军节度使，成为北汉的主要将领。这概括性的叙述，时间跨度包括了从948年到杨业归宋，共三十年以上。杨业改名，成为刘承钧养子，当然应当在刘承钧在世时，至于杨业打仗勇敢而被称为无敌，不见得就是与后周的战争中的事，而是后来抗宋战争中的事。在与后周的战争中，包括后周占领北汉各地、包围太原的战争中，杨业参战与否，尚未可知。即使参加了，也未有殊功异勋，史书上只字未载。刘承钧当皇帝后，杨业之弟杨重勋仍是麟州土豪，为拉拢杨家，将杨业收为养子，是很自然的。当然，杨业在刘崇刘承钧时代，不可能没有参加过一次对后周的战争。尽管刘承钧与柴荣基本相安无事，但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与战争，还时常有。杨业在这些小规模的战争中立过功，升过官，自在情理之中。刘承钧收勇敢善战的杨业为义子，作为自已的亲信部下，也在情理之中。

《辽史》上说，杨业在986年被俘后，辽将耶律斜轸骂杨业：“‘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卷83）有人根据这条史料，推断出杨业曾抵抗并与契丹作战三十余年，因而被人称为杨无敌。其实，这条材料是耶律斜轸夸张和捏造的。因为杨业被俘后，并没有“但称死罪”，而是坚贞不屈，不食三日而死。

事实上，杨业的抗辽（契丹），是归宋后的七年时间，而不可能有三十多年。杨业在北汉的十多年中，根本不可能去与契丹角胜。原因很简单，北汉一直是契丹的附属国，唯辽国之命是从。辽国经常出兵帮助、救援北汉，北汉对辽称臣道谢都唯恐不周，哪敢去与契丹对抗、作战。史书上从来没有记载北汉与契丹发生过战争。只是记录过一些小的误会和矛盾，并且都是以北汉的妥协、认罪而告终。杨业既然身在北汉，受皇帝直接领导，并且长期住在太原，怎么可能违背皇帝的旨意，私自去与契丹作战？在北汉时的杨业觉悟不会高到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地步。杨业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有人又误认为杨业在北汉时就长期驻守代州，因而长期抗辽防辽。其实，北汉称建雄军的，根本不是代州，而是后周的晋州即临汾。杨业为建雄军节度使，实际上就是节度使，他根本不可能到后周的晋州去当建雄军节度使，真正管理晋州。之所以要在节度使前加上建雄军，那是通例。之所以能在不是本国地域当节度使，那是遥领即不到任，实际上也无法到任。这种挂名不到位的现象，即遥领，在五代至宋极为普遍。杨业归宋后，曾被命为云州观察使。云州即山西大同，当时归辽国管辖，杨业根本不可能到云州去任职。即使如《读史方舆纪要》上所说，刘继元时改代州为建雄军，那也仅三、四年时间，何况这几年不是杨业（刘继业）驻守代州，而是刘继文。

由此可见，杨业在北汉时曾抗辽之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和评介历史人物，应当依据历史事实，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因其是历史上的好人，便将什么好事都加在其人身上。也不能因为其为坏人，便将所有坏事，都推给其人。秦桧主谋杀害了岳飞，罪大恶极。但真正杀害秦桧的元凶和首犯，其实是皇帝宋高宗。这就不能为宋高宗开脱，把罪恶都推给秦桧。如果没有宋高宗的意图和批准，秦桧根本无法将岳飞父子逮捕、处死。杨业归宋后曾七年抗辽，最后英勇殉国，不愧为我国历史上可以与岳飞齐名的爱国英雄。我们用不着背离历史，再给杨业或杨家将粉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