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主张杨杼为始祖的宗亲，多是受杨布生先生等所撰写的《中华姓氏通史·杨姓》（东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影响。此书采杨杼为杨姓始祖说。
主张杨杼为始祖的宗亲，多是受杨布生先生等所撰写的《中华姓氏通史·杨姓》（东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影响。此书采杨杼为杨姓始祖说。书中写明杨杼世系的编排是根据：“湖南城步县的杨氏族谱（简称《城步谱》）、广东的梅州杨氏族谱（简称《梅州谱》）和湖南望城的卯田杨氏族谱《简称《卯田谱》认定杨氏受姓始祖为杼公。杨杼世系的详细情况刊列如下”（见该书第43页）。书中有从杨杼到第22世伯侨前世系的详细情况。我们从此书对杨杼的经历叙述，就知道是编造的，完全不符合历史。为了说明杨杼是假的，这里先将杨布生书中杨杼这一世的文字抄录在下面，以便分析讨论：
1世，杨杼（姬杼）：周武王发之孙，唐叔虞之次子，晋侯燮之弟。《海南杨氏宗谱》称其又名平杼，亦尊其为杨姓开派之始祖。生于周成王二十年丙辰（前1085年）七月十一日子时（均为夏历，下同）。周康王六年戊辰封杨侯，食采于杨国，始以杨为姓。卒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前999年）四月初八日丑时，寿86岁，谥忠廉。葬于弘农西门外，金龟形，乾山巽向。在《卯田谱》中，除载有杼公画像外，还有鼻祖杼公墓图。图记云
杨杼墓 在陕西弘农县，龙远勿述，经西源毕，横开大帐，中轴降脉，闪跃连断，洒落平洋，结金龟上水一局，穴情精巧，泾谓二水，二山排列，大帐包裹罗城，城外尖贸秀峰如画。兹依旧牒恭录，俾各房子孙咸知鼻祖邱墓之所在。
读罢上面的一段文字，发现有几个问题说明杨杼这个人物是编造的。
第一，用干支纪年。杨杼“生于周成王二十年丙辰”、“ 周康王六年戊辰封杨侯”、“ 卒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这丙辰、戊辰、庚辰就是用干支纪年。这种用干支纪年法，在先秦时期是没有的。从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及考古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凡有记年的都没有用干支纪年的。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知，在商代就已采用干支记日的制度，但在先秦时期，干支只用于记日，从不用来纪年，即还没有出现用干支作年岁名的习惯。这个意见，被出土的几十万片甲骨文、上万件青铜器铭文和大量的战国秦汉简帛文字证明，是可信的。干支纪年出现的时期，据清人顾炎武的考证，是“自亡新始”，即王莽时期才开始有的（见《日知录》卷二十“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
从杨杼起，各先祖生卒年都使用干支纪年，这种纪年方法，在当时是不可能有的。很显然，《通史》所转录的从杨杼以下，各世祖的年、寿干支，是编造出来的，是假的，不可信的。
第二，用十二地支纪日。杨杼生于“七月十一日子时”、卒于“四月初八日丑时”，这个子时、丑时，就是用十二地支记录时间，犹如今天的几点钟一样。这种记时间的制度开始出现于战国后期。顾炎武推测是西汉以后才出现的事（见《日知录》卷二十“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条），但他“不知始于何人”。杨泊峻教授考证，此制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他在注《春秋左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一语时说：古人分一昼夜为十时，《灵枢经》谓“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百刻即百节，十节为一时。据《周易》、《诗经》、《尚书》、《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诸书考证，十个时段的名称大概有鸡鸣、昧爽、旦、大昕、日中、日昃、夕、昏、宵、夜中等名。古无一日分十二时之说。至以十二支纪时，《南齐书·天文志》始有之（见所著《春秋左传注》第136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出版）。顾炎武说在汉以后，杨伯峻具体指出是在南齐，即我国的南北朝时期才有用十二支纪时制度。此时距杨杼已有一千四、五百年。就像在一千多年前没有钟表的年代出生的人，如果今天突然发现有个文献记载唐朝或宋朝的一个人出生在某日的几点几分钟，谁会相信这个文献是真的呢？只有不是故意乱说，都会知道是假造的。同样梅州等谱中用地支记时是假造。造假的人忘记了一个常识，就是干支纪年、地支记时出现的年代。
第三，杨杼的葬地有问题。说他死后“葬于弘农西门外”。 这句话有两个问题：一，“弘农”地名，是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设置弘农县，次年设弘农郡时才出现的。《寰宇记》说是“义取弘大农桑为名”。这个地名在杨杼死后六、七百年后才出现，埋葬他的子孙们怎么在六、七百年前就知道了这个地名呢？这不是后人编造的是什么？二，弘农在今天的陕西省华阴县，在黄河以西，属于周王室的土地。杨国在今山西省的洪洞县，离黄河以西的华阴县已经很远，若真的有杨杼被封在今山西省的杨国，作为国君他死后应葬在本国内而决不可能远葬到国外去。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学知识，无论国王还是诸侯国的国君，他的葬地绝对不会葬到他国的。《周礼》书中记载，在周代有一种职官名“冢人”，他的职务是专门掌管国王、诸侯国君的墓地的，他的职责是：“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其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还有“墓大夫”这个官，他的职责是“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冢人”是掌管有爵位的，即上起国王下至卿大夫士等统治阶级的墓地，“墓大夫”是掌管普通百姓的墓地的。无论统治阶级的墓地还是百姓的墓地，凡墓地都有固定的范围，这个范围被称为“兆域”“地域”，而且掌墓地的官都要对所掌管的墓地“为之图”。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解说：“图，谓画其地形及丘垄所处而藏之。”清代大学者孙诒让进一步解释说：“谓总图公墓之地，辨其界限形势，有葬着则识其兆域所在，以备祔葬（即合葬。后死者合葬于父母墓地），且使岁久易以识别，其卜葬者亦案图以定其处，平时则藏之冢人之府也”《见所著《周礼正义·春官·冢人》。公墓即王、诸侯国君的墓地，大都在都城附近的东北两方，《礼记·檀弓》云：“葬于北方北首（即头向北），三代之达礼也（即共通的制度）”。《百虎通义·崩薨篇》云：“葬于城郊外何？死生别处，终始异居。……所以于北方者何？就阴也。”
根据现今的考古知识，诸侯国君的墓地，一般都在本国的国都附近。如近年发掘的天马曲村晋国的公室墓地，就在晋国都附近；鲁国君的墓地，在鲁国都城曲阜附近；齐国国君墓地，在齐都临淄不远；秦国国君墓地，在秦都雍（今陕西凤翔）；郑国国君墓地在其国都新郑等，无例外地都在国都附近。埋葬在国都附近，一是表示固守土地；一是为子孙祭祀，以团结国人。哪有一个诸侯国家没有埋葬国君及其亲属大臣的“公墓地域？哪有过国君死后葬到别的国家去的？别的国家也断不会让一位诸侯国君葬在其国土上的。如现今，一个国家的国王或总统死了能葬在另一个国家里去吗？可见谱中所记载的杨杼的墓地是假的。
第四，杨杼的坟堆问题。世系中说杨杼的坟堆是“金龟形，乾山巽向”。所谓“金龟形”就是杨杼的坟包象一只乌龟的形状。这个有坟堆的坟是假的。“坟墓”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墓是指埋棺材的坑，在地面以下；坟指墓上的土包，在地面以上，也称为“封”。坟的本来意思是鼓起来、突起来。我国在春秋以前，墓上是没有封土堆的。《礼记·曲礼》记载孔子葬母的故事：“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高）四尺。门人（学生）后（回来晚），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学生三次问，孔子三次不回答）。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在我国的春秋前，是“墓而不坟”“古不修墓”的。从我国科学考古学开展以来至今，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发掘不下数十万座，都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墓上有封堆的。墓上有封土堆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春秋以前墓上还没有出现封土堆的制度，杨杼及其子孙的墓上就有了那样奇形怪状而复杂的墓堆，明显是后人编造的。
“乾山巽向”这个用八卦名来形容坟堆的形状和坟墓的朝向，这个方法是宋以后才出现的，在唐以前的古文献和碑文中，都没有出现过，所以用八卦名来形容坟包的形状和坟墓的朝向，时间不会早于宋代。
第五，杨杼“食采于杨国”的“食采”是汉代才有的制度。书中云杨杼“周康王六年戊辰封杨侯，食采于杨国”。此时是西周初年，杨杼既然被周王封为侯即诸侯，杨国就是他的国家，他就是此国土地上的最高统治者，就不是“食采”而是完全拥有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国内的所有人都必须向他交纳赋税。侯爵“食采”是汉代才兴起的制度，不是先秦时期的制度。先秦（主要是指西周、春秋）时期的诸侯与汉代的侯是大不相同的。西周时的诸侯国都有自己固定的国土，《礼记·王制》载“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谓“方”若干“里”，就是多少平方里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封给诸侯后，诸侯就在此建立起一个国家，这块土地上所有一切都是此诸侯的，周天子也不来过问，这就是所称的“授民授疆土”，他们是独立性很强的国家。土地上的人民，不但要向诸侯国君纳税，还要服各种劳役、当兵保卫国家的安全等等，而不是“食采”。先秦时期也有“食采”的，那是诸侯国内作官的卿大夫而不是诸侯国君，杨杼是被封为“侯”的“诸侯”（先秦时期的侯即是诸侯），他（及其子孙们）是国君而不是卿大夫，他是完全占有其国而不是“食采”。
汉代的侯被封时是以多少“户”计，少的几百户多的几万户，所谓“万户侯”。此时的侯们只收取封给他们户数的租税，故称“食采”即采其租税。对向他交纳租税的人户，此侯没有管理权，治民权归国家。汉代的“侯”与先秦时期的“侯”性质是不一样的。汉代的“侯”与先秦时期的卿大夫（卿即大夫）相当。先秦时期的政权高层等级结构是王——侯——卿大夫。战国时期周王地位大为削弱，等同一般小诸侯国。强大起来的诸侯即所称的“战国七雄”都先后称王。秦国觉得称王已不风光了，于是要称帝。到秦统一中国后，秦王政就称皇帝，以后历代沿用直至清朝结束。西汉时期虽然实行的是郡县制，但为巩固新的政权，团结刘姓族人，笼络功臣，在郡县制外又封刘姓功臣为王，建立王国，异姓功臣为侯。西汉时的“王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体与先秦时期的诸侯近似，而“侯”则大体与先秦时期的卿大夫地位相同。所以“食采于杨国”的杨杼（杨侯），应是汉代的“侯”方符合于侯“食采”的制度。从杨杼“食采于杨国”就可知这件事是编造的，而且这个编造的人不懂历史，故闹出笑话，把汉代的制度搬到西周初期。
第六，杨杼封侯不可能。说杨杼是唐叔虞的次子，他的父亲叔虞被周王封为诸侯，死后其长子燮继承了侯爵地位，作为次子的杨杼不可能再被周王封为诸侯。封诸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能得到的。其一，被封者要有大的功劳于国家，谱上说杨杼生于周成王二十年，是西周建国时杨杼还没有出生，他不可能在周武王灭商的战争中立功；其二，周成王、周康王时是西周社会最安定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成康之治”，按杨杼生活的年代，他没有为周王朝立功的机会；其三，杨杼是周康王的远房兄弟而非亲兄弟，不可能特别受到照顾。周武王、周成王时被封为诸侯的只有三种人：一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亲生儿子；二是西周建国时立下大功劳的功臣，如姜太公被封在齐；三是一些旧的诸侯国在周武王灭掉商朝后归顺周朝的，承认周朝的统治，如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反对纣王投奔周人而被封为宋、夏王的后人被封为杞、黄帝的后人被封为蓟等，杨杼有何德何能被周康王封为侯？
第七，西周前期杨国是姞姓的国家地盘。杨国在商代就已经存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杨伯”这个名字，同商朝的关系密切。进入周朝后，商代的杨国地被周王封给姞姓诸侯。1993年在山西省冀城县的天马曲村晋国国君的墓地里，发掘一组三座墓，其中一座为男性，两旁的两座墓均为女性，他们这显然是夫妻关系。男性墓出土的铜器铭文里有“邦父”这个名字，据学者考证，“邦父”就是晋穆后，晋穆后是在周宣王17年（公元前811年）即位的。在邦父墓旁边的一座女性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器上，有“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铭文，是此墓女人名叫杨姞。杨是她娘家的国名，姞是她的姓，是她娘家杨国的诸侯是姞姓。能嫁给诸侯国的国君为妻的女子，一般都是诸侯国君的女儿，所以国君夫人的姓必是她娘家诸侯的姓，亦即国姓。如齐国是姜太公的后人，姜姓，它的女儿称为“齐姜”，郑国、晋国是姬姓，他们的女儿被称为“郑姬”或“晋姬”。古时男子只称氏名，名字前不带姓，只有女子才称姓，是为婚姻的需要，为了“取妻避同性”。所以“杨姞”是杨国为姞姓的证据。周宣王时期姞姓的杨国还存在，并且同晋国联姻结为友好，哪里有杨杼的封国存在的地盘？
第八，古文献不见杨杼。除了宋以后的某些家谱里突然出现扬杼为杨姓始祖这个说法外，在任何古代的文献中，都找不出杨杼的记载。北宋的欧阳修、南宋的郑樵，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他们都十分注意对谱牒的搜集。欧阳修的《新唐书》里有专门记载各大姓祖源世系的《宰相世系》表，郑樵的《通志》多达二百卷，其中也有专门记载各大姓祖源的《氏族略》，这《氏族略》的写成，是他“多年搜讨，独出心裁之作”，即是他多年搜集资料而写成的。大学问家又是专门论述各姓的始祖及谱系，有质量的杨姓族谱，他是会尽量搜寻来看的。但郑樵《氏族略》里，有关杨姓族源始祖，基本上与欧阳修的《宰相世系》表里的相同，根本没有杨杼的影子。可见杨杼这个名字，一定是宋朝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显然是人为编造的，编造的目的是为显示杨姓的历史很长久，以此为炫耀之资。
从上述八端可证实，杨杼完全是个“子虚乌有”的虚构人物。这里顺便说说，《中华姓氏通史·杨姓》的作者杨布生先生对杨姓始祖的最后意见。2008年5月我在上海杨年建家里见到他和他的夫人彭定国女士，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因都姓杨为宗亲，故交谈甚欢。在交谈中他从书包中取出一本《中华姓氏通史·杨姓》签名后送给我。我以前没有见过这本书，当我读后，对他说，杨杼这个人是假的，我给他举出干支纪年、十二地支纪时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西周早期的周康王时是绝对没有的；墓上有坟堆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杨杼的墓不会有“金龟形”的坟堆，杨杼所葬弘农西门外的弘农这个地名，是汉武帝时期才出现的，杨杼死时也不会有这个地名。布生先生听后，思考了一阵说：我认为你说的有根据，并谦逊地说：我那是照抄旧谱的，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你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有深入细致的研究。看来杨杼确实是有问题的。布生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是位学者，他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相信史料，故有此认识。所以我是十分尊敬这位比我年长的学者的。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