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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晚节之疑纯属无根臆测

2013-11-08 08:41:30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598
内容提要:记得一位哲人说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何以如此呢?其要在于民族英雄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何以如此呢?其要在于民族英雄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既有友善往来,也有劫掠争夺,既有笙歌唱和,更有血与火的拼杀。激烈的民族斗争,产生了无数的民族英雄。

在我国历史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汉民族貌似强大,但历史的战争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集团为了寻求财富、扩大地域而首先挑起的,且多以其占据优势为结局。再进一步研究还会发现,一是强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它所觊觎的中原王朝之内部情况都比较熟悉,对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了如指掌;二是中原王朝内部也一定有高端人物惧敌、乞和甚至与异族有所勾结。因而少数民族贵族的目的往往能够得逞和部分和逞。这就使得反侵略的一方虽为正义之师,精锐之师,但战事却往往不能有战略性胜利。更可叹的是民族英雄抗战愈坚,其下场则愈惨:诬其不善者有之,求全责备者有之,向其泼污水者亦有之。

杨业即是其中一例。

杨业战死疆场

杨业是战死的,殒国于异域他乡,非常壮烈。

《宋史》卷5《太宗本纪》所记虽然简略,但非常明确:

五月……丙子……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擒,守节而死。

这一段话句句都很重要。其一是讲了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正基于此,朝廷没有明令潘美、杨业部属拒敌,而只是让他们护送边民内迁;其二是杨业是在兵尽力绝的情况下被敌所俘,且慷慨就义,“守节”殒国。 其三是对杨业战死予以了全面肯定。

记述较详的是《宋史》卷227 《杨业传》,不仅叙述了杨业力主避敌锋芒、护民内迁,相约陈家谷口而潘美王优不予救援外,还记述了杨业身陷绝境时的愤懑无比、视死如归的慨叹:

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账下士力战,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殁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被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朔州之败,麾下尚百余人, 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 矢尽遂死,余亦死,无一生还者。

辽邦贵族素来仰慕杨业忠武善战,智勇双全,曾明确晓喻将士,对其只能活捉,不得伤害,目的是在俘获之后,让其为辽效命,从而涣散宋军,进而攻取中原。杨业被俘后深知必将受辱,故不食而死。

《宋史》成书于元至正五年 (1345 )年,显然参考了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而《宋史·杨业传》所记与《长编》基本相同,仅个别字有异,如《宋史》杨业曰“何面目求活耶”,《长编》原为“何面目求活于异地”,《宋史》不用“异地”二字,说明其有所避讳。如此看来,《长编》比《宋史》更客观一些。

成书明代的《宋史纪事本末》虽不足为据,但编者将《宋史》、《辽史》中有交叉的史实比拼在一起,倒也使后人对事件的了解更能一目了然。如《宋史纪事本末》在杨业被困时加入了一些细节,如在“马重伤不能进”句后加入了“匿深林中,耶律奚低望见袍影,射之,业堕马被擒”数句,显然此19个字出自《辽史·耶律斜轸、 耶律奚低传》。该传云“统和四年,为右皮室详稳。时宋将杨继业陷山西郡县,奚低从枢密使斜轸讨之,凡战必以身先,矢无虚发。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因是不能为功”。

关于杨业被擒,《辽史》在多人传记中均有所涉及,如耶律题子传、耶律休哥传、萧挞凛传等,但都是一语带过。较详的是《辽史》卷11《圣宗本纪二》:

统和四年……秋七月丙子…… 擒宋将杨继业,……宋将杨继业初以骁勇自负,号杨无敌,北据云、朔数州。至是, 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遥斜轸,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献。

与上述所记相异较多的是《辽史》卷74列传十三《耶律斜轸、耶律奚低传》: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益见委任, 为北院枢密。斜轸闻继业出兵,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兵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人号无敌,首建梗连之策。至狼 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史书所记,仅在于说明,杨业是死于抗辽御边战场的,是战死的,且视死如归。

杨业视死如归

“民族英雄”不是官爵、禄位、封号,它是社会和人民大众在认识历史过程中对某一历史人物形成的共识,而这一共识的基础,就是这一人物体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本民族的精神。这些精神是什么呢?概括来说一是爱国、二是正义、三是献身。也就是说,从历史的全局角度而言,其人深明民族大义,从个人品质而言,其情操高尚无比。

杨业正是这样。这里,对其爱国、正义之举暂不论,仅就其死节一事稍加分析。

其一,陈家谷之战宋军必失,这是杨业早就料定的。

大战之前,作为副帅,杨业积极建言,《宋史》本传记其所言,第一句便是“今辽兵方盛,不可与战”。之后又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宋军的首要任务是执行朝廷方略,保护内迁百姓,如辽军来拒,则 “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兵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避敌锋芒,击其所虚,这是兵家之常识。当时辽军气势方炽,且有十余万众, 敌强我弱,人人皆知。杨业对敌我双方情况了如指掌,且对如何应对已胸有成竹。对杨业所提出的万全之策,作为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本应予以考虑和采纳。但王侁不仅不予考虑,出于邀功,反诬杨业为“畏懦”,并武断决定从正面与辽军决战。对此,杨业坚决反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可!此必败之势也。”在此情况下,王侁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将诬蔑升级,竟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此话之出,实际上已置杨业于死地,即:战,必死于敌手;不战,则必死于罪尤。

其二,陈家谷之战自己必死,这是杨业早就认识到并有思想准备的。

在王侁的诬蔑和剌激下,杨业已无退路,出于大局和激愤,他一方面说“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一方面也表明了决心“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朝廷的忠贞,而不能留话柄于王侁等。想到大敌压境,想到三州百姓之不保,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杨业十分悲愤。《宋史》对此也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写道“将行,泣对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

《宋史》此处写到杨业时用了一 个“泣”字。泣者,落泪也,悲咽之态也,表现杨业很悲痛。

其三,陈家谷之战,杨业已抱定一死报国而不苟生之心。

杨业泣别潘美时,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因为杨业对王侁太了解了,并当着潘美揭穿其一向以降将之名歧视自己的险恶用心。他两次声言 “当为诸公先”、“当先死于敌”,就是明确表示自己义无反顾,以死报效。当寡不敌众、浴血如约退至陈家谷口时,这里竟无一人。杨业“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宋史》此处写到杨业时用了“大恸”一词。恸者,极悲也;大恸,绝望之悲极者也。但绝望之后,他更加镇定,对麾下百余人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这三句话非常重要,是杨业视死如归最明白无误的写照。在此危急关头,他想到的是什么?是战士,是天子,是百姓、是国家!他想到自已了吗?想到了。但他想的不是苟且偷生,不是家人团聚,不是再建功业,而是此时再给敌人重创。于是,《宋史》才有如下记载“再率帐下士力战”,“业犹手刃数十百人”。什么是奋不顾身,什么是舍生忘死,杨业给人们作了最好的注脚!他还想到什么呢?他想到是遗憾。遗憾什么呢?——是对国家报效太少——“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现在却是敌势大张,连失云、寰数州。二是军队损失惨重——“致王师败绩”。三是对权奸的痛恨——因“奸臣所迫”,致使御敌卫国,功败垂成。想到这些,“业因太息”。《宋史》此处写到杨业时用“太息”一词。太者,极端、极度也。“太息”者,既悲愤,又无可奈何之谓也。说杨业死而无憾是不确切的,他的遗憾太多了!但面对遗憾,他毅然作出抉择:苦战与死节!

“但称死罪”是“乞死”而不是乞降。

  杨业忠勇一生,晚年为权臣所误而捐躯疆场,壮烈殒国,其事迹、其精神感天动地,不仅中原朝廷予以大力旌表,即如辽国君臣、百姓亦无不感佩之至,当时即在辽国所辖之古北口 (今属北京密云)要塞建庙以祀之,且名为“杨无敌庙”。

 杨业如此清白与忠贞,世人是否认识完全一致呢?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在《杨家将新考三题》(晋阳学刊2000年第6)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杨业死后确实被泼上了脏水,是刘吉冒死为之洗雪”。洗雪的结果之一是,赐品由原来的“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改为“布帛千匹,粟千石”。洗雪的另一结果是真相大白,潘美、王侁、刘文裕受到一定的惩罚——王侁、刘文裕除名发配,潘职降三级。

事情过去了1000多年,至1979 年,降大任在《山西师院学报)(哲社版)3期撰文《关于杨业晚节的一个疑点》,以“疑”为名,认为,《辽史· 耶律斜轸传》中的“继业但称死罪而已”一句表明,“杨业被俘乞命,在这里写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这不能不是杨业一生历史上的污点。”他认为,杨业被俘后产生动摇是必然的,“兵败被俘、走投无路之际,他就可能像当年弃城降宋一样,再投奔契丹。”因而他断言,“《辽史》所载他临终前乞饶,失节的污点,也是不能抹杀的,至少也是很可疑的。”此文受到驳诘后, 1983年,降大任又在《山西大学学报》同年第4期增刊号上撰文《再谈杨业晚节的疑点》,谈辽地古北口建“杨无敌庙”之因时说,这是“宋人表彰自己的忠臣,辽人表彰自己的降臣,均是自有所需,不可为怪的。”在降大任笔下,杨业已由被“疑”降、再而“乞饶”、进而升级为“降臣”了。

 降大任的“戏法”、“魔术”是怎样变出来的呢?

 如前所言,盖自“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八字。

 然而,“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八字真实含义果真是这样的吗?否!

回答不仅是否定的,而且结论也恰恰是相反的。

第一,这一回答,表现了杨业对耶律斜轸的极大轻蔑。

 从《辽史》的记述可知,耶律斜轸等对杨业十分痛恨,原因是在三十年“角胜”中,由于有杨业这样的宋将,使得辽人的掠劫屡屡受挫,今天杨业被俘,辽将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只是碍于最高统帅有明令不得伤杨业,才未下毒手。“蛟龙离渊遭虾戏,虎到平川受犬欺”,一时的侥幸,使得耶律斜轸得意忘形,他要出一口恶气,所以气势凶凶,“责曰”云云。这里的“责”,实际上是“斥责”和“训斥”。面对寇首的趾高气扬,杨业予以了极大的轻蔑,只用了“死罪而已”四字作答。请注意,《辽史》在这里用的“而已”两字。“而已”、“而已”,不过如此罢了!和尔等之辈是没有什么可说的!鲁迅先生曾说:最大的轻蔑是无言,杨业之谓也。

第二,这一回答,表现了杨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耶律斜轸在辽人眼中是一员有勇有谋的战将,他自己也以此自负,生擒杨业可谓是其战绩的巅峰之功,一时的胜利使他有点头脑发昏,言形失态。“子系中山儿狼,得志便猖狂”。他责杨业“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目的之一在于要羞辱杨业——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你不是三十年来的常胜将军吗,怎么今天落到我的手里了!你不服气吗,你还有什么话说呢,你还不投降吗!——《辽史》所记很简洁,两句话外还有很多的潜台词。但仅此两句,即很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胜利者的狂傲与骄横。面对跳梁小丑,杨业心里还不明白吗,还有什么“理”可论吗?因而他不屑与斜轸对话,“但称”——只用一句话——­­就把对方顶了回去——在你眼中,我是罪莫大焉,然而,再大,也不过“死罪而已”,还能怎么样! “而已”、“而已”,不过如此罢了!杨业视死如归,“在这里写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怎么一到降大任眼中,就变作“乞命”之语了呢! 有一点乞求的影子吗?降大任的“训诂”知识和逻辑,使人感到莫名其妙!

第三,这一回答,是杨业对寇首的反唇相讥。

为了弄清真相,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辽史》的原文。

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

有人著文说,杨业抗辽并没有三十年,杨业归宋仅七年,斜轸所说不确。持此看法的人是误解了“汝”字,把“汝”字简单地理解为人称代词中的“你”,即杨业。其实,此处的“汝”和后边的“我”,均为复数人称代词,即“你们”和“我们”。这里,耶律斜轸是为了强调杨业的“顽固不化”,“罪大恶极”,才把所有宋人抗辽杀敌之“罪”加在杨业身上。在斜轸看来,三十多年了,该算一下“总账”了,但总找不到一个可以讨“总账”的人。杨业身为一路大军的副帅,且号称“杨无敌”,只有他才有资格“领罪”,因而把对宋军的一切愤恨,都迁怒于杨业一身。“今日何面目相见”,也不单指杨业,也含有“你们”之意,即在斜轸看来,杨业的被俘,也是宋朝廷的耻辱,羞辱杨业,就是羞辱宋室,就是讥讽宋军。在当时的语境下,杨业不仅听得十分明白,想得也十分明白。他知道,他的举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原大众和宋廷、宋军形象。宋人的抗辽,完全是御辱,是正义之举,何罪之有!三十余年的抗辽,只有在耶律斜轸等眼中才是“罪”。因而斜轸才在杨业面前以胜利者自居,喋喋不休地历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之“罪”。

杨业对斜轸的颠倒黑白嗤之以鼻,可笑其不自量,因而接过对方的话头,反唇相讥: “罪”有多大?再大不过是“死罪而已”,该杀该剐,随你的便吧! “但称死罪而已”,寥寥六字,杨业的意气自若、不卑不亢、大义凛然的形象,耀然纸上。

第四,杨业的这一回答,恰恰是昔日投宋的合乎逻辑的结局。

研究杨业的人对下述两件事都是很清楚的。一是杨业对宋有好感。 杨业20岁左右时就追随刘崇并改姓刘,虽然后汉与宋为两个国家,但杨业对宋怀有好感,其原因主要是双方有共同的民族敌人——契丹,宋对汉友好,杨业曾有归宋之意。二是杨业归宋的直接原因是刘继元的劝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克太原,后汉之主刘继元降宋,时杨业仍在城内与宋军对峙。刘继元派人对杨业说自己已降,请他也放下刀枪。 杨业闻此大哭,之后被赵光义召见。鉴于后汉已亡,宋太宗将已改姓30多年的他恢复为杨姓。由此可知,杨业归宋的主要原因也有二:一是后汉已亡,刘继元大树已倒;二是作为一员武将,归宋后仍可继续抵御外辱,以卫中国。实事也证实了这点,在其后与契丹和辽国的作战中,杨业得到宋太宗的信任,授以兵柄,杨业也感知遇之恩,时时想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故屡屡建功。由此可知,杨业在权奸逼压、失利被俘、身负重创、强虏嚣横的情况下,为不失民族尊严,毅然不食而死,不仅是他一贯忠勇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归宋初衷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局。

令人生疑的“疑”

降大任对杨业晚节所“疑”的直接原因是《辽史》耶律轸传中的“杨业但称死罪而已”八字。但令人奇怪的是,两篇文章洋洋洒洒,却既未对这八个字之意进行解读,也未引用任何其他新的资料,除了主观地异想天开的分析、推测之外,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这就使得很多研究者对降大任之“疑”难免生疑,其何以无中生有地“疑”呢?

原来,降大任对《辽史》中有“杨业但称死罪而已”八字而《宋史》无不有着他自己的独特看法,因而认为“《宋史》的记载颇有可疑”。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杨业被俘时,“正值两军决战,戎马倥惚之际,宋辽双方史官未必亲临阵前,其材料当系参与战斗双方将士的见闻。”又说“须知,杨业所率宋军其时已全部覆没,杨业被俘后的一番愤慨,宋方谁能聆知,谁由传闻呢?”

这就是说,因宋军元一人生还,故《宋史》所记杨业所言所行不足为信。《辽史》所记可信吗?降大任则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也许辽人的记注实录即系耶律斜轸一干人的实感”。这里,降大任的逻辑似乎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前面既说双方史官不在现场,所记均系传言,不足为凭;后面却得出“宋方不足信,辽方是实录”结论。不知降大任何以抑宋而扬辽!

再者,“史官不在现场,其所记就不足信”这一结论能站得住脚吗?如果以此推理,且不说《史记》所记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汉武之前不足为信,即其后的二十三史所记也均不可信,因为司马迁、班固等人不可能与其所写的人和事均有亲身接触,其所采他人所记也均有取有舍!降大任对二十四史所记史实持什么态度笔者不敢随意猜度,但上个世纪20年代我国史学界的“疑古派”对夏商史的态度,事实已证明并不是科学的。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张巡、许远等人为守睢阳而壮烈捐躯,虽百姓有口皆碑也难免他人所疑所诬,致使若干年后韩愈还怀着极大的愤慨为其辩诬洗污。杨家将忠烈满门,其事迹昭如日月、家喻户晓,杨家将所体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最具凝聚力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方面,杨业可以说是白璧无瘕。虽然如此,也不能不允许个别人以种种理由对其非难和质“疑”。关于这点,我国著名史学家余嘉锡早在上个世纪40代就预料到了,他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一文第三部分《杨业传索隐第三》中指出:关于杨业事迹,正史杂史多有所载且大体相同,史料相当丰富。他针对有人“信辽不信宋”说:“《辽史》本纪所书, 则出于耶律斜轸之奏报。《宋史》纵不可据,岂此诸书亦不可据乎?”他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都怀疑的态度是学风不端的表现,因而语重心长地说:“凡读古人书,当实事求是,若不参稽博考,而第以私意测之, 未有不群疑满腹者也,岂独杨业一事已哉。”所言极是——学术研究应实事求是!

 

作者:河南省杨氏工作委员会会长 杨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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