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杨家将故事是民间喜闻乐道的传统故事之一，而其中以佘太君、穆桂英、十二寡妇等人为主的杨门女将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一、前 言
杨家将故事是民间喜闻乐道的传统故事之一，而其中以佘太君、穆桂英、十二寡妇等人为主的杨门女将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然而，众所周知，杨家将中之杨业、杨延昭（杨六郎）、杨文广等男将，皆史载其名，并有确凿之英雄事迹，而杨门女将则于史无证，纯属后世虚构。明人秦淮墨客在刊刻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杨家府演义》序言中有云：“宋起鼎沸之后，一时韬钤介胄之士，师师济济，忠勇如杨令公者，盖举世不一见云。……自令公以忠勇传家，嗣是而子继子、孙继孙，如六郎之两下三擒，文广之东除西荡；即妇人女子之流，无不催强锋劲敌，以敌忾沙漠，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云仍奕叶，世世相承。” 从此言来看，杨门女将的故事在当时似已广为流传，并为人们所接受。有学者认为，在《杨家府演义》之前，可能已经出现了话本《杨家府传》，它是《杨家府演义》和稍后的《北宋志传》（今以《杨家将演义》为名刊行）共同的祖本。前者取材了整个话本，后者则只取其中的部分而已。 但若征之文献，则完整的杨门女将故事，如“穆桂英擒六郎”、“令婆攻打通明殿”、“宣娘化兵截路”、“十二寡妇征西”等，则始见于《杨家府演义》，亦即出现于明代后期。《北宋志传》亦有相关内容，只是标题和具体情节稍异。但不管怎样，杨门女将故事必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形成、演变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只是一个虚构故事的过程，却关乎杨家将故事的流传历史及所负载的社会、文化意义。然而，现有关于杨家将历史及故事、小说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似乎尚缺乏必要的关注。今笔者不揣谫陋，试对杨门女将故事源流作一简要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二、从女侠到女将
说起历史上流传的关于女将的故事，最有名者莫过于杨门女将了。以女将为题材的，或包含女将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大概出现于元明之际，而令人直接意识到女将为小说中的重要题材者，亦应是杨门女将了，确切地说应是《杨家府演义》。若从小说题材的发展演变角度考察，女将题材应非元明之际无凭之创造，而应是有所因承。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真正的女将少之又少，而曾经率众作战沙场的女子，明以前亦仅有王莽时的琅玡女子吕母、唐高宗时睦州女子陈硕真、金宣宗时山东女子杨妙真和明成祖时山东女子唐赛儿，但她们皆是民变首领，在古代文人笔下或被贬低、丑化，或被抹杀，似乎构不成女将英雄题材的历史源泉。今所见者，仅有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岳珂《金佗稡编》中所载南北宋间“带甲上马敌千人，自号一丈青”的张用之妻（原为马皋之妻，皋被诛后，又嫁张用），被附会成《水浒传》中的扈三娘。但除此之外，古代小说中所写女将，特别是杨门女将，均无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可考。从文学题材的历史传承规律来看，女将当因发于与其角色性质相近或相类似的题材，而历史上流传已久的与女将相近、相类似的文学题材，莫过于女侠了。女将题材应是由女侠演变而来。
女侠故事在古代流传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左传》中就记载一个莒国寡妇，寄身纪鄣，纺绳多年，最后助敌人攻城，为夫报仇的故事。 汉魏六朝时期，侠女故事已见于小说，并渐有传奇色彩。如汉赵煜《吴越春秋》记载，越王问范蠡备战之术，范蠡推荐越女。越女在朝见越王途中遇一老翁，自称袁公，要与越女比剑。袁公不胜，飞上树，化为白猿。越王向她询问剑之道，越女称“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王令人试之，果然不虚。 《搜神记》中有描写侠女李寄斩杀大蛇为民除害的故事； 《搜神后记》则记一比丘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截断身首，支分脔切”， 暗示桓温发生叛乱的下场。但汉魏六朝小说中的女侠故事还显得非常简单、孤立，不很完整，只是具备了女侠的某些因子。小说中女侠的大量出现是从唐代开始的。
唐代是中国小说发展的自觉时期，与“古小说”相比，唐代小说“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在文体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唐人的小说中，武侠是与神怪、爱情并列的三大题材之一，其最大成就是创造了一大批侠客形象。而其中又以大量女侠的出现而夺目耀眼。
唐代涉及女侠的小说很多，其中著名的、以女侠为主角的就有薛用弱《集异记》中的《贾人妻》、裴铏《传奇》中的《聂隐娘》、袁郊《甘泽谣》中的《红线》、皇甫氏《原化记》中的《车中女子》与《崔慎思》、康骈《剧谈录》中的《潘将军》与《张季弘逢恶新妇》，以及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的《荆十三娘》等。这些小说描写的女侠中，有的身怀绝技，复仇雪恨，如贾人妻等；有的凭着高超剑术，酬报恩人，如聂隐娘、红线女等；有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如荆十三娘等。
到了宋代，不仅以上女侠的故事继续流传，而且又创作出一些新的女侠故事，如吴淑《江淮异人传》中的《张训妻》、洪迈《夷坚志》中的《花月新闻》、《侠妇人》、《解洵娶妇》等，只是女侠形象描写方面和唐代有所不同。
从人物形象来看，女侠与女将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她们都有高超的武功，并以此成事扬名。如《红线》中描写的女侠红线，她原是潞州节度使薛嵩家的婢女，身怀卓绝武功，为婢19年，但深藏不露。主人对她宠待有加。当她看到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不顾儿女亲家之分，企图侵夺潞州，而薛嵩为之烦忧时，便凭高超武功盗取田承嗣枕边锦盒以示警戒，粉碎了田的阴谋，从而报了主人的恩。最后却功成不受赏，悄然离去。又如《张季弘逢恶新妇》写唐懿宗咸通年间，左军中有一名壮士张季弘，勇猛过人。后来到襄州军中做事，黄昏时入住商山小店，遇一老妇人，言其子妇甚凶，且“壮勇无敌”。张季弘自恃武勇，欲替老妇人教训儿媳。等老妇人儿媳回来，张季弘便坐在店后石上，召老妇人儿媳近前，加以训斥。老妇人儿媳却躬身辩解，数说婆婆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张季弘见状，再也不敢顶撞，第二天一早就溜走了。可见这女子武功深不可测。小说中的女将也是如此。如《杨家府演义》中所写杨令公长女八姐、次女九妹，随其兄六郎私上前线，藏于军中，凭高超武功分别擒斩辽将招吉和麻哩庆吉。 穆（书中作“木”）桂英不仅能拽弓射落飞鸟，还凭高超武功先后擒住杨宗保和杨六郎，最后携山寨兵丁归顺宋军，并屡立战功。 杨门其他女将亦皆武艺高强。二是女侠和女将在家庭和社会中都相对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比如在婚姻方面，《贾人妻》中写贾人妻与王立相遇，邀王立至其住处，问王立“能从居乎？”将王立养在内室，生子后，亦让王立在家照顾。《聂隐娘》中的聂隐娘也是自主择夫，婚后一直在夫妻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女将中亦有类似的情况，如《杨家府演义》中之穆桂英，在阵前擒住杨宗保后，见其生得眉目清秀，齿白唇红，言辞激烈，便起了爱慕之情，“密着喽啰将匹配之事道之”，自主决定了婚姻大事。窦锦姑、杜月英和鲍飞云嫁杨文广，亦都是采用的先擒而后逼娶的手段。 三是女侠和女将都是凭着自己高超的武艺和胆识成就一番事功。如女侠中的红线在藩镇冲突中挺身而出，化解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聂隐娘遵师嘱，对“无故害人若干”者，夜入其室，斩其首级，惩奸除恶。至于女将，则是阵前杀敌破阵，立下战功。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柴郡主、黄琼女、穆桂英、杨宣娘及八姐、九妹皆是如此。
女侠和女将之区别，在于她们成就事功的场所不同，女侠主要活用于社会各种空间，女将则主要活动于战场，仅此一方面之区别便决定她们一为女侠，一为女将。另外，女将一般皆有所隶，自由程度似乎不如女侠。但撇开二者的活动场所来看，女侠和女将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女将离开战场，若能在社会上行侠仗义，便是女侠；女侠走上战场带兵杀敌，便是女将，二者完全可以自由转换角色。实际上，早在唐代的女侠身上，有的已多少带有一些女将的影子。如聂隐娘出身将门，幼时被一尼姑窃去，练成非凡武功，完成师父交给的除奸使命后，回家自嫁磨镜少年，又先后效力于割据一方的魏、刘二帅。《车中女子》中的女侠盗，则统帅着一群技艺出众的男盗。
女侠与女将如此之相似和关联，自然容易激发小说家的灵感，以致于在故事创作中在女侠和女将之间进行题材转换，或者就是将女侠题材发展为女将。但小说的题材变化是受时代背景中诸多因素制约的，如唐代女侠传奇便是与任侠之风盛行、社会动荡、民族融合，以及文学题材的历史继承性有关， 因此不是仅靠作者灵感实现的。作为文学题材的女侠演变为女将，必定有一个过渡期和一些代表性的作品。从现存文献来看，这个过渡期应是元明之际，而其带有女侠转变成女将痕迹的作品便是《水浒传》。
《水浒传》中写了三位女将，按出场先后分别是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和一丈青扈三娘。她们无论马上步下，皆勇猛异常，成为梁山上三位女英雄。被朝廷招安后，她们在宋江统帅下，南征方腊，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其中孙二娘、扈三娘两对夫妇皆为朝廷捐躯。此时她们的形象已成为标准的女将。但她们并非一开始就是女将，上梁山之前，她们皆活动于民间。如孙二娘上梁山前曾在十字坡与丈夫张青开酒店，虽然干着害人的勾当，却被鲁智深等人称为“甚是好义气”，在武松被张都监、蒋门神陷害追杀，因而血溅鸳鸯楼，造下人命案逃难时，她不惧风险收留武松，并为武松安排容身去处。母大虫顾大嫂上梁山前亦是开酒店，杀牛设赌，但因远房兄弟解珍、解宝平白受冤，乃联络丈夫孙新之兄登州兵马提辖孙立等人，组成劫牢团伙。事成后全体投奔梁山。扈三娘本是扈家庄庄主扈太公的女儿，被人夸为女英雄。她们三人的形象虽与唐代小说中描写的女侠稍有不同，但都是义字当先的豪侠女子。她们由女侠式人物转而成为女将，代表着小说创作中人物角色或题材的演变，亦是女将形象开始登上小说的标志。杨家将故事中，女将成为耀眼的群星，当是因承元明之际小说题材的这种演变趋势所成。
当然，杨门女将故事在明代清晰完整地出现，是与明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有明一代，在相当长时期内受到北方蒙古的威胁，双方冲突不断，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与蒙古关系异常紧张。另外，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又有倭寇为乱，袭击商船和士民，抢掠财物和妇女。这些因素，使民族矛盾严重激化，明朝国内民族情绪高涨，严华夷之防的思想影响甚大。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则是抵御外寇、保卫边疆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出现了高潮，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杨家府演义》、《南北宋志传》等小说皆是。但这种时代背景似乎只能决定女将成为小说题材后，将其写进抵御外寇、保卫边疆性质的小说，如杨家将故事中增入杨门女将，而不能决定女将题材的出现。从文学题材角度而言，以杨门女将故事出现为标志的女将故事题材，当是由女侠题材发展演变而来。杨门女将故事形成后，女将便成为小说中的常见题材，女将形象亦陆续出现于小说，清代尤为普遍。如清代小说《说岳全传》中有女将梁红玉；《隋唐演义》中有女将花木兰；《说唐后传》中有女将屠炉公主；《说唐三传》中有女将窦仙童；《飞龙全传》中有女将陶三春、褚氏；《说呼全传》中有女将齐月娥；《五虎平南演义》中有女将段红玉；《宋太祖三下南唐中》有女将艾银屏、花解语等。但后来的女将故事无论怎样推陈出新，其影响皆不及杨门女将故事。
三、从佘太君到十二寡妇
见诸史册的杨家将故事，主要是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英雄事迹。他们的故事早在他们还在世时就已流布民间。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欧阳修在为杨业侄孙杨琪所作墓志铭中有云：“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以后，这种民间传说与史传并行，继续流布。
杨家将故事的口头传说见诸文字，最晚不迟于南宋。元人罗烨作《醉翁谈录》，记载南宋话本中已有《五郎为僧》、《杨令公》等，但不知其内容，只能根据题目看出是有关杨家将的故事。此外尚有理宗时谢维新所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记及杨家将故事（书中误将杨畋字作延昭）。又有宋遗民徐大焯之《烬馀录》记及杨家将故事，言杨业有七子，俱有名，但与《宋史•杨业传》所记有异，并且记延昭为杨业第六子，延昭子为宗保，与史载不符。从此可以看出，南宋时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已经出现了不少虚构的成分，与史传拉开距离。但不管怎样，此时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应还都是以杨业及其子孙为主的男将，看不出有女将出现的迹象。
另外，北宋时，杨家将的故事可能已被搬上舞台。元人陶宗仪之《南村辍耕录》列有金院本《打王枢密爨》，所演就是杨家将的故事，可能是由北宋传入。
元代上承宋、金，杨家将的故事继续流传，大致有民间口头传说、曲艺和戏曲三种形式，但今所存者唯有戏曲。由于剧本多已散佚，有关杨家将的故事多少，亦不可知。尚可知者，计有四种，即《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私下三关》、《昊天塔孟良盗骨殖》和《孟良盗骨》。其中无名氏之《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故事梗概较为清晰，说的是辽国萧太后心腹贺驴儿，受命化名为王钦若，潜入宋朝作奸细。萧太后在其脚心刺上“贺驴儿”三字，戒其莫忘间谍使命。王钦若至宋，欺瞒朝廷，官至枢密使。他为瓦解宋朝，便设计迫害忠君报国的杨家。当时杨令公之子杨延景（即杨六郎）镇守瓦桥等三关，经常打败辽军。王钦若便借口有碍开街，诳奏宋真宗，令女婿谢金吾强行拆毁杨家宅第清风府。杨延景之母佘太君不能制，又被谢金吾推下台阶跌伤。杨延景闻知，私离三关，回京探视。部将焦赞亦暗随其后，私自离关，及入京，独入谢府，杀死谢金吾及其一家，并题诗而去。王钦若擒获杨延景和焦赞，并奏他们私离三关，行凶杀人。真宗欲斩之。杨延景妻母柴国姑劫景、赞回家。王钦若方奏于朝廷，孟良正好来朝，奏明从辽国奸细处搜到辽丞相韩延寿给王钦若的密信，约其在辽军攻宋时作内应。真宗命人验出王钦若脚心之字，于是诛王钦若，而杨延景、焦赞复还三关。
这个故事虽仍是说的杨延景、焦赞、谢金吾、王钦若等人之事，却让我们第一次看到杨门女将的第一代人物佘太君的出场，伴随佘太君出场的还有七娘子、八娘子两位杨门女眷。从“娘子”之称，及杨延景呼七娘子为妹来看，七娘子与八娘子当是佘太君的两个女儿，即杨延景的妹妹。另外杨延景妻母柴国姑劫法场一事，亦昭示出杨家女眷中还有杨延景之妻柴郡主这个人物。但这个故事尚未提到杨门女眷皆会武艺并参与作战之事，甚至佘太君还被推倒跌伤，似乎和女侠、女将都沾不上边。倒是柴国姑劫法场表现出一股豪侠之气，但这个人物在后来的小说和戏剧中却被淘汰了。尽管如此，杨家的女眷毕竟出场了，这便为后来杨门女将故事的构成提供了人物根据。
当然这个故事并不一定是从元代才形成的。有学者称，《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是由金院本《打王枢密爨》发展而来的， 若此说不虚，则佘太君等杨门女眷可能在宋朝流传的杨家将故事中就已出现。按王钦若、杨延景（杨延昭）确有其人，只是事迹属于虚构。至于佘太君其人原型如何，学界尚存争议。民间传说、戏曲小说皆言佘太君是杨业之妻，有学者则根据晚出之笔记和方志，确认这是历史事实，并认定杨业之妻姓折，应是折太君，戏曲、小说称佘太君。实际上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言及杨业之妻为折太君的材料不仅晚出，而且亦未提供确凿之证据，甚至多有违背基本史实之错误。根据李裕民先生推测，元杂剧和明代戏曲小说中出现的佘太君，很可能由另一个折太君演变而来。据史载及后人考证，与杨家祖籍麟州相邻的丰州（治所在今陕西府谷西北）刺史王承美，在其妻折氏的辅佐下，曾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八年，两次打败来攻的辽军，斩敌四五千，迫使契丹七八万帐（户）内附。从此，王承美、折氏在世期间，契丹再不敢进犯。后王承美升为丰州防御使，折氏则被封为乐安郡君、太君。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真宗特意诏折氏进宫。这时，她大约60多岁。仁宗时，折太君为丰州刺史王文玉（原名怀玉，王承美嫡长子文恭之子，由承美奏为继子后改名）死后由谁接替事又上奏于朝，其时约75岁。这个折太君与杨业、杨延昭同时，其抗辽、上状、进宫、年寿、活动地域等均与戏曲小说之佘太君有相似之处。民间传说逐步附会到杨家将故事里，经过戏曲、小说的加工，就成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佘太君。 李先生的推测甚有道理，这正符合小说家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所惯用的移花接木手法。若是如此，则杨门女将故事的虚构亦与其男将故事一样，很可能从宋朝就开始了。另外，对比有关王承美家族的情况与流传的杨家将故事，王家其他的人物亦有被附会进杨家将故事的可能。据史载，王承美卒于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恰与杨延昭卒年相同。王承美有子文恭、文宝，文恭子则名怀玉。 杨延昭子本为文广，但从徐大焯《烬馀录》始见延昭子误为宗保，到后来的戏曲、小说里，则正式演变成延昭之子宗保，宗保之子文广，文广之子怀玉的世系。从此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将王家人物（包含人名谐音）附会进来的痕迹。但此处亦仅为推测，或可作为将王家折太君附会到杨家将故事中的一个旁证。
明代戏曲上承元代，仍有一些关于杨家将的剧本。如《开诏救忠》、《活拿萧天佑》、《破天阵》、《黄眉翁》、《金牌》、《三关记》、《金鐗记》等。其中《黄眉翁》与《三关记》提到了佘太君等杨门女眷。
《黄眉翁》全名为《杨郡马赤心全忠孝，黄眉翁赐福上延年》，说的是杨延景镇守瓦桥关，思念家中老母。值母亲寿诞，由寇准代奏，得以回京向母亲祝寿。仙人黄眉翁感杨延景忠孝，以延年酒和仙桃上寿于佘太君。《三关记》取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故事编成，一开始写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杨延昭私离三关，焦赞杀谢金吾全家，俱同于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但接下来由明人施凤来作了改编，说是八王赵德昭奏请真宗赦延昭死罪，充军汝州。王钦若暗害延昭。知州胡瑗以己子代，令延昭远走避祸。延昭便到五台山去见五郎延德。王钦若投书萧太后，被延昭部将岳胜截获。令婆（佘太君）及六郎妻因天波楼被烧，亦离京走寻五郎。岳胜、孟良起兵为延昭报仇，途中遇令婆，迎入营中，而六郎妻走失。令婆劝岳胜、孟良回师，岳、孟分别入涿州和太行。胡瑗升潼关安抚，遇六郎妻，偕回任所。辽将萧天佐假造民谣，诳宋真宗驾幸澶州。真宗到后，被辽军包围。呼延赞突围入京求救，八王知延昭未死，亲往五台山寻访。延昭于是招焦赞、孟良和岳胜，大败辽军，直抵澶州城下。王钦若事败逃走，延昭追赶，擒之于沙河。 从故事情节来看，这两剧中以佘太君为主的杨家女眷虽有较多的出场次数，但仍然未见她们有高超武功，或参与作战。这说明杨家将故事发展到明代戏曲中，女将的故事尚未形成。
清人康基田《晋乘搜略》载：“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射，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王夫人之亲援桴鼓然。” 乾隆《保德州志》又载：“折太君，宋永安军节度使镇府州折德扆女，代州刺史杨业妻，性警敏，偿佐业立战功。” 有学者据此认为杨业之妻折氏会武艺，能作战。所据材料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这一点，李裕民先生早已指出。 按亲援桴鼓之蕲王夫人，乃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夫人梁氏（梁氏本无名，后世小说家杜撰为“梁红玉”）， 《晋乘搜略》所载既然将折太君与梁氏相比，则世传折太君会武艺并能用兵作战的传说之出现，不会早于南宋，如果从明代戏曲中尚不见佘太君会武艺及能作战来看，则《晋乘搜略》所载传说之出现，还要更晚，亦有可能晚于《杨家府演义》之成书。
既然明代戏曲中尚不见杨门女眷发展为女将，则杨门女将故事在《杨家府演义》中出现，可能当归功于小说家的创造。但从秦淮墨客之序言来看，杨门女将故事又不像此书首创。《杨家府演义》中所写杨门女将故事内容，应有所因承和借鉴。
明人叶盛《水东日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蓄】而人有之。”叶盛（1420－1474年）为英宗正统十年（1445）进士，宪宗成化八年（1472）官至吏部左侍郎。无论其笔记中是否将杨六使误为杨文广， 我们都可以看出，至迟到明宪宗时，杨家将已经成为小说中比较流行的故事之一。一般说来，同一时期相同题材的戏曲和小说是相互影响的，既然此时的小说从题目上仍是以杨文广等男将为主，则我们似可推测，在宪宗或英宗以前，尚未出现清晰的杨门女将故事。但从“杨六使文广”之句，可以推断，进入明朝，杨家将第三代杨文广的故事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内容了，说明杨家将的故事又有了很大发展。
按《杨家府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刊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但根据种种迹象，它的成书应更早些，可能是在穆宗隆庆或世宗嘉靖间。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杨门女将故事的创作时间，主要是在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到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这亦正是与明朝当时的形势相符合的。因为这一阶段正是明朝与蒙古矛盾最为尖锐之时，又兼倭寇猖獗，明人民族情绪极端高涨，从而出现了抗御外寇、保卫边疆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在这种背景下，小说家们继承和发展文学史上的女侠题材，并受《水浒传》影响，创作出杨门女将抗御外寇，保家卫国的故事，是非常自然的。另外，从《杨家府演义》中所描写的杨门女将故事来看，从人物形象到情节，都非常简单、粗糙，一方面是可能出自一般文人之手，另一方面亦带有初创不久的痕迹。
那么，杨门女将中的人物，如何又在佘太君、柴郡主、七娘子、八娘子之外虚构出穆桂英、杨宣娘等人呢？由于文献不足，我们暂时难以考出其过程。若从理论上讲，无外乎小说家们发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缘事生发、细心插柳、采民间传闻等手法创作而成，但具体而言，虚构亦应有所凭借。前辈学者对此亦曾作过探讨。关于穆桂英之名，有人认为是由鲜卑族之姓“慕容氏”转音而来。其来源可能是欧阳修为杨琪所作墓志铭中杨琪“初娶慕容氏”的记载。因杨文广乃杨琪之堂弟，故杨文广亦有和慕容氏联姻的可能。小说家便由此生发出杨文广之妻穆桂英（《杨家府演义》及后来的多数戏曲、小说中，穆桂英乃杨宗保之妻，杨文广之母）。 此说虽不无道理，但亦只是推测之一种。笔者以为，穆桂英的传说来源于明初大学士宋濂《杨氏家传》的可能性较大。
《宋史》杨延昭传中称延昭有三子，有姓名者却只有杨文广一人。曾巩《隆平集》的延昭传则记另两子姓名为传永、德政。但宋濂《杨氏家传》却称杨延昭尚有一子名充广，曾持节广西，与迁居播州（今贵州遵义）的同姓人杨昭通谱。杨昭无子，充广便将己子贵迁过继延昭为后。从此，充广之后（书中称“【杨】业之子孙”）世守播州。贵迁有光震等三子，光震又有五子，其一名文广。文广统治播州时，有老鹰砦穆獠族反叛，文广命谢都统讨平之。 宋濂被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名震朝野。他的这篇《杨氏家传》自然亦在本朝产生重要影响。其文中所记延昭之子充广事，虽不可信，但相关内容成为当朝人虚构杨家将故事的依据之一，则应是无疑的。《杨氏家传》既然提到文广派人讨平老鹰砦穆獠族反叛事，与杨家将故事中杨宗保攻打穆柯砦，被穆桂英招亲的内容，非常相近，很可能就是穆桂英故事生发的源头。后来在北方出现的有关穆柯砦的民间传说，亦有可能源于此。至于穆桂英之名字“桂英”，及杨宣娘之“宣娘”，俱是古代戏曲、小说中常见女子用名。由文广讨平老鹰砦穆獠族之叛，生发出穆柯砦的故事后，给杨宗保之妻撰出穆桂英及其女儿杨宣娘之名，就再简单不过了。
杨门女将中最为悲壮、惨烈的事迹莫过于十二寡妇征西了。但我们却难以找到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创作的依据。据理而言，应是小说家创作女将故事的思路发展所致。杨家将的真实故事，主要是讲的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抗敌卫国的英雄事迹。《宋史》提到，杨业在陈家谷受伤被俘，“其子延玉亦没”，杨业则绝食三日而死，以身殉国， 当时若其妻皆在，则杨家不幸添两位寡妇无疑。但延昭、文广既不是战死，亦非早夭，其妻说不上守寡。又据《宋史•杨业传》载，杨业有七子，但除延昭、延玉之外，皆事迹不显，更不知其生卒和内眷情况。南宋话本中始见《五郎为僧》，知有五郎故事流传，但其他五子故事仍未见流传。但《五郎为僧》却给人留下夫妻分离的想象空间。到了《杨家府演义》中，称杨业有七子，事迹俱显，但在故事开篇不久，从来不显事迹的其他五子，或战死，或遇害，或亡匿，一闪即逝，仍只留下五郎和六郎。六郎之后，虽有宗保、文广、怀玉等代代相传，但作为杨家男将却给人凋零之感。且不论这种创作思路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其效果却使“寡妇”二字凸显出来，进一步为女将故事提供了创作余地。但小说并没有写第二代杨家寡妇之故事，而是在末卷方出现十二寡妇，她们分别是杨宣娘、满堂春、邹夫人、孟四嫂、董夫人、周氏女、杨秋菊、耿氏女、马夫人、白夫人、刘八姐、殷九娘， 多是杨文广的姐妹和儿女辈。虽然小说没有逐一交待她们的丈夫，却更增加了杨家一门英烈的悲壮之感。但《北宋志传》中的十二寡妇却与《杨家府演义》中不同，不仅姓名有很大出入，而且都是杨延昭一辈及下一辈人。在《杨家府演义》中十二寡妇征西营救的是杨文广，当时他已经50多岁，而在《北宋志传》中，十二寡妇征西营救的却是杨宗保，而杨文广当时才15岁。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正说明十二寡妇的故事是旧有的情节之一，所以两本杨家将小说的编写者都将其作为压轴的高潮。 笔者据此推测，在《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成书之前，十二寡妇的故事流传，可能已有不同的版本。
当然，无论《杨家府演义》还是《北宋志传》，所写入的杨门女将故事从艺术性上讲都还比较粗糙，但为以后的进一步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有关杨门女将的小说、曲艺、戏曲，多是在《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基础上继续创作的。如小说中，清代有《北宋金枪全传》、《杨家府》和专写杨门女将的《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等；曲艺作品则有《天门阵》、《大破洪州》、《十二寡妇征西》、《杨门女将》、《穆桂英接印》等；戏曲则有《杨排风》、《穆柯砦》、《破洪州》、《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等。这些杨门女将故事的艺术性大大提高，不仅故事情节更加合理、完整，人物形象亦更加生动、丰满，并创作出杨排风等新的人物。之后，杨家将故事中，男将们渐显暗淡，女将则愈加耀眼。当然，后来的故事情节亦不断发生变化。
四、结 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杨门女將的故事虽在明代正式成形，并写入长篇小说《杨家府演义》，是文学题材和相关故事内容长期发展演变，并应当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结果。首先，从文学题材的因承关系看，女将题材应是由唐代传奇中女侠题材发展演变而来，而杨门女将的故事创作又很可能直接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其次，杨门女将的第一代佘太君这个人物，可能早在宋朝就被虚构出来，但从宋朝经元朝，到明朝前期，无论是小说和戏曲中，杨门女眷都一直充当配角，而且亦未见以女将的形象出现，杨门女将的故事应是集中创作于明朝中期，即英宗正统年间至穆宗隆庆年间，这是与当时明朝与蒙古矛盾加深，倭寇为乱，民族情绪极端高涨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杨门女将故事在明朝出现，亦表达出一定的社会价值观，这一点既有时代的文化意蕴，亦有其历史的继承性。综观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大致可描述为不受拘束、任情旷达，豪爽坦率、刚强自信、自主婚姻、个性张扬以及对传统礼俗多有背反，但宋代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则和唐代有很大不同，基本可描述为自我意识薄弱、遵从传统妇德。到了《水浒传》中，三位女将虽都胆大敢为，个性张扬，甚至还有些粗野，但都有过人的义气。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儿女英雄本无缘的梁山之上，三位女将却异乎寻常地全都拥有自己的小家庭，尤其是扈三娘的形象从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战俘，在宋江的撮合下，嫁给了武艺、人材俱不般配，且是手下败将的矮脚虎王英。这些情节安排看似不合常理，背后却在表达着一种社会价值观。作者有意无意地将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这几位女侠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杨雄之妻潘巧云等淫荡败伦女子多次对比，进而凸显以“义”为上的家庭伦理原则与主流社会之对比，旨在宣扬以“义”为核心的最高道德标准。作者比较看重家庭伦理在整个伦理体系中的作用，反映出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杨家府演义》中的杨门女将，虽继承历史上女侠性格放达、具有独立意识的个性特点，迥然不同于凡俗女子，在她们身上看不到具体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但她们在丈夫死后，无一改嫁，不仅坚守贞节，而且还能披甲征战，为国立功，这不啻是对忠孝节烈观念的最佳诠释与宣扬。《杨家府演义》中虽然没有直接将杨门女将的忠孝节烈与具体的反面角色作对比，却与当时奢靡的风气，伦常频遭败坏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对照，其文化意蕴更显深刻。从宋到明，女侠和女将小说所反映出的社会价值观，应是与理学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影响不断深入相一致的，这亦可看作杨门女将故事源流一个潜在的方面。
中山大学曹家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