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历史事实面前

我们说杨弘信、杨业父子是麟州人，其籍贯应为陕西神木，而不是山西太原或河曲，是以充分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

最早纪录杨家将历史的，是宋初人杨亿。杨亿生于公元974年，杨业牺牲时，杨亿已有十多岁。杨亿虽然不可能认识和了解在世时的杨业，但由于他是当时著名的文史学家，并且当过史馆修撰、知制诰等官职，所以可以接触到有关杨家将事迹的档案材料。因此，杨亿所说的杨家将历史、包括杨业的籍贯，应当说是可靠而可信的。杨亿肯定了“杨业，麟州人”，后来“仕太原刘氏，至建雄军节度，频立战功，国人号为无敌”。（《宋朝事实类苑》卷55《杨文公谈苑》）。

比杨亿稍后的文史大家欧阳修，同样肯定杨信和杨业都是麟州人。他在为杨信的曾孙杨琪写的墓志铭中，说杨琪是“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弘信，为州刺史，祖讳重勋”。又说：“君之伯祖继业（杨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这里同样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杨信父子都是麟州人。宋代为人作墓志，多由死者家属提供事实素材，再由墓志作者依据所供事实，加上作者本人的了解，综合加工而成。墓志难免有掩盖死者缺点，溢美死者的弊病，但对死者的籍贯、父母、子孙，以及生平等，不可能搞错。何况欧阳修撰写此墓志铭时，杨业的孙子杨文广还在世。

与欧阳修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个文史大家曾巩，也曾肯定“杨邺，或曰继邺，麟州人”，“弱冠，事太原刘崇。”（《隆平集》卷17）

司马光除了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杨信是麟州土豪外，还曾在《涑水记闻》卷13中说过：“直史馆杨畋，继业之族人也，尝为湖南提点刑狱，讨叛蛮。与士卒同甘苦，士卒爱之，时居父丧”。“畋，儒者，迂阔无威，诸将不服，寻罢之。”杨畋是杨弘信的第五代子孙，杨业弟重勋的玄孙，杨琪子。杨畋与司马光同朝为官，不但相互认识，而且情深谊长。司马光记载杨畋是杨业的族人，当然不会有假。杨畋是哪里人？比司马光稍小，也与杨畋认识的又一个文史大家苏辙即苏东坡之弟，在杨畋死后，曾写过一篇《杨乐道龙图哀辞》，杨乐道即杨畋。苏辙在悼文中说杨畋“公本河东人，家世将家，有功于国。”（《栾城集》卷18），这里所说的家世将家，即杨畋的祖辈，包括杨业父子等在内，都是有功劳于宋朝的武将功臣。苏辙所说的河东人，并不是山西人，恰恰是河东路麟州人。宋代简称河东路为河东，是习惯。好像如今说晋代表山西省一样。不能一见到河东二字，就是山西地区。宋代的范圭，写过《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其中的河东指的也是河东路，而不是黄河以东之河东。折公是当时属于河东路的府州人。宋代与现在一样，通常不将路字说出来。现在人们说他是山西人，就应理解为山西省人，同样习贯省略一个省字。即使在通常的文字书籍中，也习惯省略“省”了，很少有人咬文嚼字，说他是山西省人，陕西省人，北京市人。

不难作出结论，杨业父子根本不是什么太原人或河曲人，而是地道的麟州即陕西神木人。

在史学研究中，例如在杨家将研究中，存在一种偏向，有的研究者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历史传说出发，去推断杨家将的历史。就杨业的籍贯问题而言，杨家将生活的时代，就有那么多著名人物，肯定了杨业父子是麟州人。从前面引述可知，北宋时的同时代人都说杨业是麟州人，说杨业是山西太原等的是北宋以后的人，当时代人记述肯定要比后世可靠。而一些研究者视而不信，非要从后来的杨家将传说中，寻找根据，作出结论。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实在不足取。如果根据传说来研究和论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那么，不但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可以付之一炬，而且中国历史必将搞成一笔糊涂帐。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朔方道志》上明文记载，“杨将军庙，在今镇戎县东北四十里青龙山。有断碑称：宋时杨将军与契丹战死处，其子都尉杨延玉陪祀。”镇戎县在何方？在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一带。无论从何种理由讲，杨业父子根本没有到过宁夏固原，更不用说与契丹战死在那里。然而，地方志上却记载得那么可信，既有石碑可以作证，又有杨业庙可以为据。如果按照某些杨家将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杨业岂非战死固原？幸而某些研究者没有看过《朔方道志》，才不至在杨业牺牲之处上又作文章。近年来编写的一些杨氏族谱，互相转抄，不加考证，人云亦云，将祖孙搞混，甚至将小说戏剧人物也作为实有人物，如山西的一家族谱，竟将杨宗保列成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