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谁是元凶

杨业重伤被俘后，曾仰天长叹“为奸臣所逼”（《隆平集》杨业传）。是的，杨业的确是被逼而走上绝路的。这里的“奸臣”，究竟指的是谁？是王侁、刘文裕、还是潘美？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史学家对这个问题，还争论不休。翦伯赞等认为是王侁，而且他怀疑王侁是私通辽国的内奸。卫聚贤等认为是潘美。因为潘美是主帅。在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研究会上，又有新说，认为对杨业之死负主要责任的是权贵侯莫陈利用，是他暗中作祟。依我之见，逼迫杨业赴死的元凶，应当是王侁，其次是刘文裕。潘美对杨业之死，也负有责任，主要是在陈家谷撤军而见死不救。

表面上看，潘美是一军之帅，其级别也比王侁和刘文裕都高，潘美有权决定一切。但实际上，王侁和刘文裕的特殊身份监军，不仅使潘美不能决定一切，而且还要看监军的脸色。宋朝的这种军事体制，目的就是为了制约将帅，监视将帅。在监军的制约和监视下，任何武将都逃不脱监军的淫威。杨业不过是受害最严重的一位。其实，早在杨业之前，郭进就曾被监军田钦祚迫害而自杀。当年宋太宗攻打北汉，郭进和田钦祚都在石岭关，打败了契丹的援军后驻防在那里。郭进是武将，“刚烈，战功高”，是主帅。由于监军田钦祚“恣为奸利诸不法事，郭进不能禁止，屡形于言”而得罪了田钦祚，田钦祚胡作非为，郭进不能不管，只能劝告。田钦祚不但不听劝，反而加恨于郭进，从此对郭进“数加凌侮”。郭进走投无路，上告无门，被迫上吊自杀。自杀后，田钦祚隐瞒罪责，上报说郭进是“以累疾”中风而死（《隆平集》卷16）。石岭关宋军中的其他将士，都知道郭进是被逼而自杀，但谁也不敢说。身为主帅的郭进，照样被监军逼上了绝路。以此可知监军有多厉害。

杨业殉国后，这类事件并没有杜绝。北宋中期，宋派大将刘平等去与西夏作战，由宦官黄德和作监军。刘平在前线被包围而牺牲殉国。在这之前，刘平曾派人去报告黄德和，要他救援，黄德和不仅不去救援，反而落荒而逃。刘平死后，黄德和又慌报军情，胡说刘平是“降贼”（《东轩笔录》卷9）。刘平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国者，他的家属也因此被逮捕。后来，朝廷派文彦博等人立案调查，才弄清事实真相，是黄德和临阵逃跑，见死不救，反诬英勇献身的刘平叛降。这一次，在朝野引起了民偾，“议者以朝廷使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刘）平失利。”（《渑水燕谈录》卷2）这就是说，监军不但可以不听主帅的，而且还能“节制”即制约主帅，使主帅不能指挥、行动。朝廷的文武官员纷纷要求取消军队中的监军，但由于根深蒂固的防止武将造反的陈见，终于没有取消，只是将黄德和斩首以平民偾。后来，名将狄青南征广西侬智高，朝廷又要派宦官去当监军，监视狄青的行动。幸而当时有人说，狄青能征惯战，倘若派不会打仗的人去制约他，他就无法全权指挥，怎么打败侬智高。宋高宗求胜心切，当了一次明白人，破例地没有派监军随军南征。监军的危害，宋朝不少人都曾提出过。富弼、晏殊要求“罢内臣监兵”（《九朝编年备要》卷11）。吕诲等人也认为“举兵不利，未有不由于监军者”（《长编》卷203）。

从杨业牺牲前后监军所作非为事例中，不难看出，王侁和刘文裕当时有多大地位和权力，为什么王侁逼迫杨业出兵朔州时，潘美一言不发。潘美虽身为主帅，他一定也知道与敌硬拼凶多吉少，但他惹不起监军。当然，潘美应当站出来。但潘美没有如此做。既使潘美不能阻止王侁和刘文裕的威逼，也应当谈出自已的看法，潘美又没有这样做。应当说，潘美在杨业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潘美不是逼死杨业的元凶。罪魁是王侁及刘文裕。

翻开王侁和刘文裕的历史，可以更加看清楚他俩为什么竟然如此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王侁以打小报告而深得宋太宗信任，曾亲手害死不少戍边宋军。在宋太宗面前，王侁可以“多奏便宜，上多听用”（《宋史•王侁传》）。这位刚愎自用、狐假虎威的无耻小人，当然不会把杨业放在眼里。刘文裕是宋太宗的外戚。在赵光义当皇帝前，刘文裕就与赵光义经常来往，赵光义当皇帝后，刘文裕以外戚的身份，更得宋太宗信任，常被派执行特殊的使命。王侁和刘文裕早在宋太宗攻打太原北汉时，就互相认识。他俩勾结一起，岂但杨业只能忍气吞声，连潘美也只得忍让三分。

在传说、小说和戏曲中，逼死杨业的元凶，不是王侁和刘文裕，而是潘美。有的史学家受此影响，不但用戏曲、传说来论证潘美是杀害杨家父子的奸臣，而且从历史资料中寻找根据，硬要将潘美打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例如，潘美、杨业在几年前雁门关大捷后，杨业升级为云州观察使，曾使“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谮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付业。”（《宋史•杨业传》）有的学者没有任何其他理由，一口咬定这里忌恨杨业、偷偷给宋太宗打小报告说杨业坏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潘美。这就怪了。当时的戍边主将，多达数十人，为什么非是潘美不可。雁门关大捷后，杨业由此而升了官，潘美更由此而升了官，潘美有什么必要，去妒忌自己的副手与下级？是杨业威胁到潘美的地位和职务？不可能。潘美是开国功臣，杨业是北汉降将，杨业的武功再多，也不可能取潘美而代之。多年的相处表明，潘美和杨业一向合作得很好，并没有矛盾。还有，潘美身为正职，山西方面军政的总负责人，向皇帝报告下级及军队中的情况，是正常的，用不着悄悄地去打小报告。向宋太宗打小报告的，倒应当注意到与杨业的地位差不多，山西、河北的其他戍边将领如王侁和刘文裕。在他们眼里，归宋不久的杨业，竟然提升得如此快，比他们这班宋朝老将还要级别高、权力大，是不应当的。因而他们心生妒忌，他们要同杨业比。他们将牢骚化作小报告。在他们看来，你降将杨业那么快地升官，我老资格更应升官。杨业归宋不久，并没有得罪任何人。他们挑杨业的刺，不完全是为了泄私忿，也是为自己能升官发财。

又如，雍熙北伐时，潘美、杨业攻下山西北部地区，但一些史书上却记载是潘美打下的，没有杨业的名字在内，这就证明潘美在报功时，故意不报杨业。这种推理，更站不住脚。且不说雍熙北伐临末，杨业已绝食殉国，潘美难道会去妒忌死者？就史书记载而言，一般只记某某军即军中第一首长，而不记该军的一大堆姓名。难道应当这样写：潘美、杨业、王侁、刘文裕军打到云州？只写潘美，以潘美为代表，并非有意妒忌、排斥、抹煞杨业的战功。至于《潘美传》中，只记潘美的功劳，而略去杨业，那更是理应如此。在《杨业传》中，雁门关大捷也只记杨业，略去潘美。难道反过来能证明杨业妒忌潘美。不记潘美的功劳？把历史常识当儿戏，到头来只能为历史所淘汰。

再如，有人说，在杨业牺牲一案中，元凶本来是潘美，潘美之所以从轻处分，是因为潘美是宋太宗的皇亲国戚。潘美确实有一个女儿，是宋太宗的儿子即后来的宋真宗的皇后。但是，这个女儿死于989年，年仅二十二岁。她死时，宋真宗还没有当皇帝。当皇帝后，才追封她为皇后。杨业牺牲时，他才十八岁，是否已嫁给了后来的宋真宗，还不得而知。即使早就聘给宋太宗的儿子，潘美也谈不上是皇亲国戚。因为宋真宗还没有成为皇帝，因为潘美的女儿实际并没有当过皇后，宋太宗用不着冒如此大的风险，去包庇潘美。何况宋朝处分人，也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而要经过几道关口，办复杂的手续，最后才由皇帝批准公布。如果宋太宗有意包庇，那有关方面，可以而且一定要提出异议，甚至抗旨。

公平而论，由于潘美与宋太祖交情深，潘美又是打下半个天下的开国功臣，因而宋太祖与潘美的君臣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史载“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事，或与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随手杂录》）到宋太宗时，潘美就不能如此放肆了。宋太宗对其哥哥的文臣武将，总有防范之心，老是怕人说他是弟夺兄位，甚至怕宋太祖的亲信武将造宋太宗的反。从这种心理出发，宋太宗对潘美、曹彬等功臣宿将，既不敢打击，也不作为自己亲信。潘美被派到山西当军事、边防负责人，并不是提拔重用。宋朝的文臣武将，都愿在京城当官任职。当京官，既舒服，提拔的机会又多，还可以不负责任。到外地尤其是边防就不一样了。既艰苦，责任又大，所以一般人都不愿到山西来。至于雍熙北伐时，潘美为西路军主帅，那是因为他原来就是山西军方首领，由他任临时主帅，也不是提拔。况且，领兵打仗总会有危险，这更不能说是由于潘美是亲戚，照顾他干危险的事。

总之，宋太宗对潘美的降级处分，是由于知道潘美不是逼死杨业的元凶，元凶是王侁和刘文裕。所以在公布处分决定的诏书中，称王侁和刘文裕“堕挠军谋，窘辱将领”，“失吾骁将，陷此生民”。王侁和刘文裕，主要是王侁阻挠杨业的计谋，污辱杨业，逼迫杨业战死，铁案如山。而在诏书中，则称潘美“不能申明斥候，谨设提防”（《宋太诏令集》卷94），去救援杨业。宋太宗对这三个人的处分决定，是符合事实的。

顺便说一点，由于小说、戏曲和传说中，潘美成了害死杨家父子的奸臣，所以直到目前，有的地方主要是农村，杨姓族人与潘姓族人，还在记仇。有的杨姓不准女儿嫁给潘姓，弄得女儿上吊。这种现象，其实是不了解历史真相。今天，潘、杨之争应当停息了。在杨业之死上，潘美负有责任，但不应负主要责任，更不是元凶。把潘美说成是陷害杨业的奸臣，不是历史事实。事实上，在潘美死后，宋朝给潘美以极高荣誉，不但称其为武惠公，而且配享宋太宗庙廷。南宋时潘美的遗像，曾画于景灵宫的壁上。一直到明朝，潘美还曾同曹彬、韩世忠、岳飞并列，作为宋朝的爱国名将。

从深层次上分析，杨业之死，是北宋的军事体制的殉葬者。宋朝的军队将领不但要经常调动，而且不能有自己的亲信部队和警卫人员，深怕武将们拥兵自重。所以当时田锡就说过，“昨来杨业陷阵，风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从人，护助捍御，以致为敌之所获。”（《咸平集》卷1）如果杨业有亲兵或警卫部队，即使杨业重伤后，也能有亲兵们以死相救，可能不会落入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