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辽色变的弱国形象

雍熙北伐，宋方败北，杨业壮烈殉国，对宋辽双方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辽国从雍熙北伐后，再也不相信宋朝的任何承诺，而且更加看不起宋朝，总认为宋朝军事实力有限，因而时常大规模南犯，甚而想消灭宋朝。就在雍熙北伐的当年年末，辽将耶律逊宁帅数万骑兵进犯宋朝的瀛州（河北河间），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雄州知州、先锋将贺令图被俘。太原人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战死，数万宋军全军覆没。与此同时，辽军越过宋辽边界，进犯代州。接任杨业的新任知州张齐贤，在寡不敌众的危急关头，亲率二千老弱残兵，与辽军作殊死拼杀，才保住了代州。辽军沿胡卢河向西撤走，张齐贤又设计在中途追杀，大败辽军。这时，潘美正驻于太原。张齐贤曾约请潘美来代州，共同抵御辽军。潘美从太原出兵，行军到柏井（阳曲北）时，得到宋太宗的密令，说是河北方面君子馆大败，不准出兵于辽，潘美只得兵还太原。

辽军在君子馆战胜数万宋军后，宋朝有生力量几乎损失殆尽，辽军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打到河北、山东，耶律休哥主张打到黄河沿岸，甚至向开封进军，结果因萧太后反对而撤军。

这次大战，危害最深的是北宋的老百姓。辽军所过之地，“杀官吏，掳士民”，“俘取村野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长编》卷28）而内地的军民，则要负担庞大的战费开支，供给前方将士。老百姓们不能安心种地，反而要去为战争服务。战争中，宋朝的二十万士兵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为了补充兵员，不得不在河北、山西等地广泛征集“乡民为兵守城”（《元丰类稿》卷49）。战争对辽国占领区的人民，也没有带来好处。山西北部地区，因为这次战争，农田和庄稼被破坏。“人民转徙，盗贼充斥。”（《全辽文》卷5）所以赵普认为，宋对辽战争，是“因举不急之兵，稍涉无名之议”，“驱百万户之生灵，咸当辇运”，“致数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邵氏闻见录》卷6）

如果说高梁河之战对宋朝还未有足够的教训，那么，岐沟关之战对北宋教训深刻。从此，宋朝文武谈辽色变，由防辽、攻辽转而为恐辽。宋太宗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检讨“御戎无策”而表示“痛心疾首”。（《宋朝事实》卷20）他不得不再次下令，“自今沿边戍兵，无得辄咨侵略，务令安静。”（《宋大诏令集》卷214）他将注意力集中到安内上来，提出了攘外先安内的主张，再也不认为燕云地区为辽所占，“屈辱之甚也”，而是认为辽国的威胁不过边事，而内部的矛盾，则是大患，可能动摇甚至颠覆他的统治。他明确说过：“外忧不过边事，皆可予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矣。”（《宋朝事实类苑》卷2）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种恐辽惧辽，对外妥协退让，对北宋甚至南宋的对外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继任宋太宗的宋真宗，更是胸无大志，只知道玩乐、迷信。在辽国南犯前，束手无策，只知逃跑。只有杨家将中的第二代杨延昭等少数文武官员，奋发有为，积极抗辽防辽。所以田锡悲叹“往年杨业击契丹”，“人多称许”，如今没有杨业这样“为国家立功勋”的良将（《长编》卷46）。直至北宋末年，在金兵南下之时，宋徽宗对金对辽怕得要命。有人举例说，祖宗之时，雍熙北伐，曹彬、潘美都失败，现在“将帅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练，孰如国初？”因而只能对敌妥协退让。宋徽宗表示，“祖宗盟誓，违之不祥。”(《清波别志》)实际上是全盘继承了宋太宗尤其是宋真宗的求和路线。可以说，北宋正是灭亡于这条路线，不过不是对辽而是对金，因而不得不偏居江南，“直把杭州作汴州(开封)”在苟且偷安中度日，最后为蒙古族消灭。由此可见，终宋三百年，对外族的妥协退让路线，发端于雍熙北伐，完成于澶渊之盟，延续到北宋和南宋灭亡。被后人称之为“弱宋”，也始于雍熙北征之败。雍熙北伐后，宋朝对外战争屡战屡败，这就形成了宋朝的“弱国”形象。但是，宋朝尤其是北宋中期，除了军事上相对弱小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不但不弱，而且很强。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冷静地分析，辽国承天后(萧太后)、韩德让专权后，在国内进行一系列改革，国家日益强大，对周围的其它少数民族，也发动战争。然而，面对南边同样强大的宋朝，却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宋太宗两次北伐辽国，辽国打的是防守反击。这就可以看出，在雍熙北伐前，辽国对宋其实是采取以守为主的策略。雍熙北伐后反了个儿，辽国采取了攻势，宋朝却被迫采取了守势。

从防守观点上讲，宋在宋辽边界山西方面显然容易得多。山西北部多山地，又有雁门关天然屏障，防御骑兵的进攻，不算太吃力。河北方面就不同了。河北千里平原，几乎无险可守。是否一点办法也没有呢，也不尽然。除了内三关之外，河北平原不像现在这样缺水少河。宋朝时，靠近辽国的河北前沿，到处是河湖水湾。这是可以用以防御辽国骑兵。雍熙北伐后，不少有识之士建议，在河北前沿“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寨”(《梦溪笔谈》卷13)，建立起湖川河防，阻止骑兵漫野而进。宋太宗时，确实曾“作方田，立寨栅”。这种因地制宜，用河湖来防止辽兵深入的方法，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不久，辽国又想进攻北宋，一看宋朝加强了防御工事，“未敢与战，但驻易州(今河北易县)。”(《全辽文》卷7)

不过，任何防御，重要的因素是人。特别在冷兵器时代，人的因素第一。在河北边防出现的抗辽名将杨延昭，成功地阻止、击退了辽国的进入，谱写了又一曲慷慨悲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