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杨业的籍贯，争议颇多，主要有三种说法：麟州新秦、并州太原、保德州河曲。三说各有依据，要确定杨业籍贯，必须分清史料的早晚和可靠程度。常征《杨家将史事考》 (下引此书简称《史事考》) 在分析各家说法后，认定杨业应是河曲人。此说在专著中出现，有一定影响，不妨首先鉴别一下。
一 杨业籍贯考
关于杨业的籍贯，争议颇多，主要有三种说法：麟州新秦、并州太原、保德州河曲。三说各有依据，要确定杨业籍贯，必须分清史料的早晚和可靠程度。常征《杨家将史事考》 (下引此书简称《史事考》) 在分析各家说法后，认定杨业应是河曲人。此说在专著中出现，有一定影响，不妨首先鉴别一下。
河曲说的第一条根据是：“民间传说杨信(杨业之父)为‘火山王'、‘火山刺史'、火山节度使'的‘火山'二字。”①
按火山军(今河曲县)，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才正式设立的，北汉时它叫雄勇镇。②杨信(杨弘信)死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火山军的名称既然在杨信死后30年才出现，杨信自然不可能当什么“火山王”、“火山刺史”、“火山节度使”。
河曲说的第二条根据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河曲新城西北60里处，有杨信屯兵的城堡，当地居民称之为杨家城。康基田《晋乘搜略》卷20说,河曲老牛湾附近也有杨信屯兵的堡寨,叫“杨家寨”。③
按顾是清初人，康是清中叶人，离杨信已有七八百年，他们所记的是清代的传说，并没有征引有关杨信的文字资料。传说不等于历史。清代《孝义县志》所载魏文侯墓，解放后经发掘，却是汉墓。类似的例子很多。关于杨家将的遗迹，山西、河北、陕西可以找到上百处，光杨六郎的墓就有好几个，倘若传说就是信史，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呢？
河曲说的第三条根据是石铭。康基田讲“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之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晚清李慈铭《荀爽斋日记》说：“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即杨业妻也。”④
按墓志确是解决籍贯问题最重要的史料，可惜他们没有记录碑志的内容，这两块碑也没有流传下来，看来他们大概得之于传闻，并没有目睹碑志。传闻是否可靠，值得怀疑，退一步说，假定传闻属实，历史上父祖葬于甲地、子孙葬于乙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光凭葬地怎能断言葬地就是死者的籍贯呢？我们再假定葬地就是籍贯，那么岢岚和保德出土碑碣，只能说明杨业是岢岚或保德人，也不能证明他是河曲人。
其次,考察一下麟州新秦说。此说最主要的根据是欧阳修写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文云:
君讳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弘信，为州刺史。祖讳重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铭曰:杨世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耀边陲。⑤
此志作于皇祐三年(1051年)，上距杨延昭卒37年、杨业卒65年。杨弘信是琪的曾祖，杨业是琪的伯祖。古人作墓志，多由死者家属提供材料，欧阳修此志文，应是据他的朋友杨琪之子杨畋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古代特别重视世系和籍贯，杨畋决不会闹错自己父亲的籍贯。毫无疑问，这一墓志是确定杨业籍贯最硬的证据。《史事考》也引到了上述墓志，但仍认为河曲是原籍，新秦是杨业后来迁居的地方。为此，我们再举几个重要的证据：
1.《杨文公谈苑》：杨业，麟州人，少倜傥任侠，以射猎为事。⑥杨文公即杨亿，生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死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 ，其生活时代与杨延昭同时。真宗时修《太宗实录》，他是主要执笔人。全书80卷，他独立完成65卷，今有残本20 卷传世。此实录除了按年记载帝王将相的事迹之外，在他们死日条下，附载小传。可惜今本缺雍熙三年三月至四年四月事(卷36至40)，杨业战死于雍熙三年七月，其传已无从看到。实录中所载杨业事迹和小传，不论是否杨亿所作，他作为主要执笔人，必然能见到有关杨业的第一手资料，熟悉其事迹。他说“杨业,麟州人”，绝非无根之谈。杨文公《谈苑》是杨亿的学生和同乡黄鉴记录的，本名《南阳谈薮》，丞相宋痒删其重复，改名《谈苑》。此书所记杨亿之语均出杨亿之口，代表杨亿的观点，对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均无异词。杨亿的话是确定杨业籍贯的可靠证据。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1: “广顺二年十二月，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土豪就是土著的地主豪强，麟州土豪表明杨信是麟州人。早在几十年前，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已指出:“《通鉴》称业父信为麟州土豪，则业固当为麟州人”。⑦聂崇岐也指出“夫杨氏之于麟，既曰‘世’，曰‘土’，则业之本贯应为麟州明矣。”⑧然而《史事考》却说“杨信如司马光所说，是五代初河曲一带的‘土豪'”。⑨把麟州换成“河曲”，这与司马光的原文相去太远了。
3.曾巩《隆平集》卷70亦云“杨邺，或曰继邺，麟州人。”
由以上北宋时代的各种证据，可以确定杨业和他的父亲弘信为麟州新秦人。新秦是麟州州治所在，即今陕西神木县。
最后，考察一下并州太原说。此说主要的根据是王偁《东都事略》卷34和《宋史·杨业传》，二书都说“杨业，并州太原人。”王偁是南宋人，脱脱是元人，他们的著作虽比麟州说依据的材料为晚，但也不能视为无稽之谈。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太原，不是指杨业的原籍，而是指他的今籍。杨业自“幼事北汉世祖”，长期在太原生活，以今籍而言，自然可以称为太原人。宋代也确有这种习惯，如大将王全斌是太原人，其曾孙凯迁西安，便说西安人，凯的孙子诜当附马，徙居开封，便说开封人。《宜和画谱》卷12《王诜传》“王诜，字晋卿，本太原人，今为开封人”。⑩
以上的考察证明，按通常所说的籍贯(父亲的籍贯和本人的出生地)，杨业是麟州新秦(今神木县)人。按其后来迁居太原而言，其今籍可以说是并州太原人。至于保德州河曲说，则是不正确的，应予纠正。
二 杨业生年考
杨业卒于雍熙三年(986年) ，史无异辞。其生年未见记载，各家推论，差异甚大，于924年、925年、928年、923年四说。⑾我认为，要解决杨业生年问题，必须尽可能搜集有关线索，逐一分析，再综合考虑，排除与有关线索相抵牾的说法，才有希望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现在,我们分析有关的资料如下:
1、《辽史·耶律斜轸传》：“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此称“三十余年”，即在31年至39年间，由雍熙三年（986年）上推30余年，则杨业开始与辽角胜之年为948至956年。角胜时杨业之年似不应小于15岁，如以15岁计，则应生于934-942年，如已20岁，则应生于929---937年，总之，其生年必在942年以前。
2、杨业，原名杨重贵⑿，投刘崇后，改姓名为刘继业，《十国春秋》说业为刘承钧养子。余嘉锡“疑崇以长子湘阴公赟早死无后，养业为孙”⒀。按赟有长子名继文，北汉时曾知代州，北汉亡后，投奔辽⒁，余嘉锡之疑非是。刘崇次子承钧无子，刘崇即令其收继恩、继元为养子⒂,又有刘继忠，也是承钧养子⒃，《十国春秋》以继业为承钧养子，不误。刘承钧卒于宋开宝元年，年43⒄，则当生于926年，继业为其养子，应小七八岁至十四五岁，则其生年应在932年至940年左右。
3、杨业子延昭，生于958年，如以20岁左右生延昭计，杨业应生于939年左右。
4、《东都事略·杨业传》云“父信事刘氏，为麟州刺史。”《资治通鉴》卷291云：广顺二年（952年）十二月，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训嗣，以州降北汉，至是为群羌所围，复归款，求救于夏、府二州”。杨重训嗣位在广顺元年还是二年，史书未明确说。从上述引文看，杨氏父子的政治态度是随着政治风云变化而变化的，后汉统治期间，投靠后汉，后周建国又投后周，随后投北汉也必在北汉势盛之时。考北汉自951年建国后，于正月、二月两次出兵伐周，五月甲戊(十三日) “定难节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汉”。⒅这使得麟州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杨重训投北汉当在五月之后不久。同年十月，北汉与辽联合攻周的晋州，十二月，周太祖拟亲自出征，以臣下言“刘崇兵锋方锐，不可力争”，而收回成命。到第二年正月、二月，北汉被府州折德扆所败，形势有了变化，至十二月，因被群羌所围，再降后周。广顺元年五月后，杨重训嗣位，而不是其兄杨业嗣位，可证杨业必于此前已投刘崇。而广顺元年正月至五月间，杨信正投靠后周，不会将杨业送刘崇，因此杨业事刘崇必在杨信事后汉时，即947至950年间。
5、《旧五代史》卷135《刘崇传》：“高祖镇并、汾，奏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复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按汉高祖镇并、汾在天福六年(941年)七月⒆，一年后，刘崇任麟州刺史，如以任三年计，当在942年至944年间。杨信是麟州土豪，此时有可能送子给刘崇。假定杨业当年为14岁，则应生于929至931年。但其时刘承钧年仅十七八，杨业当他的养子，年龄不合适。而且刘崇羽毛尚未丰满，权力不大，杨信是否愿送长子为质，值得怀疑。事实上，刘崇迁官后，杨信并没有立即接任刺史之职，到后汉时才任刺史。刘崇之兄称帝后，947年三月，刘崇任太原尹，五月，为北京留守，六月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次年八月，“崇表募兵四指挥，自是选募勇士，招纳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契丹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⒇河东几乎成了独立王国。麟州属河东管辖，杨信借旧曾相识的关系，送子为质，刘崇则封他为麟州刺史，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6.《长编》卷9：“继业……幼事北汉世祖，遂更赐以姓名”。《史事考》引上文时只截取“幼事北汉”四字，从而论定杨业事刘崇必在北汉建国后，是不妥的。“北汉世祖”是刘崇死后的称号，人们追述他生前事迹均可以庙号相称，也就是说称庙号并不表示其事迹必在称帝之后。《礼·曲礼》：“人生十年曰幼。”《礼仪·丧服传》：“子幼谓年十五就已下。”可见10岁至15岁之内均可称为幼。
《宋史·杨业传》:“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按《礼记》：“年二十而弱，冠”。《宋史·韩琦传》:“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韩魏公家传》:“天圣五年，仁宗初临轩试进士，公以二十岁，名在第二”。可见宋代一般以20 岁为弱冠。显然，弱冠与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杨业事刘崇的时间，《长编》在幼时，《宋史》作弱冠，哪种说法对呢? 《长编》的价值早有定评，《宋史》的价值稍逊于《长编》，但上述引文，王偁《东都事略》所载略同，只是“幼倜傥任侠”之“幼”作“少”。《释名·释长幼》、《广雅·释诂三》均云：“幼，少也。”则两者并无差异。《宋史》此段引文价值不下于《长编》。
幼与弱冠的含义分明不同，而两书价值均应肯定，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我反复推敲文意，两说可以疏通。《长编》说“幼事北汉世祖”，《宋史》说“幼倜傥任侠”，虽都说“幼”，但10岁至15岁内都属“幼”。假如15岁左右事刘崇，13岁以前在家乡与人打猎，则两者均可说通。这里为何不说他12岁事刘崇，10岁打猎呢？考虑杨业“善骑射”，“所获倍于人”，口出“为将用兵”的豪言壮语，当非10岁小儿的口气。《宋史》载这话是对其“徒”说的，《隆平集》作“谓其昆弟”，如果杨业才10岁，其弟不过七八岁，不但杨业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就是能说，也不会对七八岁的小孩说。因此，杨业说这番话大约已有十二三岁了。至于《宋史》“弱冠事刘崇”、与《长编》“幼事北汉世祖”虽有不同，但《宋史》此句下接着说“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意在强调杨业在刘崇帐下担任保卫指挥使的年龄是20岁，不是指20岁才投奔刘崇。《长编》“幼事北汉世祖”则是强调杨业开始当刘崇养孙(即刘承钧养子)的时间是14岁左右。 两者侧重点不同，其实并不矛盾。
讨论至此，可以较确切地推算杨业的生年了。上面第四点说到杨业事刘崇在 947至950年间，以14岁事刘崇计，应生于934至937年。如依第五点所论，杨业事刘崇在948至950年间，应生于935至937年。
刘崇951年称帝，954年十一月死，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不得晚于954年。 934至937年中，唯生于934至935年，弱冠时为953至954年。如936或937年生，则弱冠时刘崇已死，故此二年可以排除。如按可能性较大的935至937年计，应生于935年。
现在，我们以935年生说检验一下上述有关资料。
935年，杨业生，比养父刘承钧小10岁，比承钧养子刘继元大10岁，比继元兄继恩约大六七岁。
948年，14岁，事刘崇，为承钧养子。事在重训继麟州刺史位(951年)之前。
954年，20岁，为保卫指挥使。十一月，刘崇死。
958年，24岁，生杨延昭。
948至950年，即北汉建国前，后汉与辽对峙时，杨业14至16岁，与辽角胜，至986年死，为37至39年，正与“角胜三十余年”相合。
如按934年生计，则上述年代均顺推一年，大体亦能适合，只是最后一项，与辽角胜变为38至40年，与“三十余年”说稍有差异，但杨业如果在事刘崇一二年后始与辽角胜，则与“角胜三十余年”之说也能相合。总之，生于934年的可能性要比935年小。
三 北汉时杨业抗辽为主说辨误
从现有的史料看，北汉时期，杨业的主要活动是抗宋，最突出的是开宝元年(968 年)九月，开宝二年二月、三月、六月，开宝八年正月，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抗宋战争。（21）杨业与辽作战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余嘉锡、常征等从各种迹象分析，认为北汉时杨业以抗辽为主。此说颇有影响，但与事实不合，下面就他们所举理由逐条加以考辨:
1.“北汉主刘钧把原来设在晋州(今沁县)的‘建雄军'移置代州”,“杨业一直担任这个军的节度使，直到北汉降宋。他在代州建节所作的事情，当然也只是对付契丹”。（22）
按上述建雄军移置代州说，原出《读史方舆纪要》卷40。原文云“代州，五代末，属于北汉，后周显德初，侵北汉得其地，置静塞军，旋复失之，刘继元尝改置建雄军于此”。 《史事考》改刘继元为刘钧，以晋州为今沁县，均误。沁州属北汉所有，并未置军，建雄军即今临汾，后唐建，北汉曾多次攻晋州，未得手，杨业为建雄军节度使，系遥领，北汉时白从晖为义成节度使、刘继文为保义节度使、张元徽为武宁节度使、范超为永清军节度使、杨璘为卫州刺史，周审玉为耀州团练使均为遥领。北汉在代州设置的是雁门节度使，刘继文任此职，直到北汉亡后奔辽。（23）杨业既未任此职，由此引申“只是对付契丹”之说也就不能成立。
2.《长编》卷152说“皇祐中，韩琦经略河东，按行堡寨，多北汉名将杨业所度者”。《史事考》83页说“既称‘北汉名将’，则这些堡寨自然便都是杨业归宋以前为防御契丹所筑”。
今按仅据“北汉名将”四字推论是危险的，应当作具体考察。以我所知，代州堡寨多为杨业归宋后所筑(详下节《杨业修建边寨考》)。那么杨业归宋前筑过没有呢? 《长编》卷21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二月辛卯张齐贤的奏章说:
自河东初降,臣即权知忻州……河东初平,人心未固,岚、宪、忻、代未有军寨,入侵则田牧顿失,扰边则守备可虞,……及国家守要害,增壁垒,左控右扼,疆事甚严,恩信已行,民心已定。
这说明，直到北汉初平时，太原以北的四州岚、宪、忻、代都“未有军寨”，而平北汉后到第二年末，“国家守要害，增壁垒，左控右扼,疆事甚严”，这与《宋会要辑稿》所载代州十塞，大多筑于此时正相吻合。足证《史事考》的推论是不正确的。至于韩琦称“北汉名将杨业”，那是因为杨业在北汉当将领的时间长，“杨无敌”的称号是那时赢得的，北汉依靠他长期与后周、宋对抗,所以称他为“北汉名将”，不能以此推论他修建的边寨，都在北汉时期。
3.契丹大将耶律斜轸责杨业“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史事考》83页说：“这三十余年是三十四年。杨业为宋守边总共八年，其余廿六年的战争，当然就是他在北汉时代跟契丹打的。”
按杨业于948年事刘崇，950年、951年,辽曾南下伐后汉,杨业抗辽，大约始于此时，至986年，与辽角胜而死，前后达30余年，“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不是指30余年中，年年与辽打仗。就是以杨业为宋抗辽而言，也仅有太平兴国五年、雍熙三年两次，加上太平兴国七年有可能参加的抗辽斗争，不过三次。
北汉时期，依附于辽，双方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双方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战争，如果有，《五代史》、《辽史》、《宋史》等不可能都不记载，仅以“史书记载缺略”来作辩解很难令人信服，史书每年大事都有记载，何故独缺与北汉的战争?辽兵为救北汉，被宋在白马岭打败，《辽史》也有记载，说明当时并不因失败而不书。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杨业率领数百骑兵在雁门打败人多势众的辽兵，“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24）如果杨业在北汉的20多年，年年与辽作战，经常取胜，辽兵就不会等到这次雁门关之捷以后，才“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了。
在北汉时期，有哪几年杨业可能与辽作战呢?
951至954年，代州防御使为李存瑰、郑处谦。
970至979年，代州刺史(或防御使)为刘继文、蔚进。
955年，汉求救于辽。
957年，辽、北汉联合攻周。
959年，周攻辽，辽求北汉支援。
960、963、964年，辽援北汉。
965至966，辽征乌古。
968年、969年、975年，杨业抗宋。
976年，辽救汉。
979年，杨业抗宋。
以上各年，发生辽、汉战争和杨业抗辽的可能性很小，仅余956年、961年、962 年967年尚有可能。而这四年未必都发生辽、汉战争，即使有战事，未必都有杨业参于。杨业长期在太原当侍卫都虞候，边界上发生小冲突，一般不会命他出征。而杨业抗宋，均与国家的存亡有关。因此，杨业在北汉时，虽可能与辽作过战，但没有发生像抗宋那样的火战，这是肯定的。
4．《辽史·穆宗纪》:“应历四年(954年)秋七月乙酉，汉民有为辽军误掠者，遣使来请，诏悉归之。”《史事考》据此证明辽“不断侵犯北汉边境,驱略北汉居民”。余嘉锡说：“偏师扰边，本非大举深入，业又，骁勇善战，故能所向克捷也。”
按《辽史·穆宗纪》在此条前云：“二月丙午朔，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汉，遣南院大王挞烈助敌禄讨之。丁酉，挞烈败周将符彦卿于忻口。六月癸亥，挞烈献所获。”说明这次误掠是在辽援北汉败周兵时发生的，战争在北汉境内发生，难免会误掠，辽兵将为了请赏邀功，也会乘机掠汉民充数，但这次辽出兵的目的是为了援汉，而不是掠民，因此北汉请求送还时，辽立即同意。不能以此证明辽“不断侵犯北汉边境，驱略北汉居民”，也不能证明杨业参加了反击掠民的战事。
总之，后周、宋代几次出兵攻北汉，杨业都是抵抗的主将，开宝八年(975年)，北汉主动伐宋攻晋州，杨业也是领兵的大将，“杨无敌”的称号当是在抗宋斗争中屡获大胜而得到的。杨业在刘崇称帝前已与辽角胜，在刘崇建北汉后，可能也曾与辽打过几次不大的仗。但主要是与后周、宋作战：降宋后，全力抗辽，故辽将责其与辽“角胜三十余年”。
四 杨业修建边寨考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北汉灭亡，杨业降宋，太宗授予左领军卫大将军，为正四品的虚衔。当时太宗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只想一鼓作气，收复幽云，待到大败而归，契丹从河北、河东两线反扑，潘美已难支撑河东局面，这才下决心，起用“老于边事，洞悉敌情”的杨业。十一月十三日，任命他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而且“密封囊装，赐予甚厚”。（25）这是相当于河东路防守副司令的职务，杨业不负太宗厚望，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修建了下列六寨，以堵住辽军出入的要道。
1．大石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二五：“大石寨，在代州，太平兴国四年废置。”“废置”不可通，按代州在北汉灭亡前“未有军寨”。（26）《元丰九域志》卷4言代州繁峙县有大石寨，可见此寨到神宗元丰时尚未废，《宋会要辑稿》之“废”字当为衍文。
庆历三年(1043年)成书的《武经总要》前集卷17:“大石寨，距河一里，西至茹越寨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七：六通车骑，一通行人。”光绪《代州志》卷4：“大石口，在小石堡东五里，北去应州三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应州云“大石口，州南三十里，亦与代州繁峙县接界。宋雍熙三年，……时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势甚盛， (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
2.茹越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三二：“茹越寨，在代州，太平兴国四年置。”《武经总要》前集卷17:“茹越寨，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车骑，四通行人。”《元丰九域志》卷4，代州繁峙县有茹越寨。洪武《太原志》：“茹越口，在(繁峙)县北三十五里，其山东接小石口，西连胡谷口，形势险峻，道路狭隘。”《读史方舆纪要》卷40：“茹越山，县北百里，有谷路通大同、应州，山下有茹越镇，亦曰茹越口，为戍守处。”
3.胡谷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四：“胡容寨，太平兴国四年置，在代州。”《武经总要》前集卷1－7：“胡谷寨，距河三里，西至雁门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元丰九域志》卷4，代州雁门县有胡谷寨。洪武《太原志》:“胡谷口在(代)州东北六十里。”容当为胡谷之误。
4.西陉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三○：“西陉寨，在代州，太平兴国四年建。”《武经总要》前集卷17:“西陉寨，有井泉水，西至土灯寨七十里。按《河东记》契丹寰州句注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陉山也。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北至契丹平寇镇，谷路十二：十通车骑，二通行人。”
《元丰九域志》卷4，代州雁门县有西陉寨。光绪《代州志》卷4:“白草沟，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即西陉也，上为太和岭，古雁门关在焉。”（27）《问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三月癸巳，潘美言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侵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西陉寨修成几个月，即见效用。此寨不仅是防止辽师南下的要塞，也是宋师北伐的基地。《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1引《实录·潘武惠公美传》云:“ (雍熙)三年，春三月，美率师出西陉，与虏遇，追到寰州，破之。”
5.哼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二九：“崞寨，在代州，在(按此字为衍文)太平兴国四年置。”此寨当即崞县县治所在地，今原平县崞阳镇。
6.阳武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一：“阳武寨，在代州，太平兴国四年建。”《武经总要》前集卷1——7：阳武寨，有井泉河水，西至楼板寨三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通行人。”《元丰九域志》卷4，崞县有杨武寨。洪武《太原志):“阳武谷，亦云杀子谷，在(崞县)城西南七十里。”（28）《读史方舆纪要》卷40: “杨武谷，(崞) 县西三十里，扬一作羊，或作阳，自昔戍守要地也……刘份曰：代州扬武寨，其北有长城岭，今为扬武峪口堡，南至扬武村三十里，西至芦板寨四十里。”
上述六寨，《宋会要辑稿》只说“太平兴国四年置”，未说月份，而四年正月至五月中旬，代州尚属北汉，有没有可能为北汉将领所筑呢？当时北汉代州刺史是刘继文，他在天会四年(960年)出使契丹，被留，到天会十四年(970年)即刘继元在位的第三年放回，契丹的用意是让他出任宰相，充当契丹在北汉的代理人。他在相位不久，即被刘继元排挤出去，为权代州防御使，北汉亡后，他投奔契丹。（29）这样一个亲辽派，不可能在代州以北修建防辽的城寨。况且这一年正月，宋已派郭进出兵忻、代，北汉连连派遣使者向辽求援，他们只会在代州之南备御宋军，不可能在代州之北堵塞辽增援通道，联系到《长编》卷21所说北汉亡前，代州无军寨，可以肯定，这六处边寨是北汉亡后杨业为备御契丹进攻而修建的。
太平兴国五年、六年，杨业又修建以下三寨:
7.楼板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二六：“楼板寨，在代州太平兴国五年置。”《武经总要》前集卷1——7:“楼板寨，有井泉河水，西至云内寨二十里，北至契丹界。”
《元丰九域志》卷4，代州崞县有楼板寨(一作楼下寨)。洪武《太原志》:“芦板寨，在(崞)县城西南八十里，中有敌城，不知何代所筑，有基址存焉。”光绪《代州志》卷4作“芦板口”并云：“在崞县西南六十里。”注引明周弘口《代州志书》云“烽堠”“阳武峪二十里至元周，元周三十里接宁武关之芦板寨”，可见直到明代，这里与阳武寨等仍为边防要塞。
8.土墱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二四：“土墱寨，在代州，太平兴国六年置。”《武经总要》前集卷17:“土灯寨，距河五里，西至石跌寨三十里，北至契丹寰州界，有谷路三，皆通行人。”此“灯”疑为“墱”之误刊。《元丰九域志》卷4，代州崞县有土墱寨。光绪《代州志》卷4引《通志》:“土墱寨也，在崞县北七十里，直至雁门所三十里。”
9.石跌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二五：“石趺寨，在代州，太平兴国六年置。”《武经总要》前集：“石跌寨，西至阳武寨二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可阔十步”。“跌”疑“趺”之误刊。《元丰九域志》卷4，代州崞县有石趺寨。洪武《太原志》:“石佛谷，去(崞)县西三十里，北接朔州境，其形窄狭，元末用石塞其口。”《读史方舆纪要》卷40:“石峡寨，在(崞)县东北，今为石峡口堡。与杨方堡相近，即雕窠梁堡也。”石趺疑即石佛或石峡。
太平兴国四至八年间，杨业尚筑有一寨:
10.雁门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一九：“雁门寨，在代州，太平国年年年置。”按末句不通，当系“太平兴国某年置”之误书。太平兴国共八年，四年前代州无寨，此寨当为太平兴国四年五月至八年间所建。《武经总要》前集：“雁门寨，距河二里，西至西陉寨，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二:一阔五十步，一方通车骑。”《元丰九域志》卷 4，代州雁门县有雁门寨。《读史方舆纪要》卷40:“广武城，(代)州西十五里,《图经》 云在勾注陉南口之南，……亦曰古雁门城。”《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
以上各寨分布在代州东北至西南，据《武经总要》载代州之东尚有瓶形、梅回、麻谷、义兴四寨，这十几个寨堵住了通往契丹蔚、应、寰、朔的大小通道45个，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寨网。包拯说：“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创筑州垒，至今赖之。”（30）这说明代州的军寨全是杨业筑的，包括上举四寨。
此外，忻州的云内寨、忻口寨也是太平兴国时建的，（31）这构成了太原前线的第二道防线。忻州虽不属代州管辖，但杨业兼三交(在今太原市)驻泊兵马部署，故也可能为杨业所修，至少也是与杨业建议有关。
辽也深知修寨的重要，早在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四日，就在代州的雁门、西陉、护国、南川置寨，被宋兵击走（32），如不是随后杨业赶建城寨，后果将不堪设想。
城寨的修建，效果十分明显，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杨业在雁门击败十万辽兵，以至后来契丹“每望见业旗，即引去”。（33）
杨业牺牲后，契丹多次攻打代州，新任知州张齐贤于代州城下迎战敌人，又在土墱寨邀击，大败辽军，俘其北大王子一人。（34）辽军多次南下，均未得手，这固然由于张齐贤用兵有方，也与杨业修建边寨有关。
五 杨六郎考
杨延昭，本名杨延朗，真宗时避圣祖玄朗讳，改名延昭。《长编》、《宋史》、《东都事略》称之为六郎或杨六郎。为什么称之为六郎？以往的解释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解释，以为杨延昭是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此说《史事考》已有驳议，但仍有欠缺处，今再申论一下。《宋史·杨业传》中说：
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 延瓌、延贵、延彬并为殿直。
《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作“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宋代规定诸子年15 以上，才能赠官，延彬尚幼，故当时未封。显然《宋史·杨业传》是按年龄大小排列的，延昭称“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延昭应比延浦等五人年长。《杨业传》又说业死时“其子延玉亦没焉”。这里既未说“长子”也未说“次子”或“幼子”，而是与延昭一样用“其子”二字，他们两人谁为老大，谁为老二，不易分别。《史事考》认为延昭是老大。理由是：(1)史书未载延玉官位，说明他生前未当官，他应次于延浦、延训之后。(2)延昭是杨业北伐时的先锋，延玉未闻单独用兵。此说虽有一些理由，但仍不足以定案。《杨业传》对延昭等弟兄写明原官位，是因为朝廷赠官，无官的补官，有官的加官，所以提原官位。陈家谷之战，全军覆没，将领很多，不可能一一列入正史，故只提主要将领杨业和延贵，延玉即与延昭一样当供奉官，论官位是没有资格写入正史的，因为他是主将之子，所以附笔提及，未写官位。至于功劳大小，不能说明行辈先后，老大不见得一定比老二能干。
我们再从年龄上推论，杨延昭也不可能是杨业第六子。杨业死时，大约五十六七，延昭年29，老七延彬还不足15岁。假定延玉为老大，比延昭大二三岁，则杨业在二十四五岁当生延玉，二十七岁生延昭，四十二三岁生老七。延昭与老七相差16岁（暂以老七为13岁计)，16年中生老三至老六四人，平均四年一个，是合乎常情的，相反如延昭为老六，杨业在27岁前的五年左右得连生六子，之后空下16年，才生第七子这是不合常情的。
总之延昭不是杨业的第六子，他可能是老大，也可能是老二。
关于六郎的第二种解释，是解放后才提出的，认为“六郎”指天上的星宿，有人说指南斗六星，有人说指北斗六星，《史事考》155页说：
北斗六星中第六星主燕。……杨延昭镇守河北正为对付契丹,契丹人畏之惮之,因而喻以为镇慑本国(即主燕)的大星,称之为“北斗六星杨延朗”,是完全可能的。时间既久,展转相传,杨延朗的朗字渐渐演化为“郎”，“北斗六星”也渐渐简化为“六星”,杨延郎和杨六星,便复合而成为杨六郎。
这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提正面的证据或旁证。“北斗六星中第六星主燕”，出自《太平御览》卷6中所引逸书《大象列星图》，《御览》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编成，这是专供宋帝御览的书，太宗、真宗时未见刊刻此书的记载，契丹能否得到此书，尚成问题。即使契丹有此书，很难设想他们会因为怕延昭，专门查阅宋方的天文书，从中找出主燕星宿作外号。这种说法如能成立，下边问题就不好解释，譬如：杨嗣与延昭齐名，当时人称“二杨”，为何不叫杨嗣为六郎？延昭以守遂城出名，同时出名的尚有魏能守梁门，当时号称“铜梁门铁遂城”，为什么不称魏能为六郎？杨业名声比延昭大， 为什么不叫六郎或其他天上的星宿？“南斗六星”和“北斗六星”怎么会变成“六郎”? “星”与“郎”的字形、读音相差很远，怎么会混淆起来?
上述二说既不可通，“六郎”应当怎样解释呢？我认为这是行第称呼。以行第相称的风气，唐代最盛。（35）五代和宋，此风未衰。所谓行第，大多是同先祖的弟兄大排行。五代时楚王马殷有十几个儿子，（36）其中希广称为三十郎、希萼称为三十五郎。（37）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其父只生二子，长子昞，次子修，但修被称为欧九。（38）据欧阳修所作《欧阳氏图谱》，修祖父为偃，偃有三子七孙，如按同祖兄弟排行，最多排列七，而欧阳修被称作“欧九”，可见这不是同祖兄弟排行，至少是曾祖弟兄的大排行。
宋人行第称呼法，一般在姓后面加行第数，如司马光称为司马十二，梅尧臣称为梅二。对长者称行第时，往往在行第后加“丈”字，如范六丈(仲淹)、朱三十五丈(希真)（39），对年轻一些的称郎，如范纯仁问其侄孙说：“八郎，尔今几岁?”（40）在宋人中叫 “六郎”的也不少，如王六郎(师古)、胡六郎（41）、荣六郎（42）等。有时不称姓，只称某郎，如《宝真斋法书赞》卷10有“二郎”、“三郎”、卷17有“十二郎”、卷18有“十九郎”。
杨延昭，从年幼时就“戏为军阵”，杨业说“此儿类我”，每次打仗，都要带上他，29 岁即充当先锋，攻打朔州。（43）他在同先祖的弟兄中排行第六，故称为六郎，年轻时已是知名战将，六郎之名自然会盛传于世。契丹没有行第之称，因为宋军盛传六郎之名，契丹屡次与他交战，都被打败，所以也顺着宋人的称呼，叫他做“六郎”或“杨六郎”。 杨嗣等人虽然也是知名战将，但排行不同，自然没有六郎之称。
六 折太君考
民间传说、戏曲小说中都说佘太君是杨业之妻，常征《史事考·佘太君(折太君)考》确认这是历史事实。其说是否真实可靠，有必要重新研究。
《史事考》认定杨业之妻为折太君的主要根据是毕沅《关中金石记》云：
折恭武公克行神道碑,毛友撰,宇文虚中正书,在府谷县孤山堡南。叙折太君事。世以此碑为折太君碑。考折太君,杨业妻,折德扆女也,墓在保德州南折窝村。
《史事考》251页说:
(毕沅)熟知陕西故实,所言折克行碑叙折太君事,及折太君墓在 保德州折窝村,本自存世文物,自不虚。
我查了一下毕沅《关中金石记》，在卷6，果有折克行碑跋，但原文与《史事考》所引大有出入，今录于下(两文不同处下加“·”号) ，以资比较：
折恭武公克行神道碑,毛友撰,宇文虚中正书,在府谷孤山堡南。世以此碑为折太君碑。考折太君,德扆之女,杨业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窝村,非此也。
两者不同处主要有两点:
1.原文没有“叙折太君事”五字。
2.原文之末有“非此也”三字，说明毕沅是在驳斥“世以此碑为折太君碑”之说的。
既然此碑没有“叙折太君事”，更不是折太君碑，自然就不能以此碑作为杨业之妻为折太君之证。
《史事考》251页又举出三条材料作“参证”：
1.李慈铭《苟爽斋日记》云:
杨业娶府州折德扆女。今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 (折)即杨业妻也。
2.康基田《晋乘搜略》云:
《山西通志》曰:保德州南四十里折窝村有折太君墓, (折太君)即杨业妻、折德扆女也。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之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
3.乾隆重修《保德州志》云:
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 :杨业娶府州折氏,称太君。
以上三条材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慈铭所说的折太君碑，如确实有，折太君为杨业妻之说即可成立。但李氏并没有记录碑文，《保德州志》也没有记载，李氏仅得之传闻未亲见此碑，是否确凿，尚待证实。《保德州志》所引《北宋纪》，从不见于各家著录，当系州志所误书。即使勉强看作书名，也绝非宋金时所作。宋人自称“大宋”，金人也称“大宋”或“宋”，并没有北宋、南宋的叫法。《史事考》25页云：“似不晚于南宋与金代”，当系臆测。康基田所引《山西通志》是清代编写的，明成化《山西通志》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见清《通志》的记载不是从明《通志》承袭而来，它大约来自戏曲、小说或民间传说。
从目前所见的材料看，余太君最早出现于元代杂剧《谢全吾诈拆清风府》，到明代如《黄眉翁》等戏曲、小说中便常见其人。地方志中，明代成化《山西通志》唯载杨业、延昭、文广，没有折太君，清代地方志才记载到折太君，光绪《岢岚州志》卷9有传，文云:
杨业妻折氏,业初名刘继业,仕北汉为犍为节度使,娶折德扆女,后归宋。折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号杨无敌,后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辨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
光绪续修《保德州志》节妇门杨业妻折氏条所载略同。这一记载，内容不多，错误不少。(1)“初名刘继业”，据《长编》，“初名杨重贵，归汉后改名刘继业”。 (2)“后归宋赠姓杨”，《长编》卷20，业降宋后“复姓杨氏，只名业”。 (3)削职为民的是王侁和刘文裕，潘美只削三秩(即降三级)。这条材料连基本史实都闹错了，它所记述的不见于宋代史书，折氏之事，就更难令人相信了。
《晋乘搜略》卷20说:
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射,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王夫人之亲援鼓然。
《史事考》255页说它“虽出身‘乡里世传’，而考之于史，并非张扬”。按上述传说倘源自北宋初期，还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而它拿折太君与南宋初的梁红玉相比，可见这种传说的起源不会早于南宋，经过长期流传加工，更难凭信，于史无考，纯属张扬。
既然宋代并无关于杨业之妻折太君的记载，为何元代杂剧、明代戏曲小说中出现此人呢？我推测，她可能由另一个折太君演变而来。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
大中祥符五年( 1012年)十一月,麟府路上言: (丰州防御使王)承美被疾,……十二月,诏以承美子文玉为防御,代知州事,又赠承美恩州观察使……仍谕其妻折氏入谒禁中。八年二月,以左侍禁王文恭为供奉官,文恭,承美之嫡长子。……初,承美奏文恭之子怀玉为子,改名文玉,奏补殿直,常以自随。……九月,赐知丰州王文玉钱帛,……仁宗天圣二年二月,麟府路上言:内殿承制、知丰州王文玉卒,得其母乐安郡君、对于太君折氏并职员蕃部众状,乞以文玉长子余庆勾当,诏钤辖高继忠与府州折惟忠密切体量。
按丰州与府州、麟州相邻，均为陕北边州，折太君之夫丰州刺史王承美曾于太平兴国七年、八年,两次打败来攻的辽军，斩敌四五千，迫使契丹七八万帐(户)内附，从此，承美、折氏在世期间，契丹再不敢进犯。（44）大约折氏辅佐其夫有方，故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承美死后，宋真宗特意诏折氏进宫。这时，她大约60多岁(王承美于开宝二年归宋，其时当已成年，以20岁计，则大中祥符七年为64岁)。到仁宗时，太君为丰州刺史王文玉死后由谁接班事，又上奏于朝，其时约75岁。这个折太君与杨业、延昭同时，其抗辽、上状、进宫、年寿、活动地域等均与戏曲小说之佘太君有相似之处，民间传说逐步附会到杨家将里，经过戏曲、小说加工，就成了现在人们所知的佘太君，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以上说明，目前所见资料，还不能断言杨业之妻就是折太君。戏曲、小说中的佘太君可能是由王承美之妻折太君的事迹演绎而来，清代地方志则是受戏曲、小说影响而记入。此说是否正确，尚待将来出土文字资料验证。
此文原为两篇文章，分载于《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山西地方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今合而为一，并对第四部分作了较多的增补。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宋史专家 李裕民
注 释
（1） 常征：《杨家将史事考》38页(下引此书简称《史事考》)。
（2） 见《元丰九域志》卷4、《宋朝事实》卷18。
（3） 《史事考》39页、40页。
（4） 《史事考》40页。
（5）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29。
（6）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5引。
（7） 《余嘉锡论学杂著》443页。
（8） 《宋史丛考》377页。
（9） 《史事考》40页。
（10） 《图绘宝鉴》卷2所载略同。
（11） 聂崇岐:《杨家将考信录》；任崇岳:《略论杨业》 ;郝树侯:《杨业传》;常征:《史事考》。
（12） 《长编》卷9。
（13） 《余嘉锡论学杂著》444页。
（14） 《全辽文·刘继文墓志》。
（15） 《新五代史·东汉世家》。
（16） 《太平治迹统类》卷3。
（17） 《宋史·北汉世家》。
（18） 《通鉴》卷290。
（19） 《旧五代史》卷99《高祖纪》。
（20） 《通鉴》卷288。
（21） 《长编》卷9至20。
（22） 《史事考》83页。
（23） 《辽史》卷8。
（24） 《宋史·杨业传》。
（25） 《长编》卷20。
（26） 《长编》卷21引张齐贤奏疏中语。
（27） 按《代州志》卷首云:白草口在州西北五十里,两者里数略有差异。
（28） 《永乐大典》卷5203。
（29） 《全辽文》卷4《刘继文墓志》。
（30） 《包拯集》卷1《天章阁对策》。
（31）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7。
（32） 《长编》卷20。
（33） 《长编》卷21。
（34） 《宋史·张齐贤传》;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7(张公墓志铭》。
（35） 参看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36） 《新五代史·楚世家》。
（37） 《资治通鉴》卷282,290。
（38） 《九华集》卷20《跋刘原父文》;《游宦纪闻》卷9。
（39） 《邵氏闻见前录》卷9;《挥塵后录》卷10。
（40） 《过庭录》上。
（41） 《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
（42） 见所刻《抱朴子内篇》卷20。
（43） 《宋史·杨业传》附延昭传。
（44）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九。
【原载《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