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红楼诗与麟州红楼研究

古麟州城有一座标志性建筑——红楼，随着麟州城升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杨业故里即是麟州被学术界所确认，麟州红楼以及文彦博（1006—1097）的红楼诗自然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对此作一番深入的探讨。

最早提及红楼的就数文彦博的红楼诗了，它刊载于道光《神木县志》中，内容如下：

文彦博  麟州知郡作坊以彦博昔年所题红楼拙诗刻石，复以墨本见寄，辄成五十六字致谢，且寄怀旧之意云尔

昔年持斧按边州，闲上高城久驻留。曾见兵锋逾白草，偶题诗句在红楼（原注：楼在城上，对白草坪）。控弦挽粟成陈事，缓带投壶忆旧游。狂斐更烦金石刻，腼颜多谢镇西侯。[1]

在这里，需要研究几个问题：一、道光上距文彦博800来年，怎么证明这首诗是真实的而不是伪造的？二、文彦博何以对麟州红楼情有独钟？三、红楼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的，是谁为他刻到石头上去的？四、红楼的修建时间及具体方位。

一、文彦博的红楼诗来源于宋代石刻

我在读到此诗时，曾查检现存的《文潞公文集》，发现集中未收，于是对它的内容作了一番考察。首先，诗的内容与文彦博的行踪相符，诗称“昔年持斧按边州”，他确实到过麟州，康定元年（1040），文彦博出任河东路转运副使，曾前往麟州，开通运粮之路，解救了被西夏包围一月多的麟州。[2]其次，诗中提及的白草、红楼符合当时的地理名称。三、麟州知郡作坊符合北宋职官制度。如果是人为造假，必然有其造假的原因，如为地方人士锦上添花，但文彦博并非麟州人。也有的是为祖上增添光环，尤其在家谱中，而此诗并无吹捧家属之处。作假必然会露出马脚，如把别人的诗偷梁换柱，而此诗没有与其他诗内容相同之处。后人作假常常会违背历史，官名、地名与历史不符，而本诗完全符合。基于上述理由，我把它收到《全宋诗补》中，在《文史》2001年第57辑上发表，以弥补北京大学出版的《全宋诗》之不足。

虽然通过上述考证，可以基本认定，但此诗的来历未能弄清，终究不能放心引用。我遍查宋、元、明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这首诗，《道光县志》究竟是从哪里得到此诗的？

最近，我从比道光本早的清代抄本《神木县志》[3]中找到了答案。它所收的内容要比道光本详细，兹录于下。（道光本所无之字，用粗黑体表示）

丞相潞公诗

彦博丞  （按应作承）知郡作坊以彦博往年所题红楼拙诗刻石，复以墨本见寄，辄成五十六言致谢，且寄怀旧之意尔：

昔年持斧按边州，闲上高城久驻留。曾见兵锋逾白草，偶题诗句在红楼（原注：楼在城上，俯窟野川，正对白草坪）。（按强）[控弦]挽粟成陈事，缓带投壶忆旧游（原注：皆昔日新秦事也）。狂斐更烦金石刻，腼颜多谢镇西侯。

嘉祐六年十月十三日立。

道光本县志序中提到过这个抄本，显然，道光本是抄自这个更早的抄本的，可惜的是，传抄时它把最关键的内容删除了。这就是最后一句话，它说明诗刻于嘉祐六年（1061）十月十三日立的石碑上，县志所收之诗是从当时保存的碑上抄来的，这自然是最可靠的。

这个清抄本抄于什么年代？它所根据的原稿纂修于何时？

从内容看，四卷各目基本上都记载到康熙为止。从避讳角度看，书中未避雍正之祯及乾隆皇帝弘历之讳，应抄于康熙时。唯卷二“东协副将”条额外增加了三人：

雷世杰，厢白旗人，康熙五十五年任。

傅泽深，厢黄旗人，康熙五十七年任。

周起凤，陕西长安人，雍正四年任。劝政洁己，恤兵爱民，抚绥边方，宽严并济，历升延绥镇总兵。

但周起凤之前还有一人，却漏录了：“孙继宗，固远人，雍正二年任。”显然这是全书抄成后，至雍正四、五年间又随意添补的，而其他各卷各条都没有再添雍正时的人和事。

之所以说它是抄本而不是原稿本，还因为书中经常有抄错的地方，有些是低级错误，如范仲淹的“范”，写成“花”，“沧州”误写成“仓州”，“或者”的“或”写成“域”，若是编者的原稿，决不会出现此类失误。

卷二“邑侯（即县令）”条最晚记到“贺有章，贵州黔西州人，由举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任，命题课士，振兴学校，省刑薄敛，抚恤穷黎，行取户部主事，历升山东粮道。”未记康熙五十九年（1720）任知县的刘荫枢。

“广文”条记到：“赵巨，西安府三原人，由岁贡康熙四十九年任。优礼斯文，重修学署。”未记康熙五十五年任的胡继昌。

卷二“职官·观察”条最晚记到：“罗景，字星瞻，襄平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修文庙以兴学，开边地以利民，严捕盗贼，禁止赌博，宣讲圣谕，设置关厢，教民树植，凡有益于地方者，无不加意立行，种种善政，不胜指屈，将来政治，未有涯云。”

凡此，可以看出，县志修撰的时间应在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间。它比道光本县志要早130年。此抄本应命名为“康熙《神木县志》”，今存清抄本是根据原稿本抄的，抄手水平不高，故时有抄错处，抄的时间应在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间，此后，抄者在雍正四年时又补充了3条内容。

卷四“艺文篇”小序说：“邑久文献无征，隋、唐而上，远不可稽，近世遗文付诸石刻者，亦皆藓剥弗全，间有所作，亦多出于方家之手，今录其仅存者若干篇”。据此，唐以前的石刻当时已无法看到，宋以后尚有所保存，文彦博红楼诗当录自石刻，康熙时此石刻尚在世。至于现在是否尚在，就得靠考古发掘去证实了。

以上说明这首诗来源于宋代的石刻，是完全靠得住的。

从文彦博诗中，知王庆民在刻此诗前已经刻了文彦博第一次题红楼的诗，按理说，康熙时也能见到，不知为何没有收录？也许因为该碑已残、字迹不清而未录？但愿有朝一日能重见天日，即使已残，也能提供一些新的信息，供大家研究。

二、文彦博何以对麟州红楼情有独钟？

文彦博何以对麟州红楼情有独钟？因为他与父亲文洎都曾对这座战略重镇作出过贡献。

麟州在北宋时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西边70里以外即是西夏的领地，以南今绥德县也归西夏管辖，它的北边今鄂尔都斯一带则属契丹领地。北宋占有的麟州和府州，属河东路管辖，首府为太原。西夏竭力想占领它，这样就可直接威胁太原，进而入侵中原。北宋保有它，则可以与延州（今延安）两路夹攻西夏，使之腹背受敌。但代价很大，北宋必须在麟州驻扎大量军队，并且必须经常从太原运输大量的物资，而道路十分难走，尤其是府州到麟州中间有一百几十里山路，随时会受到夏兵的袭击，以致有些朝廷要员主张放弃麟州，而有识之士则主张坚守。

文彦博的父亲文洎（？—1037），介休人，很有战略头脑。景祐四年（1037）出任河东转运使，这一职务在当时是河东路的最高长官，不但有运输粮草等任务，还有权监察一路官员。他一上任，就十分关心麟州，他知道麟州城易守难攻，但必须保证有充足的物资，否则就难以坚守了，而原有的道路迂回曲折，经常被西夏拦截。文洎经过调查，了解到唐代的道路比今天更方便，便决定重开唐代故道，可惜，刚动手就因操劳过度而于同年九月去世了[4]。

文彦博字寛夫，进士出身。曾先后三次出任宰相，第一次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至皇祐三年（1051）十月。第二次至和二年（1055）六月至嘉祐三年（1058）六月。第三次元祐元年（1086）四月至五年二月。享年九十二岁，是北宋的元老重臣。《宋史》卷313有传。

文彦博在父亲去世三年后，即康定元年（1040）夏，出任河东路转运副使。他可以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了，心情十分高兴，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某天圣四年（1026）叨充乡赋，明道二年（1033）夏假副车于本郡，今年夏沗外计于本道，实嗣世职（前此三年，先大夫为河东转运使）。八月行部，率遵故常，乡老欢迎，邀留累日，徘徊旧地，追惟畴曩，因成拙诗二章，题于行署。

不才惟侍髙门庆，奕世皆为外计臣。乡老相逢频教我，尽忠思孝报君亲。

昔年乡赋议兴贤，曾接诸君砚席间。屈指岁华逾一纪，锦衣怀绶过稽山。[5]

他在八月到麟州一带视察，以最快速度完成父亲未竟之业，打通了运送粮草的道路，给麟州运去了充足的粮草。第二年，西夏主元昊亲自统帅数万大军围攻麟州，整整十天，劳而无功，只好解围而去，转攻府州，又损兵折将而退。次年，文彦博晋升为河东路都转运使[6]。

《宋会要》方域21之6对其父子的作为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庆历元年八月，麟州言，元昊攻围州城逾月。麟、府皆在河外，因山险。初，转运使文洎以麟州饷道回远，军食不足，乃按唐张说尝领并州兵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党项于银城，大破之，遂奏置麟州，此为河外之直道。自折德扆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舟楫邮商，以便府人，遂为麟之别路。故河关路废而弗治，洎将复之而卒。其后子彦博为副使[7]，遂通道银城，而州有积粟可守。故元昊知城中有备，解围而去。复兵攻府州，城中官军六千一百余人，居民亦习兵善战。城东、南各有水门，崖壁峭绝，下临大河。崖腹有微径，贼攀缘石壁，鱼贯而前，城上矢石乱下，贼死伤殆尽。攻城北，而士卒力战，伤者一千余人，贼乃引退。”

《宋史》卷313 、页10258《文彦博传》：“以直史馆为河东转运副使。麟州饷道回远，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废弗治，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将复之，未及而卒。彦博嗣成父志，益储粟。元昊来寇，围城十日，知有备，解去。迁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

文彦博红楼诗中提到“昔年持斧按边州，闲上高城久驻留。”说明他在麟州待过相当长的时间，为防守事宜费过不少心血。又说“缓带投壶忆旧游”，原注：“皆昔日新秦事也。”“投壶”是古代军中的一种竞赛性的运动，每人手持箭，把它投到壶中，谁投进的多谁获胜。说明在工作之余，文氏在此交了不少朋友，时时一起上红楼饮酒欢聚游戏。

三、红楼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的，是谁为他刻到石头上去的？

文彦博的红楼诗写于何时？，从诗刻石的时间，可知应在嘉祐六年十月前不久。而该诗又明确提到在此前曾作题红楼诗，由此可知，文彦博实际上前后作了两首红楼诗，第一首红楼诗是直接题写在楼上的，一定是他赴麟州之时所作，时间应在康定元年（1040）。两首诗前后相隔了21年。作两诗时的身份地位则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前者仅是河东转运副使，后者已是出任过两任宰相的元老重臣了。在红楼上题诗的数量一定不少，但后来升为宰相的只有文彦博一人。把它从众多的红楼诗中挑选出刻在石碑上，有助于提高红楼的身价，这大概就是麟州知州刻石并把拓本寄赠给文彦博的原因。

为文彦博诗刻石的是谁？从他的诗题可以知道，是“知郡作坊”，所谓“知郡”就是麟州知州，作坊即作坊使，是这位知州附带的官衔，正七品。历任麟州知州中带这一官衔的只有王庆民。

 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乙亥（14日），知麟州王庆民奏上麟府二州图[8]。得到皇帝奖励，十二月十七日，欧阳修起草了《赐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庆民奖谕敕书》，全文如下：

敕王庆民：省所奏准密院札子节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绢图一面并序目二册诣阙上进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畧，然后可以策胜败之筭，运奇正之谋，尔以材武之资，有明敏之识，自膺简寄出守边封，而能周知山川险易之形，历览亭障屯防之要，列为凡目，粲尔（一作可）条陈，不惟指掌于披图，足以因时而制变，遽兹来上，深体乃忠，省阅以还，叹嘉曷已，故兹奬谕，想宜知悉[9]。

在敕文中称赞王庆民不仅有“材武之资”，而且有“明敏之识”，他是在嘉祐二年（1057）宋军在麟州城外被西夏打得大败，原知州武戡被罢官[10]后上任的，一直担任到熙宁三年（1070）[11]，时间长达14年，是任期最长的麟州知州。熙宁四年正月，又继续担任管勾麟府路军马之职[12]，成为麟府军队的最高统帅，以后转任知冀州[13]，熙宁七年后去世[14]。王庆民，《宋史》中并没有立传，生卒年也难以考清，但他无愧为守卫麟州的功臣，在麟州史上是应当有他一席之位的。

四、红楼的修建时间及具体方位

红楼建于何时？至迟在康定元年（1040）文彦博登上红楼题诗前已经存在，离今至少有970余年了。其最初修建时间可能早到唐朝。麟州，初置于开元十二年（724），仅二年就废了，此时不太可能建楼。天宝元年（742）复置麟州。[15]貞元二年（786）、十七年（801），麟州两次被吐蕃攻陷，“夷其城郭”[16]，建楼时间最早也应在801年之后，具体何时，尚待发现新资料，再作进一步考证。

关于红楼的情况，文彦博在诗中有如下的记载：“曾见兵锋逾白草，偶题诗句在红楼”，自注：“楼在城上，俯窟野川，正对白草坪。”说明楼是建在城墙上的，它可以俯瞰窟野河，远望白草坪。白草坪也作白草平，在屈野河西山上，距麟州城十五里以上。[17]红楼应在麟州的最高点。

麟州城，经近年来的考古调查，有东城、西城和紫锦城，红楼在哪个城上？

历史上有三种记载：

一、西城红楼

《宋史》卷485、页14001《夏国传》：初，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红楼，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讹龎，岁东侵不已……嘉祐二年，遂团兵宿境上，逮三月増至数万人，守将敛兵弗与战。知麟州武戡筑堡于河西，以为保障。役既兴，戡率将吏往按视，遇夏人于沙鼠浪……众大溃。

按：城上短墙为睥睨。枕，紧靠之意，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紅樓，这是说在麟州西城上有紧靠短墙的建筑红楼。也就是说它是建筑在城墙上，而不是城门上的。

二、衙城紅樓

《宋史》卷326、页10522《郭恩传》：郭恩，开封人……徙并、代州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夏人岁侵屈野河西池，至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经畧使龎籍毎戒邉将，敛兵河东毋与战。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后去。通判并州司马光行邉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寇迹。是时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筑一堡为候望，又与光议曰：乘敌去，出不意可更増二堡，以据其地。请还白经畧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过二旬，壁垒可城。然后废横戎、临砦二堡，撤其楼橹，徙其甲兵，以实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

《长编》卷186、页4477：嘉祐二年五月庚辰，崇仪使、并代钤辖、管勾麟府军马郭恩与夏人战于断道坞，死之。……初，夏人岁侵屈野河西地，至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是岁正月，没藏讹尨领兵至境上，比及三月，稍益至数万人。又自鄜延以北发民耕牛，计欲尽耕屈野河西之田……于是籍檄通判并州司马光行边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敌迹。时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筑一堡，为候望，又与光议曰：乘敌去，出不意更増二堡，以据其地，可使敌不复侵耕。请还白经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过二旬，壁垒可成。然后废横戎、临塞二堡，撤其楼橹，徙其甲兵，以实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

三、衙门红楼

《隆平集》卷19：郭恩……官崇仪使、并代钤辖、管句麟府军马事。初，夏人岁侵屈野河地，至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经略使庞籍戒边将勿与战，月余，食尽去，如是屡矣。是岁正月出屯，三月始去。并州通判司马光行边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寇迹，时知麟府（民按：此为衍文）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筑一堡，又与光议，乘寇之去，出其不意，别创二堡，据其地，使不得耕，功毕则废横戎、临塞二堡，徙兵实新堡，列烽燧，自衙门红楼下视其地如指掌，堡成，三十里外田，宼必不敢耕矣。

以上二、三说，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即嘉祐二年郭恩麟州之战，差别仅在于详略不同，《隆平集》最略，《长编》较详，它们应来自麟州或太原的奏章。以写作时间而言，《隆平集》最早，作于北宋，《长编》次之，作于南宋。按说，时间早的可信度大些。但从版本看，《长编》最早，有宋本，《宋史》为元刻本，《隆平集》仅有明刻本和清抄本，后者错误颇多，如这一段文字中，“知麟府州武戡”中的“府”字显然是衍文，古代并没有“麟府州”这一地名，如果理解为麟州和府州，也不可能，因为武戡从来没有兼任过知府州，宋代府州知州全部由折家世袭，嘉祐二年时知府州的是折继祖。再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红楼是建在城墙上，而不在城门上。因此“衙门”很可能是“衙城”之误。这样，以上三种可能实际上可归并为一、二两种。

衙城也称牙城，是州长官的住宅所在地。唐代的州城一般由三套城墙组成，最里面的是衙城，外面套一层内城，再外面又套一层称为罗城。这种把衙城紧紧地包在最里面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障领导的安全。如郓州、扬州城即是如此。[18]麟州因为建在山上，受地形的限制，无法一个套一个，只能建成互相连接的三个城，今称为东城、西城和紫锦城，史书中只提到衙城和西城，但既然有西城，必定有东城，今天东、西城的叫法是符合实际的，而所谓紫锦城，应该根据文献的记载定名为衙城。

在唐代衙城上建楼是常见的，如閬州衙城西南角即建有碧玉楼。[19] 所以，麟州衙城上建有红楼也是很正常的。

如何寻找红楼的今址？它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从文献和文彦博诗可以看出，红楼应在麟州城内地势最高处。二、位置是在衙城、西城。

目前可供选择的城墙高地有两处，一在衙城东南，二在衙城北。

按照第一个条件衡量，前者地势最高，自然可能性最大，有人推测它就是红楼的所在地，我曾登上去远望，从气势看，也觉得很像。但后者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假如真的建有红楼，其高度就可能超过前者。

按照第二个条件衡量，既可以称作衙城红楼、也可以作西城红楼，前者就不好称作西城红楼了，而后者则完全符合，对于衙城而言，是在衙城的北城墙上，可称为衙城红楼，而同一道墙对西城而言，又是西城的南城墙，因此，也可以称为西城红楼。从这一点看，后者可能性更大。

但讨论到此，还不能就此认定，红楼就属后者。这里还牵涉到如何认识东、西城与衙城之间的关系。按当时的制度，衙城和东、西城，不应视作并列关系，东、西城应该被看作内城和罗城，衙城是被套在内城中的，到底谁是内城、谁是罗城，存在以下两种可能性：

1、东城可能是包括衙城在内的内城，而西城则可能相当于罗城。如此说成立，红楼应在衙城北的高地。

2、西城实际上是内城，即它是将衙城包含在内的，则衙城的南墙也可视为西城的南墙，那么前者的可能性又超过了后者。

如何最终解决上述问题，尚须借助考古手段。其一，分清三城建筑的早晚。一般说，衙城最早，内城次之，罗城最晚。其二，寻找红楼的基址、柱础、瓦当之类的遗物。

此外，不能排除还有第三种可能，有一个已经证实的事情，府州在被西夏占领后，西夏人出于对折家的憎恨，将折家墓地彻底毁掉。同样，西夏人出于对麟州的痛恨，在占领州城后，也会将红楼彻底铲除，如果真是这样，也许红楼在这两处高地以外的某个地点了。当然，即使摧毁，遗物还会有的，只是解决问题的难度又增加了许多。

到底哪一种可能符合事实，有待考古发掘找到更确凿证据去解决。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