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世界各国中，中华民族是最讲气节的一个民族，这当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
在世界各国中，中华民族是最讲气节的一个民族，这当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就义前夕写下的绝笔——《自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一语道出了他那坚贞不屈的气节，是来自于孔孟的教导。中华民族是一个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伟大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融合过程中，各族人民虽以友好交往为主，但由于一些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或野蛮掠夺，也不乏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到了近代，各族人民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又与内外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一切也进一步锤炼和造就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气节。
但是，气节问题非常复杂，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不同阶级、不同集团），对气节会有不同的要求：一切先进阶级和正义力量总是希望唤起人们的气节以反抗强暴、解除压迫，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而一些反动势力则企图宣扬所谓“气节”，来欺骗人民，以维护其腐朽统治。由于立场不同，对某个人的所表现的气节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历史上的儒家学者，一方面充分肯定成汤、武王革命，一面又大肆歌颂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遂饿而死”的气节。又如南宋初年荆湖地区发生的钟相、杨么起义，到绍兴五年（1135），随着起义军重要将领黄佐、杨钦、夏诚等人相继叛变投敌，最后造成起义失败。黄佐等人的行动，在起义军看来是丧失气节的叛变行为，但在南宋政府看来却是“弃暗投明”的正确举动。再如南宋末年，保卫襄阳达六年之久的吕文焕，最终投降了元朝，在宋人看来这是“丧失气节”，但在元朝政府看来，却是“深明大义”。如此等等，不乏其例。另外，与气节有关的“衍生物”也不少，别的姑且不论，就是不分是非曲直的江湖义气、为了争个人短长和面子的意气用事，往往也被视作气节。由此可见，正确理解气节，既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需要，对坚持和发扬优良气节，摒弃一切不健康的所谓“气节”也具有现实意义。一千多年前的名将杨业，他的归宋和殉难，为人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气节，人们应该坚持的是怎样的气节，足以成为中华民族发扬气节的典范。
一、气节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
什么是“气节”？翻开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的《辞书》，上面作了这样的解释：“节操。如：革命气节、民族气节。《史记·汲郑列传》：‘[汲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那么，“节操”又是什么呢？《辞海》的解释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坚定气节和操行。由政治信仰和道德理想决定。是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力的统一。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由于阶级利益、政治信仰和道德理想的不同，节操的性质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上述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举例不确。所言汲黯“任气节”中的“气节”，实际上既非革命气节，也非民族气节，而是一种敢于犯颜直谏的优良品质。二是将气节与节操完全等同起来也不尽妥当。气节是主观的内省的自觉行动，而节操有时候却带有外力强加的成份。如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守寡被看成为是一种节操，但这种节操往往是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或家族势力强制的结果，并非完全出自本人内心世界的气节。总之，气节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
那么，究竟什么是气节呢？笔者认为，气节乃是一个人在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或是在诱惑性非常强烈的场合下，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道德信仰和操守。这种道德信仰和操守，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植根于人心坎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品质和自觉的行动。一时一事的思想和行为，江湖义气、意气用事以及在外力强加下的表现，皆非真正的气节。
气节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表现。
从特点来说，主要有这样三点：第一，气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它大多与阶级的、国家的和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其次，它的信仰和操守具有长期性和坚韧性，很难受外界的影响。第三，它往往以牺牲自我、克制自我作为实现道德信仰和操守的归宿。
根据气节的以上三个特点，我们可以将自古以来受到人们肯定的优良气节，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表现为面对强暴，为了国家、民族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通常人们所说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宁可站着生，不可跪着死”，“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宁死不屈”，“誓死如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就是这种气节的生动体现。
二是表现为自觉地遵循严格的道德规范，不受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操守。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等等，就是这种气节的生动体现。
因为气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故随着政治信仰和道德理想的不同，或受麻痹和欺骗太深，有人也会将没落阶级的垂死挣扎，亡命之徒的负隅顽抗，坚持摧残人性的习俗和行为，视作是一种气节。不过，这是一种负面的气节，受到大多数人唾弃的气节。今天我们要宣扬和坚持的气节，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对国家、民族、大多数人民有利的气节，
二、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气节，是立国之本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思想活跃，精神振奋，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但是，不可否认，由于过分地强调了物质利益和享受，轻视了思想道德的教育，也出现了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一些人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正确的理想和道德受到抛弃，诚信丧失，行为放纵，生活腐化，面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变得漠不关心，甚至做出了有丧国格和人格之事。在这些人的眼中，竟然不知道气节为何物，这实在非常危险。因此，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气节，是抵抗外敌入侵、捍卫民族独立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抵制一切腐朽思想侵袭的需要，概而言之，是立国之本。
中华民族的优良气节很多，当今我们首先需要发扬的是这样两个方面的气节。
第一，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第一的气节。以往，人们多指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笔者认为，在和平环境中，我们不仿将这两种气节合并为一种气节，即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第一的气节。
在历史上，具有这种气节的英雄人物很多。远在二千一百多年的西汉，出现了一位气节卓然的人物，他就是苏武。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时任中郎将的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因其副使张胜卷入匈奴的内部斗争而受到牵连。匈奴单于先要他投降，苏武以为“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遂引佩刀自杀，经人劝救，乃得不死。在匈奴的西汉降臣卫律又对他诱降道：“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苏武仍拒绝投降。匈奴单于又将苏武幽囚于大窖中，不予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于是再将他迁至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边牧羊。“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历经19年的艰苦磨难，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因汉与匈奴和好，才得以返国。于是“苏武牧羊”遂成了顽强不屈、永远不忘故国这一气节的代名词。
在唐代，则有张巡、许远不怕牺牲，勇守睢阳（河南商丘）的气节传之后世。唐玄宗末年，发生了安史之乱，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叛军包围睢阳。睢阳太守许远和真源令张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共同苦守危城，和优势叛军前后进行了大小四百余战，杀敌十二万，“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㸑”，乃至括城中妇人（包括张巡自己的妻妾）为军食。“（妇女）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张巡“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坚守一年多后，城陷，张巡、许远皆壮烈牺牲。张巡死前，叛军将领尹子奇问张巡：“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张廵答道：“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尹子奇不信，“以大刀剔巡口，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张巡临死前大骂道：“我为君父义死，尔附逆贼，犬彘也，安能久哉！”张巡那种坚贞不屈、气壮山河的气节，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如果中国百姓人人都有这种气节，还有那一个侵略者敢来侵犯？
在北宋，有杨家将前赴后继长期守卫边关的感人气节，尤其是杨业的归宋和殉国，可视为古人发扬气节的典范，对此本文将在后面作专门论述。
到南宋后期，又涌现出了无数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抗元英雄，如李庭芝、姜才、马塈、张世杰、陆秀夫、谢枋得、文天祥等人。尤其是状元出身的文天祥，他面对蒙古军的大举南下，都城临安危急之秋，不仅毁家纾难，率先勤王，屡仆屡起，而且在战败被俘、押解到大都的三年零二个月时间里，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都不为所动，直至壮烈牺牲，实现了自己“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他的气节也一直受到后人歌颂。
从元、明、清三朝起直到近现代，具有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第一的气节的人就更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淡泊名利，经得起财、色诱惑，经得起困难折磨，不讲儿女情长的气节；不怕权势威逼、敢讲真话实话，敢于抵制一切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一心为公的政治气节。这种气节乍看起来与道德没有两样，实际上，它却有着比道德更深刻、更严格的内涵。在和平环境中，发扬这种气节更有其重要意义。
在历史上，具有这种气节的有名人物也很多。如春秋时期柳下惠的“坐怀不乱”，这是一种能自觉抵御美色诱惑的气节。三国时期的管宁，年轻时与华歆一起在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宁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歆拾起后看了一下，又将它掷去。又一次，两人同席读书，有坐轿子的达官贵人路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废书出观。管宁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后来，魏文帝征管宁为太中大夫，魏明帝又征他为光禄勋，他皆固辞不就。管宁这种视金钱为粪土，视富贵为浮云的气节，被后人传为美谈。北宋的包拯以不阿权势，公正执法著称，史载：“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种品质也决非一般有道德之人可以做到，可以视为是做官人的气节。明代大臣于谦在瓦剌侵犯时，挺身而出，为保卫北京城立了大功。他为官36年，勤政爱民，两袖清风，虽屡次得到景泰帝的赏赐，但一无所受。后来，于谦被人陷害而死，“及籍没，家无余赀”。他生前曾作《白灰吟》诗一首，实为他自己崇高气节的写照。徐九经是明代著名的清官，他在知句容县时，“清介爱民”，曾画一菜于壁上，对人说：“吾民不可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他作为一个小小芝麻官，坚持以民为本，敢于与为非作歹的达官贵人作斗争，就是因为具有“为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政治上的气节。
正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这么多气节凛然的英雄人物作为顶梁柱，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前赴后继，坚持奋斗，不怕牺牲，才会有我们今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才会有国土面积达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十三亿的中国。否则国家早已灭亡，民族早已分裂。正因为各个朝代都有一批淡泊名利，经得起财、色诱惑，经得起困难折磨，不讲儿女情长、不怕权势威逼、一心为公的人物，才对当时的政治清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子孙后代树立了一种正气。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最广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持和发扬上述古人的气节，才能经受得住一切风浪的考验。在和平的环境中，发扬这些气节，对于廉政建设，削除腐败，树立社会正气，建设和谐社会同样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说到发扬优良气节，当今社会上有几模糊认识必须澄清。
一种认为，气节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与同样体现儒家思想的“以民为本”有矛盾，与今天所谓的保障人权更相背离，因此不能提倡。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和全面。就以上面提到张巡的气节而言，他为了坚守睢阳，竟然杀死二三万妇女作为守城将士的军食，看似何等残酷和没有“人性”！对于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必须看大局，算总帐，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换言之，以这样惨重的代价，能够换来什么？究竟值不值得？有无重大意义？睢阳本是江淮屏障，睢阳一失，叛军就可以趁虚直捣江淮，而江淮地区此时已成为唐王朝惟一的财富来源地，也就是唐王朝的生命线。历时一年多的睢阳保卫战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沉重地打击了安史叛军，使他们无力再向江淮地区进扰，从而为唐王最后平定安史之乱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意义可谓重大。加之，安史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非常残暴，黄河流域经过安史叛军蹂躏以后，“东至汴郑，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被杀死的百姓何止几十万、上百万！如果睢阳不守，叛军直下江淮地区，那么这种惨绝人寰的局面又会在那里重演。由此可见，张巡的死守睢阳，虽然损失极为惨重，但换来的是安史之乱的平定，换来的是江淮地区成千上万百姓免遭锋镝之灾，无论看大局或是算总帐，都是值得而有意义的。因此，张巡守睢阳的气节，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又一种认为，无论是文天祥的抗元或是史可法的守扬州的抗清，都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宋、明王朝，发扬这种气节并不值得，甚至说他们“不钟爱人的生命”，是旧王朝的“殉葬品”。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政权的腐朽决不能成为听凭敌国入侵并加以灭亡的理由。文天祥、史可法等人当时所面临的是外族的野蛮入略和残酷的屠杀，面对的是国家的破亡，他们所要保卫的并不单单是赵宋王朝或朱明王朝，主要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显示的不仅仅是忠君思想，而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如果不是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激励着文天祥、史可法以及扬州数十万百姓，仅仅为了一个旧王朝（而且皇帝已一俘一死，两个政权此时实际上已经灭亡），决不会作出如此重大的牺牲。虽然文、史等人没有见到恢复故国的一天，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节，永远成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巨大精神力量，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三、杨业的归宋和殉国是坚持崇高气节的典范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深，在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在南方地区，同时或先后建立了吴、南唐、南汉、前蜀、后蜀、吴越、闽、荆南、楚九个割据政权，在北方的太原地区，后来又建立了北汉国，史称“十国”。
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尚相对保持安定，而在中原地区，却战乱不息：一是各地节度使们互相攘夺，政权走马灯般地更换。二是在北方由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不断派军队入侵中原，掠夺子女、财富，而依仗契丹势力建立起来的北汉，常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史载：北汉主刘崇“以重币求援于契丹，仍称侄以事之。契丹伪册为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位，崇复乞师于契丹，以图入冦。”公元960年正月，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起北宋，从此中国才逐渐走向统一。
当时摆在北宋面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一是中央政权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二是汉族与契丹贵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中国要实现统一，结束战乱局面，必须消灭各地割据势力；中原王朝要稳固，必须有效地抵抗辽军入侵，并乘胜收复被契丹人占领已达数十年之久的幽云十六州。为此，宋太祖君臣继承了周世宗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统一方针，于乾德元年（963）正月起，开展统一战争，先后消灭了南平（原先的荆南）、长沙（原先的楚国）、后蜀、南汉和后唐。开宝九年（976）十月，宋太祖去世，除吴越国和福建漳泉地区（原闽国的一部分）以外，北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
太宗继位后，北汉主刘继元“遣其子续质于契丹，纳重币以求援”，企图从军事上继续对抗北宋的统一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二月，宋太宗亲率大军征北汉，四月二十二日进抵太原城下。北汉军队经过十余天激烈的抵抗以后，刘继元在大将杨业的劝说下，才率其官属出城投降，至此北汉宣告灭亡。
杨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早年即投身北汉军队，“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当北宋军队猛烈围攻太原，“孤垒甚危”的紧急关头，人称“杨无敌”的北汉大将杨业却劝说刘继元主动向北宋投降，“以保生聚”。杨业的归宋，看似一种失节行为，实际上却是崇高民族气节的表现。其原因有两：首先，杨业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广大百姓迫切需要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才做出了这一举动。因为只有国家统一，才能结束自唐朝后期以来绵延百年的混战局面，才能有効地抵抗辽朝的入侵。所以杨业考虑的不是少部分北汉统治者的利益，而是包括北汉人民在内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其次，早在宋太祖时，北宋曾以诏书招北汉主刘继元投降，许以平卢军节度使，时任北汉宰相的郭无为，从国家大局出发，也力劝刘继元归降，但遭到刘继元的拒绝。“无为仰天恸哭，拔佩刀欲自裁，为左右所持”。刘继元却怀疑 “无为有异志”，“遣人缢杀之”。如果杨业不是为了最广大百姓的利益，而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有郭无为的前车之鉴，作为一员大将，他岂敢再劝刘继元降宋？
杨业归宋以后，宋太宗因他长于边事，被任命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杨业守代州（山西代县）日，创筑了大量城垒,有力地巩固了边防，这些城垒，直到仁宗朝仍对防御契丹南侵发挥着重要作用。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契丹入侵，杨业率士兵数千骑，大败契丹，以功迁云州观察使。自是契丹“每望见业旗即引去”，足见他威名之重，从而成了北宋前期最杰出的抗辽名将，但由此也带来了戍边诸将的嫉妒，“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
雍煕三年（986）正月，宋太宗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为统帅，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统帅，统率诸军，兵分三路伐辽：东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都部署，自雄州（河北雄县）直捣燕京；中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由定州（河北定县）出飞狐（河北涞源县东北），取蔚州（河北蔚县）；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都部署，出雁门关（山西代县西北），攻山后诸州。曹彬与崔彦进驻米信军，东路军拥兵达十数万之众，成为这次北伐的主力。按太宗计划，东路军主力应该采取持重缓行的方针，目的是将辽军主力吸引至幽州附近，以减轻中路军和西路军进军的压力，待西路军占领山后诸州，中路军占领蔚州后，三军再一起直捣燕京。
西路军接连攻克云（山西大同）、应（山西应县）、寰（山西马邑）、朔（山西朔县）四州，军队到达桑乾河。可是，由于作为北伐主力的东路军在岐沟关（在河北涿州西南）因缺粮和冒进被辽军打得大败，中路军和西路军虽然进军顺利，也只得奉命班师。
当西路军主帅潘美率主力退回代州（山西代县）时，就接到关于护送云、应、寰、朔四州之民迁到内地的诏令。此时，辽军在打败曹彬的东路军以后，由萧太后亲自率领的十余万辽军立即向西挺进，并迅速攻陷寰州。面对汹涌而至的辽军，杨业主张驻守代州的宋军应该北上应州，以吸引契丹军队来拒，则云、朔二州民众趁机可由石碣谷撤退，并派遣强弩千人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加以接应，“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应该说，杨业的建议风险最小，获胜把握最大，但是却遭到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的反对。他们认为杨业领精兵数万，不应畏懦如此，而应该由雁门北上，直接奔赴朔州，并不惜与辽军主力展开决战。杨业认为不可，王侁竟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回答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他在出兵前，指陈家谷口（在山西朔州东南）与潘美等人约定：“诸君于此张歩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歩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
杨业在保护朔州之民后撤时，果然被优势之敌战败，他边战边退，自中午一直战斗至傍晚。当杨业退到陈家谷口时，不料潘美、王侁等人的军队竟然失约他去。杨业望见无人，只得“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杨业虽然被俘，却拒不投降，三日后，终于绝食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杨业读书不多，但深明大义却大大地超过了一般读书人。他的抗辽殉国，与他的归宋一样，表现出了一种非常自觉、非常理性的气节。首先，当他为了安全撤退四州百姓，向主帅提出的一套最佳作战方案遭到否决后，又提出了减少伤亡并战胜辽军的第二套方案。当第二套方案因主帅的食言而被破坏后，再继续奋勇杀敌，直至壮烈殉国。据史载，杨业战转至陈家谷口时，尚有士卒百余人，他对大家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傥敌人散去，尚可还报天子者。”“众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无一人生还”。说明杨业非常珍惜人的生命，只有当民族大义和个人生命发生冲突时，他才选择了前者。总之，杨业归宋与殉国这两个方面的表现，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实际上却是他那崇高气节的完美统一，历史上具有这样气节的人极为罕见，因而更值得后人学习。
浙江大学历史系 何忠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