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杨业及杨家将的研究，一直是宋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自1943年重庆说文社出版卫聚贤《杨家将及其考证》以来，有关杨家将的研究或通俗著作，迭有问世，络绎不绝。
20世纪以来，杨业及杨家将的研究，一直是宋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自1943年重庆说文社出版卫聚贤《杨家将及其考证》以来，有关杨家将的研究或通俗著作，迭有问世，络绎不绝。仅统计1949年以后的著作，即有田羽、沈起炜、郝树森、石梁、张立志、穆紫、纪振伦、常征等十余部专著刊行。至于研究杨家将的文章，就更多了。2007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蔡向升、杜雪梅主编的《杨家将研究·历史卷》一书，凡95万字，将迄今有关杨家将研究的论文大都收入。内中，余嘉锡先生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一文，不仅年代较早，内容也最具价值，有关杨家将的史料，此文差不多已引录殆尽。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以顾全芳、李裕民先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
在杨家将的研究中，“杨业之死”是一个重要课题。专门讨论“杨业之死”的文章，主要有下列几篇：降大任《有关杨业晚节的一个疑点》，载《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邓广铭、张希清《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载上海《文汇报》1981年4月6日；阎立鼎《潘美陷害杨业考辨》，载《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任崇岳《关于抗辽名将杨业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2期；闵安稳、杨德义《论杨业之死》，载《常德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方健《杨业之死的元凶是谁》，载上海《新民晚报》1994年9月15日；管健《谈谈杨业的死因及其历史教训》，载《殷都学刊》2000年第3期。《杨家将研究·历史卷》未收入阎立鼎、方健两文。此外，1984年5月30日《解放日报》，刊发了叶哲《杨业及其死因的探讨》，惜乎过于简略，但也反映出，其他涉及杨业之死的观点，并未出几篇专论的观点之外。
上述诸文中，邓广铭、张希清之文最为详尽有力，论述周详，直指潘美为陷害杨业之人，对杨业之死应负主要责任。阎立鼎之文亦持同样意见。管健与方健之文则指王侁为元凶，且与其监军地位有关。降大任之文则以《辽史》记载为据，认为杨业晚节不保，被俘乞饶。闵安稳、杨德义之文，虽在诸文中最长，但所论不出邓、张之文。
本来，在此种情况下，关于“杨业之死”几无置喙余地。然笔者20世纪80年代点校整理北宋张詠的文集《张乖崖集》时，从中发现了一条从未见人使用的新史料，并在拙文《北宋张詠〈张乖崖集〉版本源流及其价值》中披露过，该文刊发于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2期上。此刊物注意及者不多，注意及拙文者更少。2000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笔者整理的《张乖崖集》，此文收入“前言”中。李裕民先生在2000年第6期《晋阳学刊》刊出《杨家将新考三题》一文，指出刘吉是为杨业雪冤者。从行文看，他也未曾见过拙文。
今年在神木召开有关杨家将的学术研讨会，遂拟以《张乖崖集》中材料为本，细检有关诸文及相关史料，谨发其覆于此。是耶？非耶？敬希指正。
一、有关“杨业之死”的基本史料
为方便讨论与分析，首先将有关“杨业之死”的基本史料移录于下。
《宋史》卷五《太宗二》记载：
（雍熙三年）五月丙子，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
《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所载，最为详尽：
（雍熙三年）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潘）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扵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王）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刘）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徙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扵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扵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宋人王称的《东都事略》 卷三四《杨业传》、《隆平集》卷一七《杨业传》所载杨业之死，略与《宋史》本传同，但不及《宋史》本传所载详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所载，同于《宋史》本传。《宋会要辑稿》兵八之六所载，也全同于《宋史》本传。宋人上述记载的一致性，反映出其史源的相同。惜乎残本《宋太宗实录》，缺雍熙三年三月至十二月事，无法取以比较，以见其源。
此外，李裕民先生辑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杨文公谈苑》一书中，有记载杨业之死情况的“杨业”条，同《宋史本传》。
再看《辽史》的记载。《辽史》卷一一《圣宗二》载：
（统和）四年秋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遣侍御涅里底、干勤哥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及上所获将校印绶、诰敕。
辛卯，斜轸奏：大军至蔚州，营于州左。得谍报，敌兵且至，乃设伏以待。敌至，纵兵遂击，追奔逐北，至飞狐口。遂乘胜鼓行而西，入寰州，杀守城吏卒千余人。宋将杨继业，初以骁勇自负，号杨无敌，北据云、朔数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遇斜轸，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献。诏详稳辖麦室传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诸军，仍以朔州之捷宣谕南京、平州将吏。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
《辽史》卷八三《耶律斜轸传》载：
斜轸闻继业出兵，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兵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人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
同卷《耶律奚低传》载：
时宋将杨继业陷山西郡县，奚低从枢密使斜轸讨之。凡战必以身先，矢无虚发。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以故不能为功。
《辽史》卷八五《萧挞凛传》载：
统和四年，宋杨继业率兵由代州来侵，攻陷城邑。挞凛以诸军副部署，从枢密使耶律斜轸，败之，擒继业于朔州。
《辽史》卷八五《耶律题子传》载：
当斜轸擒继业于朔州，题子功居多。
综观宋、辽双方对于“杨业之死”的相关记载，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只是杨业出战前的记载，宋方为详；杨业战死情况，辽方记载为详。这种情况说明，宋辽双方的记载，显然均源自其前线之报告。在没有新的史料发现之前，只能以这些大致可信的记载为基础，讨论“杨业之死”。
二、关于基本史料的综合分析
导致“杨业之死”的宋辽之战，本是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北伐辽国战役的尾声，由于杨业之死，使这次收尾的战斗引人入胜。现据上述基本史料，对这次战斗做些综合分析，以利于深入研究“杨业之死”。
（一）战事之名与结果
此次战事，宋方记载，最后败于陈家谷；辽方记载，则云战于朔州之南，最后擒杨业于狼牙村。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宋辽金》，注“狼牙村”在朔州南，陈家谷又在狼牙村南。大而言之，此次战事，在朔州之南进行，称为“朔州之战”，较为适宜。《辽史》即称为“朔州之捷”。
雍熙北伐，宋军三路攻辽，潘美、杨业军为西路军。“朔州之战”发生时，宋东路曹彬军已大败逃回，中路田重进军退回定州，西路潘美、杨业一军亦已退回代州。当时，辽军挟战胜之威，以大军西援耶律斜轸军，企图收复前此为宋西路军攻占的云、应、寰、朔四州之地，并已攻占寰州。宋廷令西路军出兵，接应云、应、朔三州军民入宋境内，放弃四州之地。于是，潘美、杨业一军复出，而辽援军亦已到山西，与耶律斜轸军会合。于是，发生了“朔州之战”，结果宋军惨败，大将杨业被擒，上万宋军被歼，其预定任务——接应三州军民也未完成，“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辽军胜利收复四州地，且得其人民。宋军可谓完败，从此一蹶不振。
（二）杨业之死
杨业在“朔州之战”中，中辽军埋伏，与辽军激战多时，转战至“狼牙村”（宋云“陈家谷”），受伤被俘。宋人说是：“力战，身被数十疮”，“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辽方则记载是被耶律奚低射落马下，受伤被俘的。
杨业被俘后，三日而死。宋方与辽方均说是“不食三日而死”，辽方记载还有“疮发”为因，即“疮发”、“不食”，“三日而死”。按常理，“疮发”系外伤，不致影响饮食，可见“三日不食”是主动的。《辽史·耶律奚低传》云：“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以故不能为功。”可知辽方对继业是十分重视的，不希望他死去。杨业的主动绝食，引发箭疮更烈，导致死亡，因此，辽迁怒于射伤杨业的奚低，不计其功。
（三）杨业被俘后之表现
杨业被俘后之表现，《辽史》记载耶律斜轸责问：“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降大任先生据此而云杨业“被俘乞命”，是其晚节的一个污点。按《辽史》仅云“但称死罪”，并未云“乞命”。所谓“但称死罪”，是说除求死外无他语而已。辽方之记载如此，显然杨业被俘后不存在失节行为，而只求死而已。
三、宋朝官方对杨业死因的认定与处罚
雍熙三年五月，朔州之战，杨业战死后，《长编》卷二七载：
上（太宗）闻（杨）业死，甚痛惜。（八月）辛亥（15日），诏削（潘）美三任，（王）侁除名，配金州，（刘）文裕，登州。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疋，粟千硕，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王）贵子二人。
《宋史》卷二七三《杨业传》，载太宗之诏甚详：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猋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太宗之诏，是宋朝官方公开的对杨业死因的认定书，并据此处罚了三人，褒奖了杨业。
诏书认定，“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是杨业之死的原因，却并未涉及王侁、刘文裕迫杨业出兵之事。
平心而论，宋方记载出兵前杨业与王侁、刘文裕之争，不过是出兵方略之争，恐怕谈不上“嫉妒”、“陷害”之词。当时，宋军受命援接应、云、朔三州军民，杨业与王侁的主张不同，但目的却相同。本来，驻山西辽军数量不多，故此前宋西路军出兵后，辽军坚壁不出战，遂使宋军迅速攻占了四州之地。而此时辽军十多万，乘战胜宋东路曹彬军之声威，来援山西，战场上已呈现敌强我弱之势。杨业建议，引兵趋应州，吸引辽军，让云、朔之民出城进入石碣谷，宋军再以强弩手千人及骑士守住谷口，则三州之民可胜利撤回。王侁却认为这是“示弱”，主张率数万精兵直接出燕门北川，前往三州。杨业则认为这是必败之势。刘文裕则赞成王侁计划，潘美应该也是同意此计划的，王侁又以“无敌”之号激杨业，故杨业只得放弃主张而出兵，并要求潘美等人在陈家谷口整兵接应。结果，王侁等人先是误以为辽兵败走，欲争功，领兵离开了陈家谷口；继而听说杨业战败，即麾兵逃走，置杨业于不顾，导致杨业一军转战至陈家谷口而无兵接应，最终受伤被俘。潘、王、刘三人，带兵离开谷口，不支持杨业，并进而逃走，才是致杨业于死地的原因。太宗诏书也是如此认定的。
事后，宋廷的处罚决定，潘美较轻，王侁与刘文裕较重，可知当时认定王侁与刘文裕负主要责任，潘美负次要责任。邓先生等人认为潘美为主帅，当负主要责任，并认为处罚太轻。方健则认为王侁应负主要责任，并从监军角度论证。
按，为杨业之死，宋廷处分了三个人。但第二年二月，潘美即复官。《宋史》卷四六三《刘文裕传》有载：“岁余，上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俄起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领端州团练使。”可知宋廷在事发一年后，又取消了对刘文裕的处分。这样，杨业之死的罪责，由王侁一人承担了。
《宋史》卷二七四有《王侁传》，仅与卷二七二的《杨业传》相隔一传。从本传可知，王侁为后周著名大臣王朴之子，宋兴后领兵东征西讨，颇立战功，并无甚劣迹，只是“性刚愎”而已。杨业之死的罪责，最终由他承担，等淳化五年（994）从贬地召回时，病死京师。即是说，王侁为此终身被贬了。从本传看，王侁与杨业无怨无仇，他与杨业的争论，基本是战略方针之争，并无陷害之意。虽然他以言语激杨业，但杨业身为副帅，也是应当先出阵的。王侁本人和家庭，与太祖、太宗并无亲密关系，不能算是太宗心腹，他之为都监，也是积功而至。至于领兵离开谷口与麾兵逃走，首先应责主帅潘美，史载归罪于王侁，仅云“美不能制”，实在是为潘美开脱，而加重王侁罪责，并最终由王侁独当其责了。然细究之下，亦难觅王侁陷害杨业之动机。
王侁为王朴之子，注意及者不多。然宋廷独责王侁，笔者却以为与此大有关联。
王朴，后周时官至枢密使，是周世宗最为倚任的主要辅臣，《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新五代史》卷三一有传。宋人王铚《默记》卷上载：
王朴仕周世宗，制礼作乐，考定声律，正星历，修刑统，百废俱起；又取三关，收淮南，皆朴为谋。……尝自谓：“朴在，则周朝在。”
又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阁，画当时大臣如李谷、郑仁诲与朴之属。太祖即位，一日过功臣阁，风开半门，正与朴像相对。太祖望见，却立耸然，整御袍襟领，磬折鞠躬，顶礼乃过。左右曰：“陛下贵为天子，彼前朝之臣，礼何过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着。”其敬畏如此。又《闲谈录》云：朴植性刚烈，大臣藩镇皆惮之。
从《默记》所载可知，太祖敬畏王朴甚矣。《默记》卷上又载，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入宫，曾拟诛杀周世宗二子，幸为潘美所谏而止。对于王朴之后，何尝又不会打击呢？《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注云：“太祖、太宗在位，每称朴有上辅之器，朝列具闻。”可知太祖、太宗对王朴是念念不忘的，除称赞外，记恨之心未尝没有。将杨业之死的责任，全部归之于王侁一人，虽然事出有因，恐怕多少也包含了对王朴的一种报复心态。既曰：“朝列具闻”，在调查杨业之死的报告中，特别点出王侁之言、行，颇有揣测迎合之嫌；再据此定罪，自可使人无异言了。据《宋史·王侁传》，王侁兄弟四人，王侁因获周世宗提携，最早升官，升迁虽不速，但也节节高升，然而杨业之死，独领其责，被太宗一棍子打死，再未能东山再起。其弟王僎，“坐征交趾军败诛”，事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尚死在王侁之前，也系太宗所为。其余二弟“备、偃，并进士及第，偃至太常博士。”赫赫有名的后周一代名臣王朴，在其子一代即衰落了，四子中一半死在太宗之手，一半归于籍籍无名之辈。安知太宗无报复王朴之心态而为此？
王侁既无陷害杨业之动机，太宗又有迫害王侁一家的嫌疑，故以王侁独领杨业之死的罪责，虽宋廷及太宗为之，窃以为不当也。
刘文裕赞同王侁意见，本亦负连带责任，但因为其为外戚，一年后竟免其责，未免太不公平公正了。如以王侁为“主谋”，刘文裕至少也是“协谋”，而不应无罪。
四、关于杨业死因的分析
朔州之战中，王侁反对杨业计划，并语激杨业出战，虽使杨业遭遇辽兵埋伏，处于危险境地，但陈家谷口大军的撤离，才是导致杨业战败被俘的直接因素。
如果说，杨业身为副帅，领前军出战，是采用哪种作战方案都会出现的局面，潘美也好，王侁、刘文裕也好，都不应因此而承担罪责。但是，杨业也在行前提请统帅潘美等人注意，请他率兵在陈家谷接应，甚至声泪俱下。史籍虽未记载潘美反映，但他显然是应允了杨业的请求。然而，杨业率军刚一离开，潘美也率军离开陈家谷口，后来听说杨业战败，又匆忙领兵逃走，根本未打算援救。这一下，使杨业断了后援，置之死地了。宋方的记载，将这一次行动，亦归罪王侁，仅云“美不能制”，显然是为潘美开脱罪责之辞。故邓广铭、张希清二先生以为：“杨业之死，潘美应负主要责任。”是有道理的。
管健与方健先生认为王侁、刘文裕是害死杨业的主凶，除过信宋人记载外，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疑忌武将的赵宋家法，王侁以监军能与主帅分庭抗礼，故对“美不能制”一语深信之，而以罪责归于王侁。
虽然，宋代重文轻武，监军权重，但宋初却不然，不能一概而论。
先看一个太祖时的例子。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正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将十州兵讨伐湖南张文表。此次出兵，宋军一举两得，消灭了荆南与湖南两股割据势力，大获成功。但在进军过程中，因斩抬高物价者，斥责慕容延钊部下小校司义，又对擅入民舍抢掠的慕容延钊圉人“鞭其背”，李处耘与慕容延钊“大不协，更相论奏。”冲突的结果是；“朝议以延钊宿将，贳其过，谪处耘为淄州刺史。处耘惧，不敢自明。”乾德四年（966）李处耘卒于淄州，年47。
这是一次典型的统帅与监军的矛盾与冲突。慕容延钊是自五代以来的宿将，李处耘则是早年幕府的幕僚，“陈桥兵变”的主要功臣之一，延钊却因是“宿将”而占上风，处耘被贬。
如果说慕容延钊与李处耘的例子是太祖朝的，离杨业战死时稍远了些，那再举一例，时间恰巧在杨业被俘以后。
雍熙三年七月，以张齐贤为给事中，知代州，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驻军防辽前线。包拯曾说：“太宗朝以骁将杨业守之（代州），业没，继以给事中张齐贤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可知张齐贤是因杨业战死而继任代州的。十二月，辽兵攻代州，张齐贤出动厢兵作战，出奇制胜，击败来犯辽兵。当其时，与张齐贤一同守代州的副部署卢汉赟畏懦怯战，不敢出战。然而张齐贤获胜后“悉归功于汉赟”，由他上报捷音。故《宋史》卷五《太宗二》记载：“代州副部署卢汉赟败契丹于土镫堡，斩获甚众。”第二年八月，太宗得知卢汉赟‘“未尝接战”，“罢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张齐贤进士出身，出知代州时，已经签书枢密院事，端拱二年（989），在代州三年后，又回朝任枢密副使。但就是这样一位文臣，也不免对代州副部署谦让三分，让功给他。其时，武将的地位，显然并未低于文臣，文武臣交往中，武臣地位还高些。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在宋初，虽已“右文抑武”，但五代遗习犹在，武将地位尚高，监军的文臣，尚不能与统兵的武将相拮抗。潘美是太祖、太宗信任的大将，长期驻宋代州雁门关一带，为御边大将。王侁、刘文裕辈与潘氏声望相去甚远，潘美还不可能“不足以制之”。潘美要卸责与王、刘两人，是办不到的。
然而，据宋人记载，杨业死前叹息说：“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公开指责有“奸臣”“迫”他，才“致王师败绩”的。“奸臣”指谁？按宋人记载，不是王侁、刘文裕即是潘美。
杨业既云“奸臣”，当为时人所公认者。从潘美、王侁、刘文裕三人的本传看，这三人都未被公认为是‘奸臣”。宋人记载杨业叹息之语，是为了说明杨业死因，“奸臣”云云，当有其公识性，显非潘、王、刘三人。
五、有关杨业死因的新史料及分析
北宋治蜀名臣张詠的文集《张乖崖集》卷二《赠刘吉》诗云：“冒死雪忠臣”，小注云：“证杨业忠赤，为奸臣所陷；”“谠言警贵侍”，小注云：“重指中贵弄权”。在这两句诗与自注里，张咏明白指出，杨业为“奸臣”陷害，赖刘吉“冒死”上疏，才为之辩白，证实其“忠赤”的，而且还牵扯到“中贵弄权”之事，刘吉还警告了“贵侍”。按雍熙北伐时，张咏任职麟州通判，正在河东前线，对于杨业战死朔州之事，应该了解得比较清楚，他的记载，允称信史，差不多可算是第一手的可靠史料了。又长编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庚子载，王安石对神宗亦言：“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张咏与王安石所言，与杨业临死前的叹息一致。关于刘吉的情况，可见《杨文公谈苑》“刘吉”条，此不赘。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整理《张乖崖集》时，发现了上述史料，1987年撰成《北宋张咏〈张乖崖集〉版本源流及其价值》一文，在其价值中即提到了上述史料。该文发表于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2期上。该文后收入《张咏事文考述》，作为点校本《张乖崖集》的前言，见《张乖崖集》34页，中华书局2000年6月版。然迄今已时隔多年，似乎尚无人注意这些史料，不免令人遗憾。李裕民先生虽在2000年指出刘吉是为杨业雪冤者，但他在撰文时亦未见过拙文。
从《张乖崖集》这条史料看，再与宋人记载杨业临死前的叹息之语及王安石之语相结合，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结论，杨业出战是为“奸臣”或“奸人”所迫，从而战死的。此“奸臣”是一个“中贵”、“贵侍”。
那么，这个“中贵”、“贵侍”、“奸臣”是谁呢？既能迫杨业出战，则必为与潘美、杨业一道率宋西路军出河东的大臣。从第一节所引宋人记载看，只有潘美，王侁、刘文裕三人，实则不然。
检残本《宋太宗实录》卷三五，有两条雍熙三年的记载，迄今少人注意。原文如下：
（雍熙三年二月）丙午，以西上閤门使王侁、右监门卫将军侯莫陈利用并充并州驻泊都监。
壬子，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充云、应、朔州行营都部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磁州团练使郭超充押陈都监。
这两条记载中，潘美一军的都监，前后有王侁、侯莫陈利用、郭超三人。《宋史》卷四七O《侯莫陈利用传》载：“三年，诸将北征，以利用与王侁并为并州驻泊都监，擢单州刺史。”《宋史》卷四六三《刘文裕传》载：“从潘美北征”。《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载：“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杨业副之，以西上閤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再证以它书，刘文裕为监军亦无疑。
如是，潘美一军出征时，为都监监军者实有四人：王侁、刘文裕、郭超、侯莫陈利用。潘美显非“中贵”或“贵侍”，则杨业与张咏所指“奸臣”，当不出王、刘、郭、侯四人。
郭超，《宋史》仅一见，见于《宋史》卷二六一《郭琼传》记载他与郭琼同为武将。刘文裕，据《宋史》卷四六三本传，知其为外戚，也是武将。郭超与刘文裕两人，显然都不能说是“中贵”，而且与太宗关系也不密切。如此，“中贵”则当指王侁、侯莫陈利用二人之一。恰巧，二人同时被任命为都监，也都挂职州刺史。
王侁，《宋史》卷二七四有传，同传15人，王侁名列第14位。王侁在其父王朴死后，被周世宗用为东头供奉官，由此踏上仕途。宋初太祖朝，王侁曾率军参加平定南唐之役，以功加閤门虞候。太宗朝，数受命出使，“多奏便宜，上（太宗）多听用”。升为通事舍人。太平兴国四年（979）征讨北汉，“护阳曲、塌地、石岭关储屯”，开始监军生涯。北汉平定后，“留为岚、宪巡检，”直至太平兴国九年（984），才“代还，迁西上閤门使”。北汉平定后，王侁曾在河东边境任巡检五年多，熟悉边事，故雍熙北伐时，命他监护潘美一军。《宋史》卷二七四“论赞”说，王侁“练习戎旅，颇著勋劳，然率强戾而乏温克，以速于戾，斯乃明哲之所戒。”既未称他为“中贵”，也未斥为“奸佞”。故虽然王侁实际上最终承担了杨业之死的主要罪责，但他显然不是那位张咏说的“中贵”，杨业斥责的“奸臣”和王安石所云“奸人”。
如此一来，四位监军之中，就只剩下侯莫陈利用了。正巧，侯莫陈利用正是“中贵”“贵侍”，是一位公认的“奸佞之臣。”
侯莫陈利用，《宋史》卷四七O《佞幸传》中，在该传中的“佞幸”12人中名列第2，仅次于“弭德超”。据《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三月记载：
太平兴国初，侯莫陈利用卖药京城，多变幻之术，眩惑闾里。枢密承旨陈从信得之，亟闻于上（太宗），即日召见，试其术颇验，即授殿直。骤加恩遇，累迁至郑州团练使。前后赐与，宠泽莫二，遂恣横，无复畏惮，至于居处服玩，皆僭乘舆宫殿之制。依附者颇获荐用，士君子畏其党而不敢言。
《宋史》本传所载略同。据《宋史》卷二七六的《陈从进传》，该卷论赞即说：“从信所进邪佞以术蛊惑上心，犹不免于近侍之常态欤！”此“邪佞”，当指侯莫陈利用。
由上记载可知，侯莫陈利用是宋太宗信任的心腹，称为“中贵”、“贵侍”正恰当。他又是当时公认的“邪佞之人”，《宋大诏令集》卷二O三《责侯莫陈利用诏》中即说他：“结党潜诬于善良，在官但恣于疏违，恶迹满盈。丑声沸腾。”端拱二年（989）三月，第三度为相的开国重臣赵普，费尽心机，才将侯莫陈利用处死，除了此害，“闻者快之。”因此，张咏所指陷害杨业的“中贵”、“贵侍”，杨业所斥的“奸臣”，王安石所称“奸人”，应是侯莫陈利用。
但是，在前引宋人记载中，并涉及侯莫陈利用一字。除《宋太宗实录》及本传外，甚至未言及侯莫陈利用在潘美军中任监军。说怪不怪，当时是雍熙三年（986），三年多后，侯莫陈利用才被揭发处死，当其时，赵普未相，侯莫陈利用正为太宗宠信，权势熏天，“士君子畏其党而不敢言。”
朔州之战发生于五月，据李裕民先生考证，杨业战死于七月初，而责降潘美等三人，褒赏杨业在八月中旬。其间经历了一个多月之久。显然，宋朝廷是派人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查后才予以赏罚的，且宋方的记载明显是据官方公布的战事经过，故带有一致性。而官方公布的事实，应是据调查报告而来的。
宋方与辽方记载，有一点完全一致，即杨业被俘后三日，不食而死。而辽方记载的“但称死罪而已，”与宋方记载杨业之语“何面目求活耶，”如排除双方的主观因素色彩，其实意思一样，“求死”而已，并用实际行动实践了此点。宋、辽双方记载的这种一致性，反映出宋方派出的调查者大致得到了杨业之死的真实情况，杨业被俘的一番话：“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当应有所本。包括这段话在内的调查报告，正是宋廷处罚潘美等人，褒扬杨业的依据。据《辽史》卷一一所载，辽方曾将杨业的首级函首宣谕，使宋朝云、应诸州守将望风而遁，宋朝调查者不难由此得知杨业死况，故记载与辽方大致相同。
张咏在诗中说，刘吉“冒死雪忠臣”，说明杨业战死后的形势对杨业十分不利，杨业已被“冤曲”。到底如何“冤曲”，史无明文。但可以参照的，是仁宗朝宋夏三川口之战时的情形。当其时，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平战死沙场，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先是临阵脱逃，返回后，“言平降贼”，朝廷发禁兵包围了刘平的家。后来，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在河中府置狱，派庞籍前往调查，才“具得其实”。结果，“德和坐腰斩”，刘平受褒赠。可以设想，当时杨业也有可能被诬降敌，面临着全家被斩的危险，而侯莫陈利用正起了黄德和的作用。要翻案，确有“冒死”之险。而宋太宗八月的诏书，追赠杨业，处罚潘美等人，表明杨业之“忠赤”，已为朝廷认可了。形势的转变，应与刘平一样，是派往前线的调查人的调查报告起了作用。
为刘平雪冤，是庞籍往前线调查后报告文彦博才得以实现的。刘吉如何能够为杨业雪冤呢？有理由相信，刘吉即是宋廷派往河东前线，调查朔州之战的主要官员。他的调查报告，直接与朝野流言相悖，且有触怒“中贵”之嫌。正是刘吉的调查报告，才使宋朝廷在三个月后褒赏了杨业。其时张咏在麟州，刘吉在河东调查时应找过张咏，写成调查报告后也应给好友张咏看过，故张咏才有“冒死”之语，才有“中贵”、“贵侍”之说，为我们留下了真相的蛛丝马迹。
从张咏的诗看，他所见到的刘吉的调查报告中，显然有“中贵”、“贵侍”弄权，迫杨业出战，并不援救之语，杨业叹息“为奸臣所迫”之语，是一系列事实的结语一环。调查报告上交朝廷，到太宗手中后，太宗正宠信侯莫陈利用，不愿处置他，故删去了有关“中贵”的全部文字，但不小心仍留下了杨业叹息之语。处罚有罪者时，亦未及侯莫陈利用。宋人史籍据以记载者，正是褒扬杨业、处罚潘美等人时公布的调查结果。这一结果，当然毫不涉及侯莫陈利用了，只留下了杨业叹息的破绽。当其时，刘吉及张咏均不敢言明真相，张咏也是在后来刘吉因故被贬时，赠刘吉的诗中隐约道出了一些线索，为我们留下了联想的余地。
据史籍记载，雍熙三年的北伐，首先倡议者中，即有侯莫陈利用其人。《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正月记载：
先是，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怀浦，及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言：“自国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发兵以援，非天威兵力决而取之，河东之师几为迁延之役。且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畔以取幽蓟。上遂以令图等言为然，遂有意北伐。
边关有贺令图父子，内廷有薛继昭、刘文裕、侯莫陈利用三人，共同游说，终于使太宗发动了雍熙三年北伐辽朝之役。战事进行时，进言诸人全都上了前线。贺令图父子在雄州前线，薛继昭在曹彬军中为“前军先锋都监”。于此可知，侯莫陈利用与刘文裕是以“首议者”的身份担任潘美军监军的，比之王侁、郭超，地位更加重要。然而，在讨论出兵战略时，侯莫陈利用却一言不发，实在令人奇怪和不解。以侯氏“中贵”身份，骄横之态，又为出兵攻辽之首议者，却在商讨出兵战略时不着一语，而事后侯莫陈利用也不向太宗报告战况，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报告是无需“冒死”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调查报告中有关侯莫陈利用的部分在朝臣看到时已被删除，故未涉及侯氏，故未着一字。而赵普在端拱二年（989）历尽经艰辛方才处死侯莫陈利用，也不便旧案重提，以免触怒太宗，反而影响处置侯莫陈利用。因此侯氏虽被杀，王侁却仍独担了杨业之死的罪责。此后的宋代史籍中，自然也不会因为侯莫陈利用已死，而留下有关杨业之死的不同记载，那是会直接触怒宋太宗的。
只有侯莫陈利用这样“横恣无忌惮”的“中贵”，才能干出“弄权”、“陷害”杨业之事，杨业也才会叹息“为奸臣所迫”。而要揭露这一点，则确是要“冒死”才行。事后，杨业虽得昭雪，被证实是“忠赤”者得以追赠，真正的罪魁祸首侯莫陈利用却得以置身事外，太宗又乘机狠狠打击了王朴之子王侁，并最终使其独担罪名。太宗“借刀杀人”之计，可谓高矣。
至于刘吉为杨业雪冤的具体过程，所雪之罪名，由于史籍所载缺佚，今已无法考知，由于牵扯到太宗，故《太宗实录》等官方史籍中自不会着一语。
六、“杨业之死”余论
通过上述考察，杨业死因应该很清楚了。
杨业是出战辽军、失败无援而被俘，被俘后不食而死的。究其死因，身为主将的潘美有不可推卸之责，身为监军的刘文裕、王侁、郭超也负有相当责任，且应当由“中贵”而任监军的侯莫陈利用承担，惜乎太宗力加庇护，其时“士君子畏其党而不敢言，”遂使侯莫陈利用之罪湮没无闻，而宋廷及太宗最终严厉处罚了王侁，让他独担了杨业之死的罪责。
但是，直接责任者虽已清楚，关于“杨业死因”的讨论却并未完结。杨业之死的深层次原因，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局势有关，简言之，与当时对武将压抑的苗头的出现有关。对武将的压抑，开国从龙诸将暂时尚不可及，而割据小国被灭后的降将，则首当其冲，杨业恰巧成为其代表者之一。英勇无敌的杨业，终是宋廷心腹之患，侯莫陈利用迫死杨业，或许正是在完成太宗的秘密任务？！
在宋朝自己培养的人才日益充斥朝廷内外的太宗朝，作为从各割据政权南唐、北汉来的归正投诚者，难免会受到歧视和白眼。王侁敢于挖苦杨业，杨业明知道送死而不得不出战，正是与这种气氛有关。非死不足以证忠诚，杨业的死也就成为必然了。为杨业雪冤的刘吉，原为南唐官员，杨业则原为北汉将领，二人可谓同病相怜。刘吉之所以“冒死”为杨业申冤，未尝没有惺惺相惜之意。
作者：暨南大学 张其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