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传诵几近千载；其感染力量、感召意义，播撒民间，亦召唤学界。相对于传说的丰富广博，得见于史册的资料却实属有限。
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传诵几近千载；其感染力量、感召意义，播撒民间，亦召唤学界。相对于传说的丰富广博，得见于史册的资料却实属有限。近代以来对其事迹的追索考订，对其故事流传脉络的溯源梳理，到今天几乎已是题无剩义。从杨业的家世、生平到其子孙后裔、家族男女，从那一时代的背景到一代名将的遭遇，都有了许多精当的讨论。
杨业生活的时代，铸就了他的事迹，也造就了他的悲剧。长久以来，研究者甄别辨正相关史事的虚实异同，也探究揭发从陈家谷口事件到洗雪诬枉的台前人物与幕后因由。本文则在借鉴勾勒的基础上，试图将视野稍许拉开，借以讨论杨业悲剧的深层缘由。
一、“杨无敌”与“杨家将”
（一）“杨无敌”：事迹与声名
北汉时期的杨业（杨继业、刘继业），在史料记载中呈现出来的，基本上是一位骁将形象。经历着五代以来的动乱纷纭，这种对外（对辽对宋）战事中英勇善战所向克捷的人物，既是北汉统治者所需要，也是一方民庶所期待的。之所以“国人号为‘无敌’”，正是百姓们寄予保境安民厚望的反映。
开宝二年（969）、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祖、太宗曾经两度征讨北汉。在此期间，杨业始终为捍卫北汉而苦苦奋战，虽其颇为骁勇，但战事中亦时有败衄。他对于一方生聚的惦念，促使他曾于宋军围城之际劝说北汉主出降，也导致他最终归降于宋。不过，这并未影响他在时人心目中的“无敌”形象。
杨业从来不曾料到，当其归宋之后，随着保境安边功业的建树，随着“杨无敌”威名的增长，“无敌”声望竟然成为他的牵累，成为僚辈诸将嫉妒的对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条，说：
业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
此后杨业的悲剧，亦与此相关。
雍熙三年（986）宋军再举北伐，
（杨业）副潘美进讨，自云应路，以王侁、刘文裕监其军，……会歧沟大军不利，班师，（诏）美部迁四州民于内地。
针对杨业“取四州民”、次第撤退的建议，
侁沮之曰：“今精兵数万，何畏懦如此？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逗挠不战，岂有他志乎？”业泣下，曰：“业非爱死也。但时有未利，杀伤士众，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君先死耳。”
屡建战功且洞察战场形势的杨业，被军事指挥经验不足却刚愎自用的王侁、刘文裕逼至“泣下”，不得不决计冒死赴险，使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素号‘无敌’”这一说法对于他的压力。
临行前，杨业部分属下，泣别主将潘美，
即部帐下骑兵数百人，自石碣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业本太原降将，当死，上不杀，宠以爵禄，委我以兵柄，顾愿立尺寸功为报，岂肯纵虏不击而怀他志哉!今诸君责以避敌,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公于此张步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为援，业转战至此，以步兵击之，不然无遗类矣。”
军情紧急，不容犹疑。而在议论措置的整个过程中，作为主将的老练军事家潘美，似乎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他所秉持的态度，先是默许王、刘意见，迫杨业死拼；继而败约，随王侁等自陈家谷口撤离，最终导致了杨业遇难、生民失陷的悲剧。这背后有未曾表述的多重原因，既与宋初的监军制度有关，亦与潘美对于“无敌”杨业的忌妒之心有关。
杨业兵败被擒的经过，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较早、叙述较为详悉的记载，来自《杨文公谈苑》：
业至暮达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哭，再率帐下决战，身被十数创。业抚下有恩，时从卒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倘鸟兽散，尚有得还报天子者，毋与我俱死。”军士皆泣不肯去。其子延（昭）【玉】死之，业独手刃百余人后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为奸臣所逼致败，何面目虏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而死。
对于这一事件，《辽史》中有许多渲染。从圣宗本纪到耶律斜轸、耶律德威、耶律奚低、萧挞凛、耶律题子、耶律谐理、耶律斡腊等人的传记，都予以详略不同的记述，无不以此为功。其中记叙最为详尽的，是《辽史》卷八三《耶律斜轸传》。斜轸时任契丹北院枢密使，战事中为山西路兵马都统。先曾击破贺令图及潘美军，继而在
斜轸闻继业（按即杨业）出兵，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兵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人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
战事中，射落杨业使其坠马的辽将奚低，战后未获赏拔，《辽史》中的解释是：“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以故不能为功。”可见，能够生擒“杨无敌”，是当时关键性的目标。对于契丹将领来说，此举无疑充满着成就感，被视为重大的功勋。
宋人有关杨业事迹的记载，史料源头接近，尽管情节详略有别，内容上并无重大的矛盾差互。对于杨业随从人等的去向下场，除《杨文公谈苑》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兵》《宋史》等书中也都有记载。据说“其败也，麾下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亡益也。倘敌人散去，尚可还报天子者。’众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无一生还。”所谓“无一生还”，或过其实；但其帐下士博杀“殆尽”，能够提供见证的幸存者亦必寥寥。特别是，有关杨业被俘之后言行的传闻与记载，应该主要来自辽方，对于《辽史》中的说法，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辽史·耶律斜轸传》所载“业但称死罪而已”，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与评说。清代四库馆臣曾经对比《宋史·杨业传》，指出二者对于杨业说法的记述不同。在《辽史·耶律斜轸传》的“考证”中，馆臣援引《契丹国志》，称“此传‘但称死罪’之语似未足信”。今查《契丹国志》卷七《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统和四年（986）八月条“擒宋杨业”条下，有曰：
杨业力战，自日中至暮，手刃数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擒之。业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乃不食三日而死。
《契丹国志》一书，在现存通记辽朝之事的史籍中成书最早，但其内容，基本是据宋人所修相关史传材料抄撮攒录而成。如研究者所指出，该书应成于元代初年的南方书贾之手。上引文字，与成书于理宗绍定二年（1229）的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四，雍熙三年八月“契丹陷寰州”条下相应文字基本相同。尽管前者立足于辽，后者立足于宋，叙事出发角度不同，但对应处之行文却惊人地相似：
业力战，自日中至暮，手刃数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敌所擒。业太息曰：“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于敌中？”乃不食三日而死。
显然，《契丹国志》一书有关杨业死事的记叙，并不能提供独立的资料信息。
倒是《辽史》卷十一《圣宗纪（二）》中的说法，印证了前引《杨文公谈苑》等书所述杨业死因：“中流矢，坠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杨业在力战过程中身受创伤，但其直接死因，不仅在于“疮发”亦且在于“不食”；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由于伤重乃至无法救治。也是由于他拒绝进食而导致速死的。目前所见史料中，宋方记述皆提及杨业不肯求活于敌中(“何面目求活耶!”)；而辽方的记载，也明确说杨业面对斜轸的质问，“但称死罪而已”。这种不愿乞活、但求速死的心态，正是杨业“不食”的直接原因。
至于四库馆臣所怀疑的杨业“但称死罪”之语，不过是两军交战之后，失利战将的寻常表达。杨业死前的慨叹，实际上已经无从确知，今人亦不必胶着于此。迫杨业至死，并非辽方君臣之初衷。如余嘉锡先生所说，“盖爱其忠勇，欲俟其屈服而后重用之，如后来康保裔王继忠之比”。在当时情况下，杨业能够求生而选择了绝食至死，仅就这一做法来看，即无愧于“忠勇”二字。他生前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他死前表现出来的忠勇精神，无不为其对手所钦佩。
英雄崇拜的心理，超越于民族界限之上。辽境内祭奠杨业的祠宇，是以“杨无敌庙”而著称的。奉使北行的宋臣，路过此处，自然具有“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边塞奉遗祠”的感慨。从至和到元祐，先后出使辽朝的刘敞、苏辙、苏颂、彭汝砺等人，都有“过杨无敌（杨太尉）庙”的诗作遗存。
北宋时，虽然士大夫多有称道杨氏“父子名将”、“家世将家”者，但杨业乃至其子延昭（延朗）一直是以“杨无敌”的个人形象与称号闻名于世的。欧阳修在为杨业侄孙杨琪所做墓志铭中，说道：
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回首当年的苦战，令人多少有些惊异的是，当年率军鏖战沙场的，竟然是一批老将。事件中的主角“无敌”将军杨业，生年不详，众家推断不一，雍熙三年（986）至少年逾半百（亦有估计年逾花甲者）；主将潘美，淳化二年（991）去世时67岁，雍熙战役时已经62岁。战事中骁勇顽强的王贵，73高龄，年逾古稀。贺怀浦则是建议发起雍熙北伐的边将贺令图父，太祖贺皇后（赵匡胤妻贺氏）兄。贺氏死于后周显德五年（958），时年30岁；贺怀浦既是其兄长，至迟应生于928年。到雍熙三年，年岁亦应在60上下。
（二）“杨家将”：附说“家军”与“家兵”
前辈学者早已指出，“杨家将”这一说法是迟至宋末元初才出现的。张政烺先生在其“《十二寡妇征西》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说：
“杨家将”一词首见于元代徐大焯《烬余录》甲编。封建时代，兵为将有。史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杨家将”这一称呼，可能宋代已经有了。
“杨家将”、“岳家军”，本来寓意类似。但“岳家军”的称谓，至少在岳飞生前已经广泛传布；而“杨家将”的说法，则产生于距杨业祖孙三代前仆后继事迹将近200年之后。
确如张先生所说，“封建时代，兵为将有”，因而会有“杨家将”、“岳家军”一类称呼。
然而，尽管我们在东汉以来的史籍中经常看到某些人物率领家兵守卫征战的事例，却很少见到直接以“某家兵”、“某家将”冠名者。唐诗中所见“汉家兵马”、“汉家将”，往往是指代或者泛称；而史部中如“汉家兵马”、“唐家兵马”、“晋家兵马”之类，则多是边疆政权、边疆民族对于中原军队的指称。
唐后期至五代，藩镇将领、牙兵“父子相袭，亲党胶固”，主帅与亲将、牙兵之间亦常结成拟血亲的父子关系，但仍然绝少见到“某家兵”、“某家将”、“某家军”的称谓。当时“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使得一方军帅的地位并非稳定。兵将与军镇、与驻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魏博兵”、“成德兵”、“河东兵”等，成为军队的特定“标签”。
北宋时期，兵将私属结合本是“祖宗家法”之大忌，全国正规军队无论“守京师”还是“备征戍”，原则上都隶属朝廷，是“天子之卫兵”。尽管时人经常称颂如曹彬、种世衡等父子祖孙为“世将”、“世代将家”，尽管“将家子”被认为具有着“闳达”“沉雄”的特有禀性，却很少把这些“将家”群体、出身“将家”者称作“某家将”。杨家的情形亦是如此。欧阳修在颂扬杨业“父子皆为名将”的同时，称其侄孙杨琪“生于将家”，琪子杨畋“出自将家”；苏辙亦称杨畋“家世将家”；但也就很自然地止步于此。
“某家军”是与“某家将”接近的说法。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所注意到的宋代“某家军”一类称呼，大多首先自敌方叫响开来，逐渐为普遍的称谓。五代以来，党项折氏家族世居府州，控扼西北；北宋中后期，宋夏战争中，折克行知府州，他“在边三十年，善拊士卒，战功最多，羌人呼为‘折家父’”。南宋前期，岳飞在率领所部平定游寇曹成的过程中，军威树立，于是“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遁”；对金作战中，“岳家军”的名声日益响亮，以致女真军队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也是在这一时期中，韩世忠、张俊、吴玠等所统领的军队，开始有了“韩家军”、“张家军”、“吴家军”一类称呼。
这类称呼一旦出现，由于其简明亲切，很容易广泛流传开来；在动荡的岁月中，这种体现着凝聚力的说法，也会带给民众些许安慰与期望。而从宋廷的角度来看，尽管为生存起见，南宋修改了不少北宋政策，默认领兵大将职权加重，但与此同时，执著于防微杜渐的宋廷官僚，却始终对大将专兵、“将”与“兵”的紧密结合充满了警惕。高宗朝东南地区诸大将兵柄的解除，正与此相关。光宗时宋廷议更蜀帅，宰相留正进言说：“西边三将，惟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当时被命帅蜀的丘崈，也认为“吴家兵太专，他日必有可虑”。
“将门出将”的说法，中国自古即深入人心；杨业父子的忠勇故事，在北宋中期也已经流传颇广；但“杨家将”的称呼却出现甚晚。这一现象，或许与两宋时期的氛围风气以及当时将门、将家的普遍际遇有关。
二、“并出疏外”与“忠勇自效”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1001）四月乙巳条有一记载，说：
以保州刺史杨嗣、莫州刺史杨延朗并为本州团练使。北作坊使、绣州刺史无棣张凝为赵州刺史，南作坊使、高州刺史李继宣为西上閤门使、领康州刺史。上谓宰相曰：“凝旧事太宗藩邸，犹有称其才者。嗣及延朗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乃及于此。继宣虽不逮二三辈，然亦熟边事，不易得也。”时嗣与延朗并为缘边巡检，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边人谓之“二杨”。
这段话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真宗对于杨嗣与杨延朗二人“出自疏外”(并出疏外)而“忠勇自效”的说法。
（一）出自疏外：杨业死因的背后
称杨延朗“出自疏外”，是谈其出身背景，在真宗心目之中，这当然并非单指延朗一代，而应该是包括了杨业在内的。“疏外”这一表述，言简意赅，点破了宋初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
“亲”“疏”问题，与“功”“过”等范畴不同，由于其敏感性，宋初统治者及士人、史家绝少谈及，影响却深刻而实在。所谓“疏外”，自然是相比较而言的。因此，我们需要自这一角度出发，排比一下与杨业死事相关的几位主要人物。
首先是主将潘美。他在后周至宋初的历史上南征北战，有其重要功绩。在宋初的高级武将群体中，潘美无疑是得到太祖、太宗信赖的一位。他曾事周世宗于潜邸，世宗在位时，他即与赵匡胤有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宋史·潘美传》中，说“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禅，命美先往见执政，谕旨中外”。也就是说，新皇帝委派他作为个人代表，担负关键性的试探、观察与沟通责任。后人称“太祖太宗时诸节度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更有传闻说，“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这种狎昵的往来，正说明彼此关系的特殊。太宗即位之后，潘美仍然颇受宠信。潘美的儿子惟熙，太平兴国（976～984）年间娶了太宗弟秦王廷美的女儿；雍熙二年（985）闰九月，太宗为第三子韩王（即真宗赵恒）迎娶了潘美女儿为妃。次年北伐失利，潘美虽因败约不援，而于是年八月被“削秩三等，责授检校太保”，但不足半年，“明年二月，复为检校太尉。端拱初，知真定府；未几，复为并代都部署、知并州。淳化二年（991），就加同平章事”，同年六月卒，赠中书令，谥武惠。咸平二年（999）八月，配飨太宗庙庭。
其次是作为监军的王侁、刘文裕。宋初的监军，往往是帝王亲近。这两人共同的特点，即是“早膺任使，久侍轩墀”。王侁是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在太宗朝，他曾被命往来西边就军中事项“多奏便宜，上多听用”；雍熙战役时，他是云应等州兵马都监。北宋初期，自五代后周基盘发展而来的痕迹还相当明显，人事的继承性也是若隐若现。在五代王朝递嬗过程中，后汉血胤的“承继者”北汉与后周视若仇雠；而在此时，相对于杨业这样的北汉降将，王侁自然感觉到自身作为监军、作为大宋朝廷“自己人”的强势，其“强戾”“刚愎”而缺乏温厚宽容，显然不完全是性格方面的原因。杨业事迹昭雪后，他被除名隶金州。
身为赵宋外戚的刘文裕，其祖姑是太祖、太宗的祖母。这层关连本系疏属，原不算十分近密，但他当太祖时即投靠晋王光义，“太宗在藩邸，多得亲接”。其弟刘文质，也长期被太宗倚为耳目。陷失杨业事发，刘文裕一度被削籍配隶登州，不久即被召还。“岁余，上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俄起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领端州团练使。” 而与太宗个人关系不深的王侁，直至淳化五年才被召还，成为整个事件中贬黜相对严厉的一人。
与杨业同役死于军阵之中的将领，除其子延玉外，一是附于《宋史·杨业传》的王贵，二是贺怀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八月条”，在述及杨业被擒时，说：
其子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俱死。业初为敌所围，贵亲射杀数十人，矢尽，张空弮，又击杀数十人，乃遇害。
针对这段话，余嘉锡先生早已指出：
然长编称岳州刺史王贵者亦误，据隆平集、东都事略及宋史，贵乃淄州刺史，非岳州也。考是时尚有岳州刺史贺怀浦，与业俱死，长编删去怀浦之名，因误以其官加诸王贵，而治迹统类从之耳。宋史外戚传云：“贺令图，父怀浦，孝惠皇后兄也，仕军中，为散指挥使，太平兴国初，出为岳州刺史，领兵屯三交。雍熙三年，从杨业北征，死于阵。”宋会要（第三十四册礼四十四）赙赠类，特恩加赐者，有岳州刺史贺怀浦，与业同阵殁，赐钱百贯，绢百疋，酒二十瓶，羊十五口，长编盖以怀浦首谋北伐（见令图传中）以致偾军辱国，故削其名，然能与业同死，亦谈杨家将事所当知者。
也就是说，当时的死事将领，还有淄州刺史王贵和岳州刺史贺怀浦。
贺怀浦是赵匡胤夫人贺氏的兄长，他的儿子贺令图曾经“隶太宗左右”，其后多年握兵边郡。贺令图一生举止轻率，是一“轻而无谋”的人物，却“恃藩邸旧恩”，得到太宗宠信。雍熙战役的发动，与他的建议有直接的关系。
排比过以上材料，杨业出自“疏外”，实在是不言而喻。对于这一点，杨业本人显然心知肚明。诸书都曾记载杨业勉强再战前的一段话：
将行，泣谓美曰：“业本太原降将，当死，上不杀，宠以爵禄，委我以兵柄，顾愿立尺寸功为报，岂肯纵虏不击而怀他志哉!今诸君责以避敌,当先死于敌。”
此时充溢于杨业心中的，显然不仅是悲壮情怀，也有挥之不去的“本太原降将”的委屈。
造成杨业悲剧的，既有主将与监军贪功、忌妒的态度与心理作祟，又有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看到，杨业在边将中以“无敌”著称，“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太宗以这种方式显示开明与信任的姿态，以树立新朝坦荡的用人形象。富弼的感言“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正是由此而发。
而另一方面，在太宗的时代，带军将领中的“亲”“疏”分野，无疑仍然是帝王心中的重要界域。太宗个人的防范、猜忌倾向，远甚于太祖；培植爪牙、控御军将，不敢须臾大意。熙宁五年（1072）八月，神宗曾经与王安石等比较太祖与太宗御将之得失，神宗批评太宗时“将从中御”，即不如太祖。对此，
王安石曰：“太祖知将帅情状，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进反，乃以其人送郭进，此知郭进非反也，故如此。此所以如进者皆得自竭也。……其后郭进乃为奸人所摧，至自杀。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将帅尽力者乃如此，则谁肯为朝廷尽力！此王师所以不复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
上曰：“祖宗时从中御将帅，盖以五代时士卒或外附而叛，故惩其事而从中御。”
显然，当“祖宗时”，五代纷更扰攘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帝王心上。长久以来，军事将领随政治风云变化而投靠他主、改换门庭的现象，并非罕见。较其兄长更加着意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太宗，骨子里对于“亲”“疏”之别也更加敏感。由此带来的戒惕和排抑，当时的潘、王、刘等人自然无不心领神会，这也正是杨业不得不以身赴死的重要原因。而朝廷对于死事将领的善后安排，也使我们注意到上述心理对于太宗判断力之影响。
后人在《宋史·杨业传》等史料中看到的杨业牺牲后宋廷之褒赠赐予与惩处失责者的措置，实际上是刘吉等人仗义伸张的结果。余嘉锡先生在其《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即敏锐地洞察到对于杨业待遇的前后变化。他引用《宋会要辑稿·礼》卷四四中的材料，注意到杨业死事消息初至时宋廷的微薄赐赠，比较了观察使去世后通常的赙赠数额以及同时阵亡者的待遇，推断说：
（杨）业以观察使殉节，所赐绢布，乃较善终者减半，又无钱与羊酒，反不如同时阵殁之贺怀浦。虽加赐粟，亦甚少，其待之之薄如此，知业此时必为人所谗谤矣。其后赠官赐厚赙，并严谪潘美等，《长编》叙之于八月辛亥，是月丁酉朔，辛亥为月之十五日，盖其事久而始明，是必有人为之申雪矣。
李裕民教授在《杨家将新考三题》中，引张詠《赠刘吉》诗作（《乖崖集》卷二），进而指出“冒死雪忠臣（证杨业忠赤，为奸臣所陷）”者为刘吉。对杨业由薄到厚的赙赠，对潘美与王、刘等人的贬谪，正与这昭雪经过契合。
献身沙场而需要洗雪，正说明陈家谷口事件并未随杨业的牺牲而结束。相形之下，富弼有关太宗对杨业“信任不疑”的说法，无法不令人质疑。战事前、战事中与战事后的波折，使我们想到杨业悲剧的整个历程恐怕不仅仅导因于二三侪辈的阴暗心理；联系到这一时期的类似事件、整体形势，我们不得不思考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透过丰富纷纭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观察历史现实，是研究者经常面临的挑战。时至今日，我们不应再把自己的思路局限于某些个人品行及“忠”“奸”二字之上。
（二）忠勇自效：杨业形象的确立
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杨业归宋；八月，太宗自幽州回师之后，他被除授为郑州防御使。制辞中称：
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之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
这篇文辞，以“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的说法，称赞了杨业为北汉苦战的精神；“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之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褒扬了他在战局中的明智考虑；而“忠于所事，善自为谋”，则肯定了“各为其主”前提下的抉择。
《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记载雍熙三年（986）云应寰朔战事，称杨业“苦战力尽，为（契丹）所禽，守节而死”。杨业得到昭雪之后，太宗显然深感痛惜，于是下诏说：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猋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
太宗朝，应该说正处在“走出五代”的关键时期。从五代十国文臣武将“各为其主”，到倡导效忠赵宋王朝的忠诚气节，杨业提供了一个榜样。对于帝王来说，杨业的“尽力死敌，立节迈伦”，是足以打动他的主要因素。本来出自疏外，却以其“诚坚金石，气激风云”，“劲果猋厉，有死不回”的气节超越群伦（“群帅”），这正是真宗所说的“忠勇自效”。
潘美的贬斥诏书，颁行于八月辛亥日，应与褒赠杨业同时。诏书称：
忠武军节度、检校太师潘美，位处殿邦，任隆分阃，总貔貅之族，执金鼓之权。昨以云朔吏民，不忍委于戎敌，因令南徙，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尚念久在边陲，累分忧寄，爰伸念旧，特示从轻。可削三资，为检校太保。
虽然指斥潘美“陷此生民，失吾骁将”之“显咎”，但诏书中的表述，显然谨慎小心。在太宗心目中，此类过失全然与“奸邪”无涉，因而“爰伸念旧，特示从轻”。读到诏书的人，无疑都能体会到太宗既要笼络“出自疏外”而“忠勇自效”者，又要安抚“累分忧寄”之“旧人”的苦心。
“疏外”的观念，随着赵宋王朝的安定与统治年代之久远，逐渐淡出，不再为人所措意，即便帝王亦是如此。北宋中期治平（1064～1067）年间，议宿卫诸将，提到杨业的嫡孙文广，英宗说：“文广名将后，且有功。”自杨业死后已过去了80年，此时沉淀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大宋的无敌名将。
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的事迹得到确认，其“忠勇”“无敌”形象在其后的岁月中形成为楷模式的标志。继杨业之后，宋廷以张齐贤镇守代地，尹洙曾说到当时的背景：“属杨继业初没，敌数出扰边。”在宋人心目中，将“无敌”杨业之亡殁与“敌”之出扰联系起来，压力骤然凸显。
端拱二年（989），时任知制诰的田锡，在其议论边事的奏疏中，谈到当时的御戎之策，建议厚给将帅，使之养置亲兵。为证明这一建议的意义，他说：“昨来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从人护助捍御，以致为敌人所获。”太宗朝防范边将，亦戒惕其培植厅直亲兵。但目前所见有关“杨业陷阵”的宋方材料，几乎无一例外地说到其“帐下”、“从卒”的拼死相随，则其“为敌人所获”之根本原因，是否在于“无自已腹心从人护助捍御”，值得考虑。田锡以杨业牺牲之事作为个人建议的因由，以印证其意见，增重其分量，实际上反映出时人心中对于杨业陷敌事的普遍痛惜。
庆历（1041～1048）时，张方平进呈的《郊禋赦书事目》中，首条即“录用近代有功边将子孙”，以为边臣之劝。而他所称扬的御寇守边名迹卓著的“本朝将臣”，第一名就是杨业。包拯在论边事、边将的奏疏中，也曾两度向仁宗提及“骁将杨业”。庆历五年，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累曾上言，以河北沿边将帅未甚得人，特乞精选”；他出使契丹归朝，再度进言“论边将”，更明确地以杨业作为慎重择将的标准。皇祐元年（1049），他以户部副使身份进对天章阁御制策，忧心忡忡地谈及边事，再度强调要效法“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的措置。
杨业和他的事迹、他的家人，在渐次远去之后，获得了更多的敬意与尊重。在历史留下的依稀痕迹之上，既印有时代变化的清晰脉络，又带着后人追念的浓烈色彩，值得我们探究与深思。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邓小南
《东都事略》卷二八《党进传》，《宋史》卷二七四《田钦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二月乙亥条”，卷十六“开宝八年正月条”。
以上三段引文，并见《杨文公谈苑》“杨业”，李裕民辑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132～133页。
《辽史》卷十一《圣宗二》系此事于统和四年七月丙子。
苏辙《栾城集》卷十八《杨乐道龙图哀辞（并叙）》称杨业裔孙杨畋“家世将家，有功于国”。
《后汉书》卷一○一《朱俊传》、卷一○四上袁绍传、《三国志》魏志卷十六《任峻传》等。
《李太白集》卷十四《送族弟绾从军安西》中“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犬戎”句等。
《旧唐书》卷一九八《髙昌传》“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云云；卷一九五《回纥传》“不与唐家兵马斗”；《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耶律德光）谓其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家兵马半已饿死，何其盛也！”等等。
《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威传》、《旧五代史》卷十四《罗绍威传》、《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三年正月条。
《华阳集》卷三五《李昭亮授依前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昭德军节度使加食邑实封功臣制》，《栾城集》卷二四《洛阳李氏园池诗记》。
《文忠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卷八一《杨畋屯田员外郎直史馆制》。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条”，《金佗续编》卷二一《章尚书颖经进鄂王传之五》，《宋史》卷三九一《留正传》。
黄宽重：《从害韩到杀岳：南宋收兵权的变奏》，见氏著：《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105～139页。
笔者在《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文中，曾经针对宋初的枢密院，讨论过当时的“亲”“疏”与人事等问题。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潘武惠公美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淳化二年六月甲戌条”。《宋史》卷二五八《潘美传》卒年有误。
《苏学士集》卷十四《内园使连州刺史知代州刘公墓志》。
《宋史全文》卷三，“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条”注文引富弼语（应系富弼为《三朝宝训》所作注文）。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庚子条”。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潘武惠公美传》，《宋大诏令集》卷九四《责潘美制》文字有不同。
这种状况，与北宋政治的整体走势相关。陈峰曾经分析过宋英宗朝及以后潜邸将领在武将群体中影响的下降，见氏著：《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52～53页。
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一《论边将（一）》，黄山书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