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杨业的转折

“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渑水燕谈录》卷7）宋太宗消灭北汉，对杨业来说，无疑是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太原城被包围两个多月，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杨业，不得不日夜守卫于城内，其辛劳自不必说，在刘继元于端午节清晨降宋之时，杨业还在为保卫太原，在城内东南角苦战。杨业根本不知道刘继业已投降。宋太宗早就听说刘继元手下有一位战将叫刘继业，实在想得到他。但同刘继元一起来降的文臣武将中，没有刘继业。宋太宗便问刘继元，是否把刘继业找来。刘继元派人找到之后，杨业听说刘继元已投降了宋太宗，马上大哭起来。遥想当年投奔刘崇，后又成为刘家养子，再后来成了节度使，自己兵马生涯近三十年，一刀一枪地拼搏，舍出命来冲杀，为的是刘家事业能兴旺，太原人民能安居。如今这一切都付之东流，自已怎能对得起刘氏先人，千万百姓。英雄不事二主，是杨业的人生观，为人一世，岂可朝三暮四，那将为世人所耻笑。重义轻生的杨业，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想临危而屈。如今，自己的主人束手降宋，并且还奉宋之命，派人来招降自己。真是难咽的苦药，悲苦的命运。如果自己不降，既违背了主人的意愿，又难以独保太原城。杨业可能想过自杀。但自杀只算殉国，不算效忠。自己的主人要叫我降，我不降，便是不忠。也罢，见了继元再说。杨业擦了眼泪，北面跪拜之后，脱了戎装，丢下长枪，向北城城台走来。

宋太宗见到刘继业来到，十分高兴，马上对他表示慰问致意。杨业无奈，只得归顺宋朝，宋太宗为表示对杨业的器重，赐他姓名为杨业。从此，杨重贵、刘继业正式改叫杨业。杨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为人所称道的抗辽防辽之路，一条为国家民族献身之路，如果说杨业在北汉的三十多年，对民族、对人民贡献不太大的话，那么，从此以后，杨业就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宋史•杨业传》中说，“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赐求之。既而孤垒甚危，（杨）业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师还，受郑州刺史。帝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这一段文字，有好几处记载失实。第一、派人去召杨业的，不是宋太宗，而是刘继元。第二、杨业不是郑州刺史，而是郑州防御使。第三，杨业不是驻泊兵马都部署，都部署是潘美，杨业是兵马部署。《宋史》仓促修成，错误比比皆是。如果仅凭《宋史》来研究杨家将，那将会以误传误，因此，这里所说的太原城被宋太宗攻破前，杨业曾劝刘继元降宋“以保生聚”，不足为凭。

不过，公认可靠的《长编》在释文中，有如下一段附录，据《国史•杨业传》，乃云孤垒甚危，（杨）业劝其主出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上遣中使召业，得之，喜甚，以为领军大将军，师还，乃除（授）郑州防御使。制辞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与《九国志》不同。按《五代史》，垂涕劝继元出降者，但马峰一人耳，非杨业也，若业劝降，则当与继元俱出见，何用别遣中使召乎？然当时制辞，不应便失事实，又疑制辞意有所在，故特云尔。今但从《九国志》，更需考之。这就是说，当时任命杨业的任命辞中说，杨业确实曾在危急之中，劝刘继元降宋。所以《长编》的作者李焘专门提出这一问题，以存疑待考。

这就涉及杨业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究竟是否劝过刘继业投降？如果劝过，并且为的是太原城的百姓免遭屠杀，那么，杨业在北汉时，主要是在北汉危急之时，能顺应形势，爱护百姓，立了大功。如果没有劝降，那么，杨业对刘氏忠贞不渝，忠于所事。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辨别这篇《制辞》的真伪。

其实，这篇《制辞》不是为刘继业所作，而是为刘继元所作。理由如下：

第一，李焘所记杨业在刘继元降后，还在苦战，如果临危劝降，杨业会在继元身边，与继元一同出降，是有道理的。此外，从《制辞》内容看，相互矛盾，漏洞很多。例如，既说杨业百战尽力，一心无渝，忠于所事，杨业就不可能劝降。再从当时北汉的情势看，能够有资格“定策乞降”于宋的，不可能是杨业，而是北汉主刘继元。即使杨业确实曾劝刘继元降宋，也不可能有决定权。决定降宋者，只能是刘继元。

第二，从这篇《制辞》的内容看，放在刘继元身上，则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为北汉之生存，刘继元确实多年百战尽力，一心无渝，忠于所事，最后“善自为谋”，“定策乞降”。

那么，为什么《国史》上，竟然以一字之差，将刘继业误为刘继元呢？原来，在北汉被消灭不久，刘继元被授于右领军卫大将军等虚衔，以便安排，领取食禄。而杨业则被授于左领军卫大将军。这“左”、“右”之误，使《国史》在抄录档案时，又一次搞错。不但《国史》搞错，其后的《宋史》等，也以错就错，将杨业误为右领军卫将军。李焘可能见到过这篇制辞的抄件，提出疑问，但还没有敢怀疑到《国史》抄错了原件。刘继元归宋后，曾多次被封官，其中两次加封制辞，有史可查，但还有一次史无实录。很可惜，由于《国史》即宋实录已失传，而李焘所抄又不是全文，只能作如此推测。

第三，如果这篇《制辞》确为杨业而作，抄录者可能漏抄了“其主”或“刘继元”等字。如果在“定策乞降”前加上其主二字，则顺理成章，前后一致。也可能是宋代的《制辞》之类，多为四、六句，《制辞》作者为强合四六句，省掉了“其主”或“刘继元”等字。孰不知此一省略，给后人以多少误会。

第四，除了《宋史》上记载杨业曾劝降，李焘《长编》附录并提出质疑外，宋代人所有的有关记载，都未有杨业曾劝降之说。曾巩、王称、路振等人，实际上都不承认杨业曾临危不忠。尤其是杨亿，他曾撰写过《太宗实录》，对平北汉、杨家将之事当十分熟悉。他所论述的杨家将事迹，最为可靠。倘若杨业曾劝降，既是件大事，又对宋立了大功，杨亿不可能不提这件事。总之，杨业曾劝刘继元降宋之说，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