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延安大学2011年8月13日至14日，由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和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陕北历史文化暨杨家将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大学举行。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侯虎虎
2011年8月13日至14日，由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和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陕北历史文化暨杨家将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大学举行。在为期两天的会程中，大会举行了主体研讨、小组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等活动。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延安大学、神木县人民政府、延川县人民政府和延安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的大力协助。中国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网站，《陕西日报》、《榆林日报》、《延安日报》等新闻媒体编发了新闻，神木电视台对会议进行了跟踪报道。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68篇，作者基本缘于三种类型，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人员、地方文史工作者及杨家将后裔。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使得论文呈现主旨多样。关注点较多、宏观与微观兼具、专业与通俗并存的雅俗共赏的局面。
一、陕北历史与文化研究
会议共收到35篇涉及陕北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陕北文化研究
王炜林、马明志《陕北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文化地位变迁》一文应用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陕北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乃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分为八个时段，并列出各时段的代表性遗存，认为“陕北文化最初依附仰韶文化板块，参与了东西两大板块碰撞，最终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并对北方文化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该文首次确立了陕北文化的序列，肯定了其历史地位。谢伟峰《从坏境与民族论商周时期陕北的文化特征》则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陕北地区商周以来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居地的成说，总结出这一时期“陕北已经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和华夏族杂居的地区”，“民族语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播迁、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陕北文化的重要特征。”曾鹿平《改变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文化发展高潮—陕北现代两次文化高潮简述》一文以1917年到1948年30余年的陕北历史文化为关注点，以1947年杜斌丞任教榆林中学和1935年10月中中共中央落户延安为时间结点总结出两次文化发展高潮，指出前者“榆林成为陕北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学，成为了陕北最早的革命革命传播地，对新文化和马列主义在陕北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陕北的创立和发展奠定和基础。”而后者则以延安为中心，以“干部教育、学校的创设、红色刊物的出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标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曹宏信《陕北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内涵》从民间艺术、人生礼仪、年节风俗、社会礼俗、民风习惯和民间谚语等六个方面梳理出陕北人日常生活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指出“纯真、纯净、淳朴而古老多元”是陕北民俗文化的特点，而“交通不便、封闭落后、条件恶劣、生活单调则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陕北历史研究
延安鄜县得名之由，历代史家、注家及方志编撰者均以为源于秦于此设鄜畤，李学仕《鄜畤考》一文依据《史记》等文献的记载鄜畤时之疆域形势，认为它的准确位置在雍城附近，不可能建于鄜县。黄寿成《唐德宗朝京西北防御体系中的鄜坊镇》一文厘清了鄜坊节度使的设置及管辖区域、主要职责。朱鹏东《北宋治延州方略》强调了延州在宋夏冲突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宋政府不仅派出强力干将治理该地，并在具体措施上予以支持，采取实边备战、建设城寨、屯田戍边、控制边贸、择机出击等措施，它一方面抵御了西夏的进攻，消耗了西夏的国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北宋的实力，导致其后北宋与金的对抗中的速亡。肖健一等《神木县麟州故城考古调查》及杜林渊《神木杨家城的历史学观察》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神木古城的考古进展及成就，并对现存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对未来工作提出了建议。
明清之际的陕北是多事之秋，延绥镇的设置及相关研究长期收到学界关注。李大海《明代九边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新探》辨析了文献中“参赞延绥军务”与“巡抚延绥诸处”的细微差别，认定天顺二年，徐瑄巡抚延绥是该抚首任，其辖区经历了弘治三年和嘉靖九年两次变动，变动原因在于“边饷匮乏”和“管理权限的重叠。”王耀《明代神木县城迁徙的历史学观察》认为：明代正统五年神木县城的迁徙是以恶劣的其后环境为背景、以正统八年前延绥地区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为基础、以旧城极为不便的交通状况为现实依据、以当地土地地力贫瘠和灾害频发为历史条件的。并指出此次迁徙对神木城市的布局，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柏军的《青天知县黄离砂鄜畤炤先生传略》是近年来少见的一篇研究陕北历史人物的论文，作者从多种地方志书史料中梳理出黄离炤的生平事迹，描述其在米脂知县任内主持重建米脂城、减除苛捐杂税、大力兴校育才、清正廉明、无私为民等事迹，褒扬了他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高尚情怀。
此外，高叶青《建国以前陕北旧志纂修情况探索》一文，虽以安塞、延长两县为中心，但总体罗列了陕北延安、榆林两地20余县（镇）的旧方志资料，厘清了其版本源流及编纂得失。该文既是陕北地方文献的一次整理，有对正在进行的旧志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秦燕的《近代陕北乡村经济习俗中的伦理特征》指出“近代陕北乡村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一些地方习惯，如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婚丧礼仪中的互—对贫者的救济、保护等。”支撑这些习俗的基础是“乡村社会的家族伦理和道德准则。”这种互助互惠的救济习俗“既是农民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生存伦理和行为规范，又是一种乡村社会保障机制”。
（三）陕北汉画像石研究
中国发现汉画像石的地域很广，根据其石材、题材等可分为河南南阳，鄂北区，山东、苏北、皖北区、四川地区和陕北、晋北地区。其中前三个区域都是汉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而陕北、晋西北区在当时处于边防重地，故而这一地区的汉画像石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情，长期以来是学者关注的热点。
李贵龙《绥德汉画像中西王母神坛图浅析》一文就绥德汉画像石中常见的西王母跽坐神山之上悬圃上的造型展开分析，认为此神山就是昆仑山，二整体图形则是汉代人心中的昆仑上仙境图。贺小娜的《从汉画像石墓看陕北地区民族融合的变现及特点》认为陕北地区汉代民族融合的表现为：“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及葬俗上看总体呈现出汉族的特征。但又具有少数民族的印痕。从题材上看，形成以华风为基础同事习染胡风的独特风格，从宗教信仰来看，既有广泛存在的自然崇拜，又有牛首西王母和鸡首东王公的独特崇拜。而这很可能是手游牧民族的影响。”该文总结陕北地区民族融合的特点主要是：“汉族与内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其中汉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康华《从画像石管窥汉代陕北游牧民俗》一文认为汉代陕北游艺民俗的基本内容包括“民间歌舞”、“民间竞技”和“民间游戏”三大类。其特征体现在变现形式的多样性，娱乐性发达，具有浓厚的游戏色彩，并体现出了陕北的精神面貌。
（四）民俗研究
刘志学在《志丹民间传统风俗小议》中提出志丹人的传统风俗是：“喜欢居住黄土窑洞，常食五谷杂粮，爱唱山歌”等，这种风俗的形成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及物产密不可分。其风俗的文化内涵则是“俭朴和豪爽”兼而有之，同事一些封建迷信也在当地大行其道，值得深思。李风英《陕北剪纸论述》概述了陕北剪纸的悠久历史和基本素材，重点介绍了陕北剪纸中常见的老鼠嫁女、十二生肖、抓髻娃娃等传统图案，涉及了本图与流变，剪纸及内涵等。吕政轩《中国革命给陕北民歌带来的几个转变》认为，中国革命给陕北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其中包括了内容的转变：传统的陕北民歌多为劳动歌，诉苦歌和爱情歌，中国共产党并未全盘否定传统民歌，二十对其进行了传承与革新，加上了与革命有关的内容。创作方式的转变：传统民歌的创作完全是一种自发式的，而革命民歌的创作则由自发转为自觉，由主体模糊多样转为主体鲜明突出。情感基调的转变：传统陕北民歌多是苦歌、酸歌，革命给陕北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新的希望，陕北民歌的基调也一改以前那种阴沉、凄凉，愁苦辛酸的悲剧色彩，变成明朗、欢快、轻松、喜悦的喜剧色彩。这样陕北的社会功能也由传统的劳动性、排忧性和娱乐性转变为宣传性、歌颂性和记事性。雷斌的《陕北革命历史民歌回顾》提出陕北革命历史民歌虽存世数量不大，但它在宣传人民，传播朴素的革命道理，教育人民等方面通俗易懂，且矛头直指地主，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栾世宏《驼耳巷的道情班子》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通过班子成员张永强和当地住民杜修仁的口述，复原了这个当年曾享誉边区的道情班子鲜为人知的历史及成就。
（五）陕北文化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对其有不同解释。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形式，涉及陕北文化产业的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赵东《陕北历史文化产业初探》一文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该文将陕北历史文化产业归结为：遗址文物产业、民族文化产业、名人文化产业和红色文化产业四类。指出陕北历史文化产业的未来在于立足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图书影像、广播影视甚至网络游戏等其他与历史文化相关的产业。葛莉珍《陕北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方略浅谈》一文，认为陕北有着民俗旅游的良好资源禀赋，目前陕北民俗旅游有一定的发展，但也2存在着诸如“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规模、形式单一、综合效益差、缺乏规划、配套设施滞后，人才缺乏、旅游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作者提出的开发策略应是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消除民众中不良的习俗，对旅游资源应开发和保护、挽救并举，布局应注意点面结合、突出特色，注重品牌效应、完善设施并加强相关人员的素质培养。郭冰庐《榆林民间艺术产业化研究报告》，分析了榆林民间艺术资源的优势在于其具备多样性、融合性、悠久性和独特性，但其劣势也同样明显，如保护和利用观念淡薄，政府投入不足，人力资源匮乏，专业人才缺乏甚至存在着虚假宣传和破坏严重的现状。作者提出榆林民间艺术产业面临的机遇，并对其发展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二、杨家将文化研究
本次会议是继2007年首届去昂过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会之后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性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首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本次研讨会收到相关论文33篇，无论是选题角度、学术视野，还是研究方法，资料整理，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杨家将本事研究
李裕民《刘敞<杨无敌庙诗>考释》是一篇以诗证史的文章，全文考辨了刘敞该诗的创作时间，并附其同时所作诗两首。从诗中归纳出杨业本人的特点是：“含冤而死，为世人痛惜；所用兵器为大刀，而非枪或矛；个子不算高大，而骁壮果毅，武干过人；杨业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反而被逼得血战而亡“的结论，反映了宋人对杨业事件的认识。杨升南、朱玲玲《潘美与杨业之死》及杨光亮《评梅毅<鲜为人知的杨家将>》两篇文章均是针对作家梅毅在《百家论坛》上的有关杨家将的论述而作。杨文从潘美支持王侁败军之谋和有意撤出伏兵两点着手，提出潘美却为陷害杨业的元凶，甚至可能是“有潜上榜书，斥言其短”的人中之“主将戍边者”。杨光亮则逐一批驳了梅毅对潘美“名将”、“豪杰”、“忠厚”等评价，认为“从口碑流传，到宋代的小说（讲故事）、短评、评话、元明清时期的元曲、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所讲的杨家将故事，并不都是无中生有”。
（二）文艺作品中的杨家将研究
明代无名氏所作《杨家将演义》是一部较为优秀的英雄传奇小说，对杨家将英雄事迹在民间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霍建波《从忠君到隐逸——论杨家将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认为该书不但有浓厚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有着明显的隐逸的内容。形成这种双重主题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传统的隐逸的思想尤其是儒家隐逸观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有关，杨家诸人的隐居，属于儒家的待时之隐。孙鸿亮《晚晴民国<杨家将>鼓词文献综述》一文，共辑得杨家将鼓词书目14种，作者除探究诸本源流，内容异同之外，还归纳出杨家将鼓词文献的价值，认为它“保留了民间说唱的原始风貌”，“保留了大量俗字、别字、方言词汇”，从而“为研究明清通俗文学作品提供了个案文本。”郑继猛《忠、志勇——论<杨家将演义>中杨六郎形象》一文，归纳了再杨利郎身上体现出“忠勇王事、杀敌立功、报效朝廷、智谋超群”的传奇色彩，这正是广大人民心目中的“驱除外诲，保家卫国”的理想英雄形象。秦彬《京剧<四郎探母>当代接受研究》认为《四郎探母》走过了一个由官方禁演与民间追捧的复杂历程。显示出追求思想性和追求艺术性的标准的位移，它逐步被国内外民众接受这一事实，说明艺术性及人情主义是超越国界的，和谐观念是普遍追求的价值观念。反映歘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及民间审美的无功利性。
（三）杨家将文化及精神研究
傅功振《论杨家将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及现实意义》一文认为：杨家将文化精神包含了“以宗教法制委载体的家国文化，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忠孝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情文化和以思想解放为背景的妇女文化”。其价值取向“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张春海《杨家将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总结出杨家将精神的基本内涵是：“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视死如归的牺牲奉献精神；薪火相传的爱国主义情怀，追求和谐统一的不屈意志。”孙君恒等《杨家将的伟大精神》则以“爱国精神，智勇双全的用兵精神，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巾帼英雄精神及孝亲爱家的精神”来涵盖杨家将精神的实质内涵。梁中效《杨家将与宋代陕北文化》提出“陕北是宋代西北地区的第一道防线，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使秦汉以来特有的尚武文化走向繁荣，从而为以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等武将群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进而促进了陕北文化的发展。”庞士让《弘扬杨家将文化论纲》将杨家将文化内涵归纳为：“爱国主义”一条主线和“爱护兵民，保境安邦，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宣传女性独立”等五个要点，并对如何弘扬杨家将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焦拖义《杨家将对神木民风的影响》一文认为“杨家将急公好义、忠勇爱国，以武传家、尚武任侠的传统，给神木民风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影响流传至今。
（四）杨家城产业开发研究
杨家城是杨家将文化的源头，也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008年神木县委，县政府动工修建的杨家将文化产业园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单振国《试论建设神木县杨家将文化产业园体现的文化特色》是一片针对性很强的文章。该文认为：杨家将文化产业园的建设“贵在于特色”、“成在于创新”，其特色集中在“边塞文化，杨家将文化，陕北黄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而创新之处在于把“杨家将的精神和文化，以高智慧的创新，渗透到每一个景观、景点，每一个建筑构架中。”项世荣《杨家城与陕北旅游》则介绍了杨家城的旅游现状及远景策划，提出了“利用杨家将的巨大知名度，利用杨家城人文丰厚的大背景，建设以杨家城为龙头，集观光、休闲、体验、养生、朝圣拜祖和度假为一体的国家旅游景观”的远景规划。而杨路军《浅析杨家城的文化类型和旅游价值》则提出“可以将杨家城打造成重要的爱国主义基地，可以从民族融合的角度发掘其内涵，解读其意义，改变陕北过分依赖红色旅游的布局缺失”，最终将陕北旅游“设置成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观赏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旅游网络。”
三、特点及展望
刘蓉博士在大会总结发言中就本次学术研讨会总结出四个特点即：“汇聚了延安、榆林两地的专家；树立了高校与地方研究机构合作的典范；一批年轻的硕、博士加入到陕北历史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来；陕北各级政府，各相关单位对于文化研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和三个成果，即“就陕北历史文化而言，与会代表在一些基本概念上达成了共识；在具体的研究领域，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方法，还是选题方面较之以往都有了较大突破；相关学者普遍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担当社会责任。”刘氏所言基本反映了本次研讨会的全貌。
当前，无论陕北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杨即将文化研究虽已有相当成果面世，但真正引发研究高潮的局面尚未形成；各自为政、缺乏沟通的封闭研究现状有待进一步畅通；学术研究平台仍未真正形成；宏观指导性的研究中心仍需要努力筹建；地方政府与科研机构额合作仍有值得提升的余地；田野调查与文献相印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还需进一步加大；陕北文献整理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考古发掘工作则进步延缓；现代技术手段介入相对较少，等等，都是应引起相关部门和人员高度关注的地方。解决以上诸问题并不是一次学术研讨会议所能承担的任务，但毕竟是一次契机。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几点设想，希冀能对研究者有所裨益。
首先，应整合人力资源，协同攻关。目前从事相关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地方文史工作者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了解，出现了选题重复或关注点分散的现象，碎片式的研究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又难以引起应有的关注。因此双方应加强合作，协同攻关。采取诸如共同申报各级科研课题，共同调查和勘察的学习方法，联合开展重大课题的攻关，等等。利用大方文史工作者熟悉当地掌故习俗的特长，高校和科研院所则具有大量人才储备的优势，共同开创研究的新局面。
其次，形成研究中心，努力打造研究品牌。目前，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及杨即将文化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拥有自己的刊物，为学术交流搭建了平台。但对相关研究均欠缺远景的规划，品牌意识还不够强烈。因此，适时地推出研究方向和选题，无疑对分散研究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当然这些选题必须视野开阔，紧贴陕北历史和文化主题，既具有大方特色，又具有现实意义，方能引人关注，收获功效。
当然，在陕北经济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日益关注陕北的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经济社会，这样，政府和地方高校、科研院所、文史工作者开展广泛而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无疑是一条可行之路。本次会议的召开，实为一种范例，希望更多的大方政府和各类学者广泛参与到研究行列中来，并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共同开创研究局面，实现双赢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