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部较优秀的英雄传奇小说，明代无名氏的《杨家将演义》不但有着鲜明的忠君爱国思想，也有明显的隐逸内容。
——论《杨家将演义》的主题思想
延安大学文学院 霍建波
作为一部较优秀的英雄传奇小说，明代无名氏的《杨家将演义》不但有着鲜明的忠君爱国思想，也有明显的隐逸内容。该书主题经历了一个从忠君到隐逸的过程，它以隐士开篇，以隐退结尾，前后呼应，使全书笼罩在隐逸的氛围之下，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双重主题。下面试论述之。
一、忠君思想
细读《杨家将演义》一书，杨家将故事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忠勇”二字。该书全称“《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1]，或者“《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2]，题目就揭示了这一点。历代评论家也多指出杨家将的“忠勇”特点。如袁行霈等评价说：“它描述了杨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一门五代忠勇保宋的故事”，全书“渗透着浓重的忠君思想”。[3]张燕瑾也认为：“本书的主旨可用忠勇二字加以概括，忠指忠于大宋皇室，勇指抵御西夏侵扰而保卫国家。”[4]纪元为《金沙滩·潘杨讼》作序时也说：“杨家将满门忠烈的故事，已经流传了近千年。”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5]由此可见，忠君思想是该书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实际上，五代杨家将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忠君的典范。
杨家将的第一代杨业，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起初是北汉大臣，对北汉忠心耿耿。得知北汉君主已经投降大宋，仍然想要杀掉宋使，光复北汉。后在宋太宗诚心招降下，还约定三事。归降后，对宋君忠贞不二。他知道自己三子阵亡，一子被捉，一子下落不明时，表示：“蒙圣上深恩，誓以死报，今数子丧于王事，得其所矣。”[6]后遭奸人陷害，为国死节，撞李陵碑而死。杨家将的第二代代表杨六郎，更是该书最能体现忠君的人物了。他在幽州之围中，为保太宗脱险，竟然不顾父亲与七弟安危。当太宗说六郎“卿何忍心，不去救汝父兄？”六郎对说：“臣保圣上，父兄难顾，非心忍也。”[7]体现了忠君爱国、公而忘私的可贵品德。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六郎及其家人遭到奸人陷害，沉冤不白之时，杨六郎仍然对朝廷忠心耿耿，拒绝做危害朝廷、国家的事情，这更能显示出六郎忠君的品格。因为潘仁美陷害，杨业撞李陵碑而死；杨七郎杀出重围寻求救兵，也被潘仁美灌醉乱箭射死。杨五郎得知后建议带兵杀到潘仁美营中：“将老贼碎尸万段，岂不胜于奏朝廷乎！”六郎却说：“不可。仁美圣上所敕命者，如此杀他，是反朝廷矣。不是伸冤，到去结冤。”[8]再如六郎遭到王钦陷害，宋真宗听信谗言，下令诛杀六郎；八王、寇准商议对策，决定以偷梁换柱之法营救六郎。当呼延赞、张济告知六郎朝廷来取首级之事，并未说明八王计策时，六郎没有反抗，只是说为自己申辩：“小将赤心报国，惟天可表！今本无此事，君王听信谗言，下命赐死，吾岂敢辞。当砍吾首级，回报朝廷便了。”[9]时穷节乃现，危难见英雄。虽然有点愚忠，但是对朝廷、国君的忠心可见。六郎临终遗言，仍然告诫其子宗保要忠勤王事：“倘圣上命汝征讨，须当仔细，务宜忠勤王事，不可坠我杨门之威望也。”[10]正可看做其一生忠勤王事的最好注脚。杨家将的第三代杨宗保、第四代杨文广，也都对朝廷忠心不渝。读者一读便知，兹不赘述。
二、隐逸思想
上文讨论了《杨家将演义》的忠君思想，下面分析其隐逸内容。该书以隐士开篇，以隐退结尾，前后呼应，使全书笼罩在隐逸的氛围之下，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双重主题。该书第一回开篇就提到了赵匡胤三兄弟跟随隐居不仕的陈拊学文习武，而陈拊虽壮年励志苦学，有建功立业的理想，可惜屡次科举都落榜，因此才隐退教书，属于学者型的隐士。陈拊的弟弟陈搏（现在一般作“抟”或繁体“摶”）更是一个典型的隐士。他与其兄陈拊一样，也曾有远大志向，后得知赵匡胤称帝，才坚定了做隐士的决心，并把自己与赵匡胤做比较：“以声势虚誉论，彼固赫奕于我；以身心实益论，我又舒泰于彼。彼此各有一得，又何必拘拘于君人为耶！”[11]认为自己与赵匡胤各有所长，各有所得。因此陈博多次拒绝赵匡胤的征召，还请求赵匡胤把华山周围土地卖给自己，并写下卖契，来显示“圣主待隐逸之优也”，而赵匡胤听罢“欣然索纸笔写之”。[12]开国君主赵匡胤与华山处士陈博交往的一段佳话，放在全书开端点明题旨，以提醒读者，该书有明显的隐逸思想。
该书最后一回以杨家诸人隐退结尾，第八十五回题目就是“怀玉举家上太行”。作为杨家将第五代代表人物的杨怀玉，虽然也有一定的忠君思想，为国建立了不少功勋。但是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愚忠，而是有了不少的灵活与变通精神。在第五十六回，杨怀玉已经萌发了隐退的念头，他曾向父亲杨文广进言：“朝廷听信谗言，如此相待我家，今我等劳心焦思，出力战斗，又有何益，莫若纳还此印，携着全家，直上太行山去，作一散逛闲人，不受牢笼，岂不妙哉？”[13]杨怀玉的提议，因为杨文广反对而作罢。在最后一回，杨怀玉终于瞒着父亲，带领全家上了太行山隐居。后周王亲自带圣旨召他们返回朝廷，被杨怀玉拒绝，并表示杨家既然已经“隐身远祸”，不辅佐大宋，当然也不会帮助番邦，且功名富贵如“浮云过太虚”，不值得留恋。周王不得已，返回朝廷，奏知宋神宗。宋神宗先自责是“寡人之过也”，并命令周王再次带着圣旨，召杨家将返朝，“朕想古之帝王，梦卜求贤，以理天下。朕今有此等贤良之士，不能用之，听其肥遁林泉，不得与古明王媲美，使天下万世，谓朕为无道昏庸之君也。”[14]这次不管周王如何劝说，杨怀玉等只“付之一笑，亦不辩论短长”，周王无奈，只得离去。最后，杨家诸人“伐木作室，耕种田地，自食其力”，过起了“退隐岩穴”隐居生活。《杨家将演义》一书，到此结束。历代忠勇报国的杨家志士，最后落得个隐居山林、远离朝廷的结果。《杨家将演义》的结局，耐人寻味。
关于杨家将最后选择隐退一事，明代秦淮墨客在该书序言中说道：“故君子观于太行之上，谓怀玉之知机勇退，富贵浮云，而亦伤宋事之日非矣。嗟嗟！贤才出处，关国运盛衰，不佞于斯传不三致慨云！”[15]既赞叹了以杨怀玉为代表的杨家诸人的知机勇退，淡泊名利，也感叹大宋国事日非，每况愈下，并提醒统治者注意明辨忠奸，重用忠贞报国的贤士。
三、从忠君到隐逸的原因
综上可知，《杨家将演义》一书的主题思想较为复杂，它既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也有一定的隐逸内容。忠君思想在杨家将一门五代（即杨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的代表人物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一点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殊不知，《杨家将演义》也有明显的隐逸思想，它以隐士开篇，以隐退结尾，前后呼应，使全书笼罩在隐逸的氛围之下。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有趣的现象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传统隐逸思想尤其儒家隐逸观的影响。隐逸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笔者曾把我国古代的隐士概括为四大文化原型，即“儒家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道家目的式的适性之隐、佛（禅）家超脱红尘的方外之隐以及墨家兴利除害的侠士之隐。”[16]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有着较为系统的隐逸思想，他多次表达了士人应该“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观点。孔子在《论语·泰伯》篇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7]在《论语·宪问》篇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18]孔子的意思非常明确，个人的出仕或隐居，并不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而是以天下是否有道、时局清明与否来决定的。如果天下有道，政治清明，士人务必出仕，建立功业；相反，天下无道，政治混乱，应该隐退不仕，如果再做官富贵，浑水摸鱼，那是非常可耻的。在《论语·公冶长》篇，孔子举了宁武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例子，赞扬他的明智：“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19]在《论语·卫灵公》篇，孔子称赞“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蘧伯玉为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0]杨家诸人最后选择了退隐，正是认识到现实社会是“天下无道”、“邦无道”，是对孔子思想的自觉认同。
其次是深刻的现实社会原因。“怀玉举家上太行”，不但有传统隐逸文化尤其儒家隐逸观的影响，更有深刻的现实原因，是现实政治生活黑暗混乱、屡受迫害的结果。杨怀玉对周王的一段话，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若以理论，非臣等负朝廷，乃朝廷负臣家也。始祖继业，王侁排陷狼牙，撞李陵之碑而死。七郎遭逢仁美万箭攒身而亡。六郎被王、谢之害，充军远徙。迨及狄青张茂，吾祖吾父贬职削官。圣主不明，词章之臣密迩亲信，枕戈之士，辽隔情疏，不得自达。谗言一入，臣等性命，须臾悬于刀头。”[21]历数了其祖杨继业、杨六郎、杨七郎、杨宗保，其父杨文广遭到奸佞馋臣陷害的事实。正是现实中屡遭陷害，他们才不得不做出隐居的选择，“高蹈远举，全身远害，飘然不恋爵禄，走上太行”。[22]对此，杨怀玉既有明确地认识，更有自觉地行动：“朝廷听信谗言，我屡屡被害，辅之何益。且佞臣何代无有！他们恃是文臣欺凌我等武夫，受几多呕气。依我之见，趁今圣上未曾下令拿问，鸠集家兵，悉行走上太行山，却不斩断愁根乎！”[23]为了“隐身远祸”，杨家诸人终于走上隐居之路，忠君爱国的志士最后迫不得已变成了隐居山林的隐士。
笔者以为杨家诸人的隐居，应该属于儒家手段式的待时之隐。因为杨怀玉曾经这样明确告诉周王：“若圣朝调遣，拜命而行。倘若来宣入朝受职，将臣碎尸万段，决不遵依。”[24]也就是说，让他们到朝廷做官，宁死不屈；但是若果国家出现危急状况，朝廷需要他们效力，他们仍然会遵从调遣，为国分忧。虽然隐居，仍然不忘国忧，时刻准备着杀敌建功，所以其隐居乃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全身远害的手段而已。如果明君当位，朝政开明，他们还是愿意参与现实政治、建功立业的。事实也是如此，在后续的杨家将故事中，杨家将的忠勇一如既往，令人振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