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宋960年至1079年间“杨家将”英勇报国的历史事件，经过庙堂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传播和接收，融入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想，故事情节及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完善，成为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体系。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傅功振
北宋960年至1079年间“杨家将”英勇报国的历史事件，经过庙堂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传播和接收，融入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想，故事情节及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完善，成为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体系。它们“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尚德而尽忠孝”，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与发挥，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国运危难之际，该故事更是广为传颂，成为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奋斗不息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杨家将的文化精神及价值取向，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建设的今天，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杨家将历史传说故事的演变
杨家将的历史传说故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几代文人和民间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不断完善和发展。其传播和接受，大致经历一下几个阶段：
（一）北宋中期：发轫期
杨家将故事始于北宋中期的杨业家族的男将。在《宋史·杨业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其中有杨业率军成功抵御契丹入侵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一大批英勇报国的英雄形象。这段历史正是杨家将故事产生的现实基础，杨家将文化遂于此时发轫。
欧阳修所作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云：
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舟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欧阳修的这段话亦可以辅证历史所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说明了杨家将故事确有其事，且在当时广为流传，为后世民间文学的演绎奠定了基础。
（二）宋明之际：完善期
宋明时期，是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完善期。从正史到野史笔记，都有关于杨家将本事与故事传播情况的记载。其传播手段主要有民间口头传说、说书、曲艺及杂剧等三种形式。如送人话本有《杨令公》、《五郎为僧》；金人话本《打王枢密》（存目）；元代杂剧有《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殖》、《私下三关》、《孟良盗骨殖》；明初杂剧有《开诏救忠》、《活拿啸天佑》、《破天阵》。
现存关于杨家将的著作最早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后代的评书多是以这两本书为蓝本而加以改变而成的。
关于杨家将故事题材以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原因，余嘉锡先生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一文中做了精彩的论述：
于以为杨家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难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胡虏之乱华，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能侵陵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
余嘉锡先生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明代小说出现了佘太君、柴郡主、穆桂英等人物，从而形成完整的女将形象。杨门女将的出现也是明代后期进步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特别是李贽思想的体现。他宣扬个性、肯定自我、肯定情欲、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也是对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的否定。
（三）明清之际：高潮期
从明中叶到清中叶这段时间，小说、戏曲、曲艺三种传播形式并行又相辅相成，且作品数量繁多。
明清时期已有不少“杨家将”的小说。明代刊刻了《杨家将时代忠勇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清代刊刻了《北宋金枪全传》、《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平闽十八洞》、《浪狼山》、《说呼全传》、《五虎平西》、《五虎平南》、《万花楼》、《说岳全传》等小说。这些小说在清末民国时期也曾多次被重刻。
传统的人际传播即主要是以戏曲和曲艺的形式传播。明道有传奇《三关急》、《详麟现》、《黄眉翁》、《金牌》、《金铜记》、《焦光赞建祠祭主》；明代还有唱本、打牌、评话、村鼓盲词等曲艺。清代有宫廷大戏《昭代萧韶》。
四、抗日战争以后：新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杨家将被到处搬上戏剧舞台，鼓舞抗日士气。如40年代，北平评选出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四人为新的“四大须生”，马谭杨奚虽然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上，逐渐形成不同的风格，但他们都主演了有关杨家将的戏曲。马连良的主演《碰碑》、杨宝森主演《杨家将》、奚啸伯主演《杨家将》等戏。请过各地戏曲界还演出了《杨排风》、《四郎探母》、《李陵碑》等，有力地激励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广播和电视事业的发展，杨家将故事的传播也进入了电子时代的大众传播时期。
这一时期戏曲演出、艺术画、广播评书、电视评书、影视剧这些传统传播手段与电子传播手段的相互融合与相辅相成，使得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同事也促进了杨家将故事传播新的高潮。
90年代之后，杨家将的传播出现了以电子传播形式与网络传播形式并存的新现象，其影响更为广大。
杨家将的事迹一代接一代地不断走入传说、故事、戏曲舞台和影视剧创作。
二、 杨家将文化内涵
杨家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具体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以宗法制度为载体的家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以宗法制度为载体的家国同构的文化体制特征。中国古代所谓“家”，主要有两个内涵。其一，是指个体家庭，它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但“家庭”二字在古代文献中出现较晚，到南北朝时才出现。《礼记·礼运》中所说的“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而家肥”，这里的“家”即指个体家庭。其二，“家”在中国古代还指卿大夫的家族或采地。
“家”的第二种内涵与“国”有一致的地方。“过”在古代不仅指统一的“国家”，还指诸侯、卿大夫或他们的封地。如《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这里的“国”指诸侯，“家”指大夫的家族。又《孟子·离娄上》：“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赵岐注：“国，谓公侯之国。”《列女传·辩通》也说：“国。诸侯也。”“家”与“国”的这种一致性，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特点的基础。
黑格尔凭着对中国文化的有限了解竟敏锐地体察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独立人格的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治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杨家将就鲜明地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文化特点，主要体现在“家”与“国”利益的高度统一，且“国”的利益始终处于“家”的利益之上。杨业家族世代为国捐躯的英勇奋斗精神，就是深深扎根于家国同构的深厚文化根基之上。
（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忠孝文化
维护家庭的稳固，边发展出一套调节家庭成员关系的伦理原则，其中“父”是家庭主宰，家庭成员对父的权威认同，就构成家庭稳固的首演条件。“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样，对父的“孝”就成了家庭伦理中的最高原则。“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孟子·离娄下》），将家庭伦理的关系推之于国家政治。父在家庭君临一切，“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易·家人》），与之对应，君王则是全国民众的严父。对父母的“孝”。便也等同于对君的“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忠君”观念正是这样一种宗法制国家形态的产物。因此，古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首先从家庭教育开始，所谓“家为邦本，本固邦宁”，要想国治，平天下，应从修身、齐家做起。《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杨家健历史故事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源于对杨令公杨业的祖先崇拜，这种崇拜与忠孝文化密切相关。“孝”就是“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后汉书·范升传》也认为：“继先祖之志为孝。”杨氏先祖杨业是为国尽忠的英雄楷模，其志向在于精忠报国、死而后已，达到了未果尽忠的最高境界。杨氏子孙对自己英雄祖先的崇拜为核心，继承其精忠报国之志，真正实现了忠孝两全的人格建构。
（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情文化
中华民族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重“情”的民族。中华民族讲求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国情、民族情，“六情”并重，亲情为核心。在日常生活中，重视人之常情，中国传统的人文情怀中最为重视的三情：亲情、友情、乡情。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大家庭，56个民族一家亲。
所谓亲情文化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具体行为和精神状态，表达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则，传递着不同群体与个人利益要求和情感倾向。《新华词典》“亲情”含义则又扩展：“亲人之间的感情。”不过，这都是狭义的亲情。广义的亲情则是指中国的一种文化——亲情文化。亲情虽非中国所独有，但唯独在中国才可以形成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影响持续、方式缜密、内容全面、形态复杂、功能完善和体系庞大的文化。中国倡导“亲情”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保证社会发展的需要。
“亲情文化”是早已渗透在五千年中国文化中，即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和情缘“五缘”。其“亲情”一词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中国流行、21世纪才出现在《新华词典》上的新“词”，广义上的杨家将文化囊括了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和情缘五种关系，血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集中体现了亲情文化。血缘亲情是杨家将高度凝聚力的内在原因，外在体现为对家族荣誉的极力维护。维系这一思想观念的正式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亲情“五缘”。在这种亲情文化的影响下，杨家将主仆、父子、兄弟、妯娌之间实现了空前的家族凝聚力，个人利益绝对服从集体利益，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上下一心、英勇顽强，共同为国尽忠效力，以这种亲情文化建构起来的杨家将家族文化成为我国历史上家族文化的典范和品牌。
（四）以思想解放为背景的妇女文化
受宋明理学思想影响，宋明时期，在君权、父权、夫权专制下的妇女地位极为低下，在大多数的古代小说戏曲作品中，女性形象一般都比较柔弱，而独杨家将小说中这些勇武善战的杨门女将形象格外引人注目，是古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光辉的女性形象。
杨家将故事原本没有佘太君、柴郡主、穆桂英等人物，其在明代小说的出现，完成了其女将形象的塑造。杨门女将的出现也是明代后期进步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特别是李贽思想的体现。其张扬个性、肯定自我、肯定情欲、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也是对宋元以来的陈朱理学的否定。
宋元明以来女性的地位是最低下的。从《周礼》提出了“四德”，《白虎通》提出了“三从”，千百年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就成了封建统治者压迫妇女的伦理道德理论的核心。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出台，把贞节作为评价评价妇女的唯一标准，北宋的程颐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明代大力推行妇女教育，《女诫》、《女训》之类的宣扬“三从四德”道德观的书籍近50种之多，这种教育知识呼应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仅如此，明朝政府还下诏：“民间寡妇30以前亡夫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旌表其间，除免本家差役”，将“守节”与女方家族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以行政手段鼓励“守节”。
杨门女将的出现是在以明末思想解放思潮为背景，佘太君、柴郡主、穆桂英等女性深明大义、有勇有谋、武艺超强，是深入人心的民间英雄，一反传统女性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的模式，体现了对儒家理学思想束缚的巨大反抗和对妇女解放及男女平等的前列呼唤。
三、杨家将文化的价值取向及现实意义
凝聚在杨家将传说故事中的前仆后继、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集中体现了以宗法制度为载体的家国文化、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忠孝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情文化和以思想解放为背景的妇女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面对外族侵扰和西方列强欺凌，反抗侵略、保家卫国、追求男女平等、和平美好希望的一种寄托。在中国历史上，凝聚着这种忠烈家风的事例绝非杨家将一家。我们耳熟能详的还有薛仁贵、薛丁山、樊梨花的薛家将，呼延赞、呼延灼的呼家将，岳飞、岳云的岳家军等。这些家将的传说和故事，相互辉映，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闪耀着璀璨的理想主义光芒。
杨家将文化的意义在于其积极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爱国爱家，保境安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子承父志、前仆后继”的忠孝之道、“威武不屈、自强不息”的英勇顽强精神以及“先国后家、先人后己”的顾全大局精神。“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精神是核心，统领忠孝之道，以及在爱国主义经审核忠孝之道的指引下的英勇顽强、顾全大局精神。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力推进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
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统一于爱国主义旗帜之下，让爱国主义教育落实到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用杨家将传说故事中的前仆后继、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和其中体现出来的以宗法制度为载体的家国文化、以英雄崇拜为核心的忠孝文化来有力地推动爱国主义教育。
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落到实处，人文关怀缺失、道德滑坡现象屡见不鲜。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为了个人利益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声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个人和家庭的维护，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二）积极弘扬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亲情文化
中华民族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重“情”的民族。中华民族讲求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国情、民族情，“六情”并重，亲情为核心。大力弘扬杨家将所体现的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亲情文化，是现阶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最为现实有效的途径。药家鑫，“我爸是李刚”，陈良宇及其妻子、兄弟、儿子乃至整个家族腐败堕落事件深刻说明了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的重要性。
一个真正重亲情的人，就会珍惜自己、亲人和家庭，珍惜国家民族和社会，就不会以身试法，毁灭自己，毁灭家庭，就不会给家庭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以正确的方式讲亲情、重亲情，积极弘扬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亲情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只有将杨家将积极的爱国主义价值取向“推己及人”，才能真正实现真个社会的和谐。
像陈良宇这种高官大家族群体腐败堕落的频发事件，对于国家的稳定繁荣、民族的伟大复兴举足轻重，与杨家将亲情文化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承弘扬以杨家将为代表的亲情文化，在当前更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杨家将故事塑造了一批代代传承的家族式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其之所以传颂至今，深层寄托着广大老百姓的希望和期盼；但它毕竟是万世一系的专制皇权统治下的悲剧，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