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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杨存中不是杨业的后代

2014-02-11 16:48:10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1103
内容提要:《杨家将文化》,一般说,我是每期都看,有时太忙,就顾不上了。

 

——兼谈杨存中与杨家将之差异[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裕民

 

《杨家将文化》,一般说,我是每期都看,有时太忙,就顾不上了。最近偶然翻一下20094期,才发现杨文岩同志的大作《关于杨沂中不是杨业的后代之我见》,是和我商榷的。我历来认为,学术讨论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今天能看到不同意见的文章,自然很高兴,且乐意回应,抱歉的是,看到的太晚,只能迟至今日作答复了。

下面打算谈三个问题,一、考证杨宗闵的上三代。二、答复杨文岩的质疑。三、杨存中与杨家将之比较。

 

一、杨宗闵的上三代考

 

20078月,神木召开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我给大会提供了一篇论文:《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谈了九个问题,其中第六题为“杨沂中不是杨业的后代”,是对《华阴杨氏简编》的说法提出异义,该书页48称杨存中(11021166)之祖是宗闵,宗闵之父是延彬,祖即是杨业,其传承关系为:

杨弘信——业——延彬——宗闵——震——存中

按理说,作者应该注明根据何在?但并没有拿出证据来。我就已掌握的刘一止所写杨宗闵、震父子碑文判断,他们并非杨业后人,故摘引其文,并列其世系为:

信(倍)——日新——仲臣——宗闵——震——存中

当时觉得,这已足以否定杨业后人说,现在看来,还得对宗闵的上三代再作些具体的分析。

1、 宗闵的曾祖父

宗闵碑曰:“曾大夫倍,以儒学称于乡,值五季乱,晦迹不仕。”

这里“夫”是“父”之误,曾大父就是曾祖父。“倍”乃“信”之误。这不是刘一止的问题,而是版本的问题,当时我见到的是四库全书本的《苕溪集》,这个本子,从版本上说,质量比较差,错字不少,还有错简,甚至将杨震的部分事迹误入到刘夫人墓碑中。另有一个清钞本,是根据宋本钞写的,比它好一些,没有上述错简问题,《全宋文》根据清钞本校对,纠正了不少错误。但这个清抄本经过多次转抄,仍有一些问题。杨宗闵的曾祖父之“倍”应作“信”,这一点,杨文岩指出了,是完全正确的。我在写《杨信与杨衮考辨》时,查到《宋会要辑稿》仪制时,发现此误,在注中作了更正。

上述记载说明,杨信是位儒生,而不是武将,一生没有当官,与自立为麟州刺史的杨弘信完全不同。

2、 宗闵的祖父日新

宗闵碑曰:“大父日新,明经上第,仕至承奉郎,赐五品服。”

杨震碑说的更具体:“以明经上第,历保定、清源二县主簿,已而踰冠,恬养邱园,终承武郎,赐五品服,讳日新者,公之曾大父也。”

这里说明杨日新也是儒生,与其父不同的是,他通过了明经考试,所谓明经,主要考儒家经典,略次于进士考试。他只当了两县主簿,宋代大县设知县、县丞、主簿、尉,中县不设丞,也就是说只是县里的二三把手。保定在今河北省,清源今山西省清徐县。官为承奉郎,这是正九品的低级官,杨震碑作“承武郎”,“武”乃“奉”之误,宋代没有承武郎。赐他五品服,是给他在穿戴上的一点特殊待遇。他在仕途并不顺利,很快就隐居于家了。

3、 宗闵的父亲仲臣

宗闵碑曰:“父仲臣,举明法科,仕至宣德郎,赠中大夫,累赠太师、代国公。”

杨震碑曰:“年少有声,九上礼部,再举明法中第,历临晋、孟、太谷三县主簿,贤而有吏能,为忠宣范公所器,以宣德郎致仕,累赠太师、代国公,讳付臣者,公之大父也。”

按:“仲臣”,杨震碑作“付臣”,“付”当为“仲”之误。此人也是儒生,他考的是明法科,这是科举中的一种。他当了三个县的主簿,临晋今山西临猗县。“孟”乃“盂”之误,今山西盂县。太谷,在今山西省。工作能力较强,受到范纯仁(10271101)的赏识,忠宣是范的谥号,范是名臣范仲淹(9891052)的长子,官至宰相,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宣德郎,从八品。死后追赠为中大夫,正五品。以后因其孙杨存中升官,他多次得到追赠,最高赠至太师、代国公。

这里,本质问题不在“信”或“倍”,而在于墓志清楚地表明:宗闵之父不是延彬,而是仲臣,其祖不是杨业,而是日新。日新、仲臣都是儒生,而非武将。杨业是麟州人,而宗闵的父亲、祖父,甚至其曾祖和高祖都是代州人,并都葬于代州,这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能证明刘一止这两篇碑铭是伪作,那么只能确认:杨沂中决非杨业的后代。

 

二、关于刘一止撰杨宗闵、杨震碑文真伪的考辨

 

杨文岩对《苕溪集》和两通碑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提出了许多疑点。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现予答复如下。

1、《刘一止行状》说到其著作名《类藁》,怎么变成了《苕溪集》?

按;《刘一止行状》是其门人韩元吉作的,确实说其“有《类藁》五十卷,藏于家”。这应该是刘一止生前自定的稿本。应该补充一点的是,其全称为《非有斋类藁》,见《直斋书录解题》[②]。在刘一止死后,其子刘峦又作了增补,补充了作品三卷,附入了行状、诰敕二卷,共增加了五卷。正式刊行时改名《苕溪集》。韩元吉的儿子韩淲《涧泉日记》卷中也说:“刘一止字行简,作给事,有文词,先公出入其门,为作《行状》,号《苕溪先生集》,刋行于世。”可见《类藁》与《苕溪集》实际上是一码事,前者是稿本,后者是正式刊行的本子,内容上,后者多了五卷,是刊行时新增加的。《宋史》卷208《艺文志》同时收入这两种书,一作“刘一止《苕溪集》五十五卷”,一作“《刘一止集》五十卷‘其下注:”《苕溪集》多五卷,张攀《书目》以此本为《非斋类藁》。”

至于为什么命名为《苕溪集》,亦不难解释,苕溪是湖州著名的溪水,刘一止是湖州人,故以其地称集。此类情况不止他一人,同时代的胡仔(11101170)卜居湖州,便自号“苕溪渔隐”,其著作命名为《苕溪渔隐丛话》。

岳飞的孙子岳珂喜爱收藏古今着名字画,曾从徽州汪家得到刘一止的一封亲笔信,喜出望外,写了一篇赞,曰:“情叶事之宜,笔力亦称之,虽得于歙水之湄,然望而识其为苕溪也。”[③]歙水是徽州的一条河,指代汪家,而苕溪则指代刘一止。

2、范成大(11261193)与杨存中关系不错,写过《杨和王挽词》,为什么杨要请刘一止写墓志而不请范成大呢?

这里需要了解他们的年龄,他们3人可以说是3代人,刘一止比杨存中大24岁,杨存中又比范成大年长24岁。刘一止(10781160)与杨存中早在绍兴八年(1138)就认识,并且经常见面,此时,范成大才11岁。第二年,杨存中就求刘一止为其祖母刘氏写墓碑。这一过程在碑文中有清楚的表述:

《宋故恩平郡夫人刘氏墓碑》:“绍兴八年(1138)冬某待罪史官,执笔螭陛,而殿帅杨公毎相遇于东庑下,意色欵欵,不相配夷。明年春,见语曰:‘存中逮事祖母恩平郡夫人,蒙教育之恩甚厚,葬十年矣,而碑铭未立,私心恧焉,敢以累子。’某曰:‘公家世忠孝,闻于三晋,而公复以勲绩被宠,遇致位通显,益大厥家,其继述先懿,宜有人,顾安取此。’然不得辞。既而观夫人行实,而感周南之诗,妇人能勉其君子,以正字应书法,谨叙而铭之。”

按:绍兴八年十一月,刘一止任起居郎,这是为皇帝起居注的史官。九年正月任中书舍人,为朝廷起草诏书,二月兼侍讲,成为皇帝身边的顾问[④]。他所写的诰制,人们争相传诵,士大夫埋葬亲人,都以得到他写的墓志为荣[⑤]

又过了十年,杨存中已升为“少傅、宁远军节度使、兼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儿子杨偰也出任“大宗正丞”,此时,考虑祖母独自葬在建康(今南京)太孤单,而祖父杨宗闵死于战斗中,无从找其尸骨,因而又以招魂的方式,葬宗闵于建康。此时又请刘一止作其祖墓志,是很自然的。

3、杨宗闵和杨震的墓碑名称很长,有的官爵不见于史书,为什么?

宋代,官做的越大,其墓碑上署的头衔就越多。有时候,本人官不大,但由于子孙官做的大了,可以赠其祖先官,因而文字也就多了。杨震的官小,文字就少,杨宗闵官大一些,文字就多。最近出土的宋代宰相富弼墓志文字就更多。现将三者录于下,以资比较。

杨震墓碑:“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宁寨、累赠太师、秦国公杨公墓碑”。

杨宗闵墓碑:“宋故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永兴军路马歩军副都总管、特赠右武大夫、光州防御使、累赠太师、魏国公杨公墓碑”。

富弼墓志:“宋故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检校太师、武宁军节度、徐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徐州大都督府长史、致仕、上柱国、韩国公、食邑一万二千七百户、食实封肆仟玖伯户、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志铭”[⑥]

再来分析一下杨宗闵的头衔,可分三部分,一是本人生前的官衔,如“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永兴军路马歩军副都总管”。二是本人死后的赠官,“特赠右武大夫、光州防御使。”因其是光荣牺牲,超级升官,故称呼“特赠”。三是因孙子杨存中升高官后,特别追赠的官“累赠太师、魏国公”,之所称作“累赠”,是因为杨存中曾多次升官,其祖先也因此得到多次追赠,这里只记最后所赠的官。前二者,史书有记载。

《要录》卷12:建炎二年春正月戊戌,“是日,罗索陷长安……马歩军副总管、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杨宗闵……皆死……上哀之,赠……宗闵右武大夫、贵州防御使,后以孙贵,谥忠介。”[⑦]

一般说,本人因子孙升高官而受追赠的官,史书上是不记载的。不仅杨宗闵、杨震如此。别人如南宋大将李显忠,也是如此,《宋史》卷367有《李显忠传》,传中提到其父名,但不记其赠官,这类情况仅《李显忠行状》有记载,行状中说:

曾祖德明,故任皇城使,赠太师、秦国公。曾祖妣野氏,赠楚国夫人。祖中言,故任皇城使,赠太师、魏国公。祖妣折氏,赠韩国夫人。父永奇,故任同州观察使、充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知州军州事、兼管内安抚使,赠太师、陈国公,谥忠壮,妣蒙氏赠越国夫人。[]

4、杨宗闵、杨震死在北方,怎么会葬到南方?

按:杨宗闵、杨震都是战争中牺牲的,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恐怕尸体也找不见了,杨存中为其父、祖修墓,墓中并无尸骨,只是衣冠葬。

杨宗闵墓的地点在今南京钟山,南宋景定《建康志》卷43记载:

杨忠介墓,在上元县钟山乡。考证:杨宗闵字景齐,代州崞县人。太傅、和义郡王存中之父也。屡立战功。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犯永兴,众以永兴无备,劝宗闵去,宗闵曰:吾结从戎,蒙国厚恩,行年六十有七,唯有死耳,他非所知。明年正月,城陷,血战而死,赠太师、魏国公,谥忠介。其子存中招魂葬于钟山,敷文阁待制刘一正为之铭。[]

这里说的“招魂葬”,说明葬的不是尸骨,仅仅是灵魂,也就是放些衣冠之类的物品。又明确说了是刘一止写的铭文,只是“止”写成了“正”,是形近的笔误。“敷文阁待制”是刘一止晚年的职名。[⑩]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建康志》此段文字下引了刘一止所写的杨宗闵墓铭,与《苕溪集》所记载的铭文相同。

杨为显姓,世泽以滋。由汉及唐,别派分支。公家门,奕奕有闻。儒学相授,位微尊。公曰丈夫,志尚各异。我必以功,自见于世。惟时夏童,跳梁干纪。躏我西陲,几无宁岁。公初即戎,气巳盖众。双带两,射则命中。鏖战疆埸,蹂践斥卤。固敌是求,计不返顾。公身居先,将士内激。凡师所临,当百以一。料敌制胜,不愧古人。机变横出,捷若鬼神。晚佐永兴,遭时虞。连城不守,援势孤。人或谓公,子盍去诸。公曰国恩,必报以躯。帝为嗟悼,告弟疏荣。孰慰忠魂,公有孝孙。孝孙翼翼,位在九棘。名孔昭,恭惧靡忒。光大厥家,未见穷巳。天其赉公,孙又有子[11]

到了元代,《金陵新志》卷12下再次记载:“杨宗闵墓,上元钟山郷。宗闵字景齐,代州崞县人。太傅、和义郡王存中之父也。屡立战功。建炎元年金人犯永兴,城陷,死之。赠太师、魏国公,谥忠介,存中招魂葬。”

5、《杨宗闵墓碑》中提到杨氏的起源,杨文岩以为不符合墓志体例。

按:墓志确有一段文字提及杨氏的起源,具体如下:

杨氏出姬姓,晋大夫羊舌氏,至叔向食邑于杨,其子食我以邑为氏,食我党于祈盈,得罪于晋,子孙或逃居华阴山谷中,战国时有名章者出焉,实始为华阴人,族望至汉乃大。魏、晋、隋、唐冠冕蝉,代不乏人。在唐为尤盛,其任于朝者,居第列于三坊曰靖恭,曰修行,曰新昌。子孙分为四院:曰关西,曰蜀中,曰淮南,曰浙中。今散居麟、府、门等郡,都皆关西院子孙也。在江南、闽、越者皆浙中院子孙也。名卿才大夫将帅相臣,以德着见于史,名字不可疏举。

在墓志中提及其族的起源,甚至直接引其家谱,在宋代墓志中是常见的现象。现举二例于下,以作比较:

欧阳修《杜祁公衍墓志铭》:

故太子太师致仕、祁国公、赠司徒、兼侍中杜公讳衍(9781057),字世昌,越州山阴人也。其先本出于尧之后,历三代常为诸侯,后徙其封于杜,而子孙散适他国者,以杜为氏。自杜赫为秦将军,后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显于汉,又九世当阳侯预显于晋。又十有四世,歧国公佑显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12]

司马光《苏骐骥墓碣铭》:

苏氏之先出自重黎,忿生为周武王司寇,封于温,世为卿士,或谓之温子,春秋时苏子为狄所灭,子孙以邑为氏,历世久,散之四方。在洛阳者,秦厉、代以口辨显战国世。在杜陵者,建为汉名将,子武使匈奴中十九年不屈节。在武功者,绰仕宇文周,以明法令为某官,子威,隋文帝佐命功臣,至唐父子为贤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衰,温为晋邑,汉属河内郡,隋以河内为怀州,维修武之族,不弃其故土,留怀州不去,公其后焉。[13]

6、关于二墓碑文的水平问题,杨文岩以为文笔差,与《刘一止传》所称“语不自人间来也”相去甚远。

按:关于刘一止所撰杨碑文笔,我实在看不出有何不好,也没有见到自宋以来有什么不好的评论,相反,我只见到明初名臣杨士奇的赞誉之词,他写了一篇《宋杨忠毅公神道碑跋》,表达了读碑文后为之激动的心情。全文如下:

宋杨和王与张、韩、刘、岳诸公同事宗,排大难,却大寇,其功名载史册耀后世者伟矣,观敷文学士刘一止此碑,又知公忠精义烈,乘一障以百数困病之卒,膺数十万狂横之敌,屡赴屡摧之,然后秉大节死城下,盖公又肇杨氏之先也。公之死,类古称有重于泰山者非欤?公死距今二百四十余年,子孙不废诗书之懿,公之所以肇杨氏者,其犹未艾乎,其犹未艾乎?[14]

正因为杨士奇见到过刘一止所写的碑铭,因此,他乐意为杨氏家族的后代写家谱序,并引述刘碑中的话。

7、和王杨存中与杨沂中是否一人?

答案是肯定的。沂中是本名,存中是后来高宗御赐之名。《宋史》卷367《杨存中传》:“杨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绍兴间赐名存中。”《宋史》卷30《髙宗本纪》:绍兴十二年二月己卯,“赐杨沂中名存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己卯,“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赐名存中”。

8、关于杨氏家谱序与刘一止碑文颇有相同之处的问题

明杨士奇《杨氏谱序》曰:

《杨氏谱》者,吾友翰林修撰杨君仲举谱其宗者也。其先居代州之崞县,累世业儒,用经擢第,迨其子孙以武功显,以忠义奋,在宋官至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永兴军路马步军副都总管曰宗闵,仕五朝,名闻西北二边。建炎中金人犯长安,守节死,累赠太师、魏国公,谥忠介。子震,有文武才,累官知麟州建砦,敌众围建,势张甚,城中守卒不满百人,敌诱之降,不屈,益奋厉,竟与其子居中、执中并力战死,累赠太师、秦国公,谥恭毅,并载《宋史忠义传》。秦公四子,存者沂中、彦中,沂后赐名存中,与张、韩、刘、岳同事宗朝,官至太师,追封和王,功烈具着国史。杨氏之宗于是为盛。彦中官至武义、督机。

自和王护跸南渡,挈家居临安,而葬秦公于湖州之武康,创别业于苏之长洲,皆留子孙居之。此谱所,惟和王、督机二派,上断自秦国之曾祖承奉公,下至仲举之子,凡十有三世。

仲举出督机派,距督机八世矣,今居于苏。杨氏入国朝,显者自仲举,余交仲举五十年,其持身谨行如玉雪,官近侍十余年矣。……仲举间示谱求序,敬为书此。[15]

从此序,可知《杨氏谱》的作者杨仲举,是杨震的第4子彦中的后代。杨震生有4子,长子是杨存中,次子和三子都随杨震战死,没有后,所以杨震这一支,后代只分二派(也即通常叫的两房),一是和王派,以杨存中的封号命名。二是督机派,以彦中的官衔命名。“彦中官至武义、督机”,武义是武义郎的简称,从七品,是级别较低的武官。“督机”是都督府主管机宜文字的简称,是都督府的幕职官员,比起其兄存中来,级别要低的多。

“上断自秦国之曾祖承奉公”,秦国公是杨震的赠官,其曾祖“承奉公”是谁?承奉是承奉郎之简称,是其曾祖日新的头衔,本文杨日新条已有考证。这一条记载非常清楚地表明,直到明朝初年,杨仲举修的《杨氏谱》仍然认定:杨宗闵的祖父是低级文官承奉郎杨日新,而不是高级武将杨业。

这本家谱是以杨震的曾祖父承奉公为始祖,一直记到仲举之子,共13代。列表于下(数字表示“代”):

1日新——2仲臣——3宗闵——4震—|5存中

                        |5彦中……12仲举——13仲举之子

杨士奇与杨仲举的记载可信度如何?杨士奇是明初的宰相,有文才,很关心家谱,特别是杨氏家谱,他为自己家族做过《泰和杨氏族谱》以及《族谱图》,又为别的杨氏家谱作序,除为杨仲举作序之外,尚有《瑞安杨氏谱序》、《杨氏清溪家谱序》、《南雄杨氏族谱序》等[16]。收集过许多墓志碑刻资料,关心宋代的记载,文中还引用了宋代杨杰(无为子)作的《杨氏谱序》。

杨士奇与杨仲举交游50多年,仲举跟他学过《易》,士奇当上宰相后,一直推荐仲举,仲举官至尚书,是当时颇有地位有文化的高级官员。仲举上距彦中八代,时代较近。他所记的家谱,是目前所知杨存中家谱中最早的一种,其可靠性应在后来所出各杨氏谱之上。

上述的论证,对刘一止所写的杨宗闵、震的两通墓碑的来龙去脉、内容真与伪作了详尽的考辨,现在可以简单地作如下的总结了。

刘一止的遗稿,原名《非有斋类藁》,共50卷,死后,其子将遗稿外的诗文连同行状、诰词凡5卷,一起刻印,改名为《苕溪集》,共55卷。现在,宋本已佚,只有几个传抄本流传下来,颇有一些错字,需作校勘,但并不影响其真实性。

早在绍兴八年,刘一止与杨存中常在朝廷中见面,当时刘为史官(起居郎),而杨为殿前司统帅,在南宋军中的地位,仅次于五大帅(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呉玠)。到九年正月,刘升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其文笔之美已名闻遐迩。杨存中特地请他为刚追赠为恩平郡夫人的祖母撰写墓碑,是很自然的;刘一止素闻其家忠孝事迹,满口答应,也是很自然的。

古人写墓碑,都不是想当然之作,有关墓主人的生平、家世都是墓主家人提供基本情况,写成“行实”或“行状”给作者,墓碑中也清楚地说到读“行实”如何如何。杨宗闵、杨震墓碑所记前几代姓名生平,都是根据杨存中提供的材料写的,因而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至于把“信”写成“倍”,那是传抄者之误,不能记在刘一止头上,更不能以此否定墓碑的真实性。杨存中在其祖死时年已27岁,他对自己家世是十分清楚的,后来朝廷批准他立家庙,祭祀其五代,过去大臣能追封三代,就已很不容易了,存中却特许祭五代,那是空前的荣誉,自然要把他所记得的前五代情况写在行实中,并请刘一止写入碑文,我们也因此而确知其前五代就是杨信、日新、仲臣、宗闵、震。

杨宗闵的后人杨仲举在明初修督机派的杨氏家谱,就从宗闵的祖父日新开始一直记到仲举之子,凡13代。这再一次证明存中之曾祖、高祖,不是延彬、杨业,而是仲臣、日新。

总之,我以前所下的结论,“杨存中不是杨业的后代”,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推敲的。

 

三、杨存中与杨家将之差异

 

有人既然很想把杨存中拉进杨家将,有必要对两者作一点比较。

杨存中与杨业虽然都姓杨,但不是一码事。杨业是麟州人。杨存中是代州崞县人。杨家将自五代至北宋中叶一直尚武,是武将世家。杨存中的祖上自五代以来一直是尚文的儒生家庭,直到北宋晚期,杨宗闵才弃文习武。

就业绩与品德而言,两者更不能同日而语。杨存中是一员武将,在抗金战争中作过贡献,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如果和同时代的武将作一比较,他的业绩就显得平平了。在当时他不算一流名将,在抗金战争中处在第一档次的是几位大帅:韩世忠(10891151)、岳飞(11041141)、吴玠(10931139)、张俊(10861154)。杨存中(11021166)只能归于第二档次,而其业绩尚不及同一档次的武将刘锜(10981162)、吴璘(11021167)、李显忠(11101178)。《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无大胜负”,这与杨业有“无敌”之称相去甚远。也比不上杨延昭,延昭曾赢得“铁遂城”的称号。

但是,杨存中所得到的官位、荣誉却远在上述诸将之上,为什么?《宋史》也有评论:

“典兵最久,贵宠独隆,然颇能知几,不阽祸败,其亦有天幸者欤?”[17]

这一席话说的比较含蓄,尤其是“颇能知几”四个字,指他很会看风向、紧跟领导。存中有一个绰号,最能反映他的人品,叫做“髯阉”,这是说他外表长有漂亮的胡须,像个大丈夫,行为却跟太监一样,善于逢迎。[18]

他最早是张俊的部下,张俊对他视为儿子。后来得到宋高宗信任,对待他比子弟还要好[19],破格提拔为殿前司领导,长期负责保卫中央政权的安全。秦桧掌权后,与秦关系特别密切,在武将中与秦有深交的只有张俊和他两人。[20]

巴结、“紧跟”给杨存中带来了官运,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污点。在高宗、秦桧谋害岳飞时,张俊站在秦桧一边,世人毫不留情地把他放入岳飞墓前四跪像之列。而人们不太熟知的是,这一罪恶勾当的参与者还有杨存中。

宋代有两位知名度最高的将军,那就是北宋的杨业和南宋的岳飞,现在有关两位英雄的电影电视都在拍摄,据说都尽可能反映真实的历史。倘若真是如此,那么,在表现岳飞之死的场面,必定会出现这样真实的历史镜头:

在腊月29日,正当人们高高兴兴迎新年之际,在杭州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一位40岁的武将,手捧圣旨,骑着高头大马,身后飘扬着杨姓大旗,带着一帮手执明晃晃刀斧的兵士,前往监狱,拉出39岁的民族英雄岳飞,宣读圣旨,处以死刑。岳飞随即被拉胁而死。在气刚断、体尚温之时,将军接着下令,砍下岳飞的头颅。[1]

这是历史上天昏地暗的一幕、血淋淋的一幕,当观众看到这里,能不义愤填膺、潸然泪下吗?而这位将军正是杨存中。

随后,又是一连串悲悲切切的场面,岳飞的家属一群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在冰天雪地里,在一群兵士的呵斥声中,跌跌撞撞地被充军到数千里之外的广东,而奉命派遣得力兵士去押送的将军是谁呢?又是杨存中[2]。如果此时有人说:他就是杨家将的后代。观众会怎么想?还会满腔热情地去观看杨家将的电影电视吗?

也许有人辩解说:他是奉命的。的确,他只是执行者,而不是策划者,如果是前者,岳飞墓前就得增添一个跪像了。无论怎么辩解,干的是天大的坏事,这一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常理告诉我们,大人物干坏事总得找最可靠的人,为什么高宗、秦桧干这号千古骂名的勾当,偏偏找到杨存中头上呢?为什么他甘心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呢?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这里不妨比较一下其它人的表现,大将韩世忠敢于当面责问秦桧:凭什么证据说他们谋反?秦吞吞吐吐地回答:“莫须有”,韩愤愤不平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在判案时,有李、何两位法官,公然表示岳飞无罪,不应处死,他们宁愿冒被罢官受迫害的风险,也要明白无误地表述自己的观点[3]。杨存中与岳飞共过事、一起打过仗[4],应该熟知其为人,却什么表示都没有,只是忠实地执行。

岳飞冤案之后,又是一系列的冤案,无数人被杀、被关、被流放。值得注意的是,岳飞冤案的最大受益者有两人。第一是秦桧,事后不久,其子当上了知枢密院事,父子二人操纵了国家军政大权。第二便是杨存中[5]。几名大帅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各“家军”统统一分为二,改编为规模较小的都统制,唯有杨领导的殿前司却不断扩大,由3万增加到7万余人,在三支中央禁军中,其人数超过另外两支禁军的总和,并且一直由他掌控,连续28年,这在两宋时期是空前绝后的。杀岳后,仅过了一个半月,高宗赐名他为存中。同年进封为少保,这一官衔过去不给管军,他是首次破例获得的。绍兴二十四年(1154),南宋发生科举史上少有的丑闻,秦桧安插的考官把秦的孙子埙定为状元,亲党子弟纷纷录取,其中出身武将家庭的只有杨存中的两个儿子。秦埙当状元,实在太****裸了,高宗看不过去,把他改成第三[6],同时又嫌考官把存中的儿子级别定低了,特地提升一格,这为后来杨的儿子倓升到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军委副主席)[7]奠定了基础。在秦桧病重时,存中还专程去看望,密谈许久[8]。对于秦桧的独揽大权、架空皇帝,高宗是不高兴的,在秦咽气前几个小时,就下令让秦桧、子、孙三代同时退休,接着,清除了一部分死党,而杨存中依然是高宗的心腹,继续重用。到杨60岁时,许多官员纷纷上奏要求罢免他,存中见势不好,才提出退休,高宗不得已,予以批准,同时加封为同安郡王,为此,还三天睡不着觉。

杨存中拥有无数的头衔,享有数不清的荣誉和实惠,豪华的府第别墅,漂亮的花园,仅园丁就有40多人。无数的土地,在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地就有39千亩[9],听说女儿生子,就“拨吴门(今苏州)良田千亩以为粥米”[10]。还经营许多私家酒坊,除了自己享受、出卖之外,不忘每年给皇宫进贡2万瓶美酒[11]。家中财富多到不可胜计,挥金如土,他请人看相,一次就送钱五百万[12]。他又在驻军各寨周围,修建大批瓦子,“招集伎乐”,满足了部下的欲望[13],却搞坏了军风。

这一切穷奢极侈的生活,随着杨存中的死去,都烟消云散了,唯有污点却无法抹去。像他那样助纣为虐的坏事、奢侈无度的生活,在杨家将身上能找见吗?就人品而言,杨存中能和杨家将相比吗?

在这里,我想对《华阴杨氏简编》的编者说一句话:历史是讲究真实的,是要摆证据的。你们说杨存中的父亲是延彬、祖父是杨业,到底有什么证据,请拿出来,让大家评论评论。如果没有证据,而出于编造,也请说明情况,予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



[] 杨沂中后来改名存中,不知者容易误认为是两个人,故标题改用存中,本文一般情况下都称之为存中。

[]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非有斋类稿》五十卷,给事中吴兴刘一止行简撰。宣和三年进士,居琐闼仅百余日,忤秦桧罢去,闲居十余年,以次对,致仕,桧死,被召,力辞,进杂学士而终,年八十二,时绍兴庚辰。”

[]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三。

[] 《苕溪集》卷五五“诰词”。

[] 《刘公行状》:“乡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志墓,乃以为荣。其为制造,明白有体……在词掖数月,人争传颂。”

[]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富弼家族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 生前头衔全同,死后赠官基本相同,仅“贵”字与“光”字有异,原因待考。

[] (宋)张抡:“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食邑六千一百户实封二千户陇西郡开国公致仕赠开府仪同三司李行状》,宋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二四。

[] “父”为“祖”之误,“刘一正”为“刘一止”之误。

[] 《阁学刘公行状》、《要录》卷一六三,《玉海》卷五九。

仅有个别字出入,如“鏖战腥膻,冞践邱卤”,《建康志》引作“鏖战疆场,蹂践斥卤”。

()欧阳修:《文忠集》卷三一《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司马光:《传家集》卷七七。

(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二一《宋杨忠毅公神道碑》跋。

集》卷十三。

《湖广通志》卷七三。

《宋史》卷三六七,第11445页。

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髯阉”:“《周益公日记》云:杨存中,人号为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载刘共甫云:范伯达尝目存中为髯阉,谓形则髯,其所为则阉也。”明顾起元《说略》卷二四,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二二均有类似记载。

《宋史》本传:“高宗假借诸将,眷存中尤深,尝曰:‘朕于存中抚绥之过于兄弟。’”

《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有三年十月壬午,“时秦桧秉政久,而张俊、杨存中为桧所厚”。



[1] 《要录》卷一四三: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二十九日),“诏飞赐死,命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存中莅其刑”。注:“飞死于狱中,枭其手。市人闻之凄惨,有堕泪者。”“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将兵防护。”《朝野遗迹》:“岳飞……其毙于狱也……拉胁而殂。”(陆楫《古今说海》卷88

[2] 《要录》卷一四三: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二十九日)注:“岳飞、张宪家属分送广南福建路州军拘所管,月具存亡闻奏,编配人并岳飞家属并令杨沂中、俞俟,其张宪家属令王贵、汪叔詹,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

[3] 《宋会要》职官7035:绍兴十二年(1142)正月“十四日,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并罢。岳飞之狱既具,寺官聚断,若朴等许喧力争,以众议为非,务于从轻,以臣僚上言,故有是命”。

[4] 如绍兴元年(1131)三月的筠州之战,便是岳飞、杨共同参与的。见《要录》卷四三。

[5] 岳案中,秦有两大帮手。其一张俊,帮秦桧解除了岳飞兵力,秦桧诺将来把军权全给他,事后,秦感到此人声望高,难驾驭,不到一年就让他退休了。其二,万俟卨,是岳案的主审官,事后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但仅仅半年,就把他免了。

[6] 《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有四年三月辛酉。

[7] 《宋史》卷三四,第656页,《宋史全文》卷二六上。淳熙元年(1174)七月己未,杨倓签书枢密院事,由于能力太差,仅三个多月就下台了。

[8] 《野老纪闻》:“秦相桧……季违豫,三衙杨存中,成闵、赵密往问疾,召入室中,欸语久之,言及近日表勋酒颇佳,表勋,赐酒名也,各赐两器,皆降阶谢。”(宋王楙《野客丛书》附录)

[9] 《宋史》本传:“乾道元年(1165)班师,加昭庆节度使,复奉祠。时兴屯田,存中献私田在楚州者三万九千亩。”

[10]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

[11] (宋)周必大:《南归录》:乾道壬辰(八年,1172)二月丙寅,“赵尉送囤村贡余,盖杨存中郡王坊所造,闻岁贡两宫各万瓶。”(《文忠集》卷一七一)

[12]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一。

[13] 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当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为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建瓦舍,招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其后修内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游艺,今其屋在城外者,多隶殿前司,城中者隶修内司。”(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有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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