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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历史文化产业初探

2014-03-11 09:05:38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178
内容提要:历史文化产业是按照所依托的历史文化而形成的文化产业类型。历史悠久,文化辉煌灿烂,形成丰富而极具吸引力的历史文化资源的陕北地区,具有发展历史文化产业非常优越的条件。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  赵东

 

历史文化产业是按照所依托的历史文化而形成的文化产业类型。历史悠久,文化辉煌灿烂,形成丰富而极具吸引力的历史文化资源的陕北地区,具有发展历史文化产业非常优越的条件。陕北历史文化产业包括遗址文物产业、民族文化产业、名人文化产业和红色文化产业等类型。历史文化旅游产业仅仅是陕北历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陕北还可以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陕北出版图书音像业、广播影视业、历史文化艺术业、会展广告业、网络游戏业以及其他各类历史文化相关产业。

 

一、历史文化产业与陕北历史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近年来我国的新兴的产业,被称为“朝阳产业”与“黄金产业”。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号召推动下,各地纷纷摩拳擦掌。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条件。历史文化产业就是按照文化产业发展中所依托利用的文化资源状况而形成的文化产业类型,是指“通过开发利用文化历史资源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①]2004年,国家统计局按照部门管理需要和文化活动的特点分成的九大门类文化产业大多与历史文化产业密切相关。

历史文化产业中历史文化资源是关键所在。对于什么是历史文化资源,学界争论不已,而向志学、向东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人物历史文化资源是指“人类历史文化遗存诸多实体中具有独特功能、现代资财价值、能够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甚至进行扬弃升华的部分”[②]。历史文化资源按其形态可以分为有形历史文化资源和无形历史文化资源,也可以称为物质历史文化资源和精神历史文化资源。吕庆华博士把文化资源按照其历时性划分为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资源。[③]实际上这些都采用了“泛历史”的方法,亦如“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按照“泛历史”方法,民俗、宗教等很多文化资源都可以归入历史文化资源。然而文化产业是要面向大众的,真正在大众印象中深刻的“历史”,一般无非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主要三要素:人、事、物。这样,历史文化资源便可以划分为历史人物文化资源、历史事件文化资源、历史文物文化资源。根据不同人物、事件、文物在历史上的影响程度,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所能开发的文化产业不同,影响越大,可开发的程度就越大。

陕北,是陕西三大地理单元之一,地处黄土高原中心地带,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和甘肃、宁夏接壤,北与内蒙古毗邻,南和本省关中连接,包括榆林、延安两个地区的所有区县以及铜川县的宜君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陕北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发展历史文化产业有着很大的优势。结合前述对历史文化产业的讨论,陕北历史文化产业即是指通过开发利用陕北历史文化资源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联的活动的集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共享性,开发利用陕北历史文化资源发展陕北历史文化产业,可以在陕北地区以内,也可以在陕北地区以外。当然,陕北地区以内有着巨大的地理条件优势以及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极度熟悉,发展陕北历史文化产业更多的还应该是在陕北地区。

 

二、陕北历史文化产业类型

 

从距今约3-5万年前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晚期智人“黄龙人”到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培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陕北历史悠久而辉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结合陕北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凸显状况,大致可以发展为遗址文物产业、民族文化产业、名人文化产业和红色文化产业等文化产业类型。由于历史文化内涵的错综复杂,这些文化产业类型又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不一定很清晰。

(一)遗址文物产业

遗址文物产业,主要是指依托利用现存历史文化遗址、文物,通过展览参观、制作相关文化产品或提供相关文化服务。“陕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源头之一”[④],这里留下了丰富的反映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遗址文物。陕北黄陵县黄帝陵闻名于海内外,最晚在汉武帝时已经存在,并得到汉代国家承认。唐大历五年(770),代宗批准鄜坊节度使臧希让,将坊州(今黄陵县)桥山列为国家祀典。黄帝陵目前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陕北有多处秦直道遗址,保留最长处有几百米,路面最宽处可达60米,秦、汉、隋、金、明历代陆续修补长城,蜿蜒贯穿陕北北部全境,至今长城上的古城堡、望台到处可见。榆林镇北台号称“万里长城第一台”,是明长城规模最为宏大、气势最为磅礴的建筑之一,与山海关、嘉峪关并称长城三大景观。项羽入关后封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高奴城即今延安城东2公里处的尹家沟城,至今部分城墙尚保存完好,并在城内出土了许多秦汉青铜器和陶器等。陕北各地还陆续发现了大量的东汉画像石,有“放牧图”、“牛耕图”、“ 捡粪图”、“收割图”、“狩猎图”等。这些遗址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陕北发展隶属第文化产业的珍贵文化资源。

(二)民族文化产业

与云南、内蒙古等省区主要开打利用当代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不同,陕北名族文化产业主要开发利用的是历史上的民族文化资源。尽管今天陕北地区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口,但是,陕北自古却是一个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⑤]公元406年,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发民夫10万,营建了统万城。统万城旧址就在陕北靖边县白城子。鲜卑人宇文泰在西魏末年赴夏州(治所早统万城)任刺史,从此以陕北为根据地,西北阻遏突厥,东向以争天下,奠定了周隋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西夏王朝大业的党项羌李氏正是以陕北为根据地,一步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对于陕北历史上的这些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充分运用文化产业理念,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陕北民族文化产业,相信更会投射出无穷的魅力。

(三)名人文化产业

名人文化产业,是指利用名人文化效应形成的文化产业。名人文化是一种地方历史、社会、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地方文化的精华部分,是文化产业弥足珍贵的资源。[⑥]名人文化中,名人可以是当代名人,当更多是历史名人。除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皇帝这圣人级的名人以及众所历史上少数民族杰出领袖外,在陕北生长和生活过的历史名人数不胜数。“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曾在母国今陕北延安一带流亡12年,至今子长县尚有一小川名重耳川。战国时期,魏国在陕北设河西郡,著名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吴起为西河守,今陕北吴起县正是因吴起而来。秦太子扶苏,因反对始皇帝“焚书坑儒”的残暴政策,被贬上郡(今绥德)为监军,与大将军蒙恬镇守边关,胡亥为帝后,扶苏被赐死,葬于今绥德县老城区疏蜀山顶。在宋与夏、辽、金、元的对峙冲突中,陕北涌现了众多文臣武将,尤其是杨家将、折家将、李贤忠、韩世忠等更成为陕北人永远的骄傲。宋代范仲淹、沈括曾在陕北筑寨设堡、驻军把守,至今遗址犹存,明末高迎详、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英雄在这里举起了义旗,推翻了明王朝统治。近现代史上,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先驱为改造这块土地,救民于水火,前仆后继。围绕这些名人,可以做足文化产业文章。名人文化产业包括对陕北圣贤先祖祭祀,开发名人故居、墓园、名人品牌,策划名人图书、创作名人影视戏曲等一系列文化产业。

(四)红色文化产业

红色文化产业,是指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而形成的特殊文化产业。红色文化产业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革命历程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形态、规章制度和红色风情等。[⑦]1935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踏上陕北,在这里生活斗争了13个春秋,指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开展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以坚定的理想信仰、不懈的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毛泽东选集》158篇,其中112篇都是在陕北写作的。[⑧]红色文化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红色文化产业可以成为陕北新的经济增长点。陕北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在陕北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既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又有利于把红色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红色文化产业,除了发展红色旅游业外,还要将红色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音像制品、会展广告、网络服务、策划展览、体育竞技等行业之中,形成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产业链,使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几乎遍布陕北,红色文化产业应该是陕北历史文化产业中的支柱性产业。

 

三、陕北历史文化产业与历史文化旅游产业

 

陕北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而且知名度高,尤其是黄帝陵和革命圣地延安。陕北历史文化产业中的历史文化旅游业起步相对较早,但纵观整个陕北历史文化产业以及与当前其他地区的发展状况,难免有些令人失望。陕北必须下大力气研发、发展历史文化产业。在研究发展陕北历史文化产业过程中,很有必要探讨历史文化产业与厉害文化旅游产业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清楚的认识,使得陕北已有的历史文化旅游业升级换代,进一步大力发展陕北历史文化产业。

在文化产业中,历史文化产业最容易和旅游产业相混淆。一种情况是把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和历史文化产业并驾齐驱,两者成了不同部门,认为两者需要互动融合发展;另一种情况则认为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就是历史文化产业,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就是发展历史文化产业,谈到历史文化资源仅仅想到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通过中国知网搜索以及笔者掌握的情况,持前一种观点者有80多人,持后一种观点者有100多人。之所以如此,与认识者的学科背景有关,这些学者多来自于单纯经济管理、旅游学或历史学科,缺乏文化产业学的全新视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把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该组织还归纳文化产业至少包括以下行业:影视业、音像业、广告业、咨询业、网络业、出版业、文化旅游业、文化娱乐业等。[⑨]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文化产业包括的行业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归纳相差不多,也都把文化旅游业归入文化产业。

我国的文化产业理论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分类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都把旅游业归入文化产业。2004年国家统计局印发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文化产业包括九大类:一是新闻服务业,二是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业,三是广播电视电影服务业,四是文化艺术服务业,五是网络文化服务业,六是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七是其他文化服务业,八是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九是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其中第六大类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包括旅游文化服务和娱乐文化服务,旅游文化服务包括旅行社、风景名胜区管理、公园管理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

根据文化产业理论、感念内涵以及国际国内文化产业分类,文化产业都包括旅游产业,在从属关系上,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以此类推,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应该是历史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历史文化产业除了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外,还包括历史文化新闻、出版发行和版权、广播影视、历史文化艺术、网络游戏、历史文化相关产业等。因此,不应该是历史文化旅游产业与历史文化产业互动融合发展,而应该是历史文化旅游产业与其他历史文化产业互动融合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产业也仅仅是历史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然,由于历史文化产业资源的深厚内涵、特有魅力而极容易成为旅游吸引物,最容易进行旅游业开发,使得历史文化产业最容易表现为历史文化旅游产业。目前,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地区大多也主要在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产业。但从这个层面上也最多只能说,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在历史文化产业中占有不同一般的地位。

媒体而言,对于历史文化产业与历史文化旅游产业的辨析,很多人还搞不清楚。在发展陕北温爱华产业、历史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辨析清楚历史文化产业与历史文化旅游产业极其重要。同整个业界一样,陕北历史文化旅游产业是历史文化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陕北除了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外,还可以利用其大力发展陕北历史文化的出版发行和版权、广播影视、历史文化艺术、会展广告、网络游戏以及其他各类历史文化相关产业。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陕军东征”中作家高建群创作的《最后一个匈奴》,正是依托陕北匈奴历史文化的底蕴而引起轰动。近年来江西的“红歌会”文化产业模式也很值得借鉴发展,因为陕北的红色文化资源远远超过江西。借鉴无锡的影视城模式,也可以从做大做强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入手,并以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和其他历史文化产业相互融合发展,毕竟陕北历史文化旅游在外界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历史文化旅游业就以黄帝陵和革命圣地延安而知名,曾经创造了陕北经济发展的大好佳绩,但是由于配套开发不足,旅游产品比较简单,缺乏多样性,加之外地产业理念的先进,开发力度大,是的陕北历史文化旅游业已经有落后趋势。面对如今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的汹涌大潮,陕北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就必须走历史文化产业途径,做大旅游、大产业,而不能再局限在旅游产业的圈子里。例如,黄帝陵就必须加大文化产业开发力度,使其不再停留在旅游产业的低浅层次,需要运用文化产业的全新理念整合开发,围绕黄帝陵,建设皇帝文化产业园,以祭祀皇帝位核心,运作一系列相关皇帝的文化产业项目。



[] 赵东:《试论历史文化产业在陕西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载于《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 向志学、向东:《谈谈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3期。

[] 吕庆华:《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版,第50页。

[] 袁占钊:《陕北历史文化——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载于《华夏文化》1994年第1期。

[] 吕廷文:《浅议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的文化》,载《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 张莉芹:《焦作市名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浅析》,载《企业技术开发》2009年第11期。

[] 万生更:《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价值探析》,《理论导刊》2010年第4期。

[] 袁占钊:《陕北文化——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 刘玉珠、柳士法:《文化市场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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