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谷战役

 

陈家谷战役可以说是岐沟关战役的余波。宋军西路北伐部队撤回代州之际，辽就策动反攻，准备收复原来丧失的州县。《辽史》记载西路主将耶律斜轸在五月时击破宋军，克复蔚州(今山西蔚县)。六月底，辽圣宗以节度使耶律毗哥、翰林学士邢抱朴为云州宣谕招抚使。斜轸继奏“追奔逐北，至飞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杀守城吏卒千余人”。斜轸越过较近的应州，而先取较远的寰州，控制雁门外交通要道，造成宋军新复的云(今山西大同)、应(应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等州都有被切断与后方联系的危险。加上宋军西线主力已回代州，雁门外没有强大兵力，因此上述州郡的得而復失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若宋廷能坐视各州陷没，那么这一仗也不是非打不可。然而宋在那些州县都已设置了大批行政人员，还有那些曾协助宋军攻城掠地的边民百姓，从政治的立场来看不能撒手不管。於是发下来的诏书，便下令“徙云、朔、寰、应四州民，诏潘美、杨业等以所部兵护送之”。

可是从战略角度来看，以上决定迟至七月才作出，时间上很不适当。若要撤退四州吏民，应在夏季令田重进归定州，潘美、杨业归代州的同一时间进行，就便令大军掩护吏民入塞，那样政治和军事的步调比较一致。但太宗却没有那样做，反而让没有大军掩护的四个州暴露在外。到辽军反攻势如破竹，才另发动一个掩护撤退的战役。他为何作出这样模稜两可的措施，原因不明。也许是为了示以镇静，保留一点政治筹码；也许是还未明确转入战略防御的方针；也许是还想保留一些将来反攻的据点。但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了最高决策对败局的理解不足，对保留代北四州存有较大期望。

当西线主力已归代州，而耶律斜轸又夺回寰州时，撤退四州吏民的风险已比原先大为增加。为了如此有限的政治目的，是否值得让野战部队去冒日以增加的战斗风险，是一个问题。固然，不救四州吏民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威信，但为此而令野战部队承受较大的风险，似乎也欠明智。盖言之，让陈家谷悲剧上演的不全是一两个奸臣庸将，宋廷最高决策要负上一定责任------不能在局势恶化时下定撤退的决心，导致后来政治和军事考虑的矛盾激化，左右为难。

一支军队既必须在一个不利的战略形势出击，那么只有寄望于完善的战役法及有效的战术协同，始可扭转败局。首先论战役法方面。宋太宗并没有为这次战役行动的手段下达明确指示，战役计划要由各方面主将们开会决定。从杨业的主张，可以看到从雁门通往代北的要道不止一条，如有妥善办法，要避免和辽军决战还是办得到的。杨业的计划是这样：“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出城，直入石碣谷”。杨业一开始就指出战役目标的有限性，“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而不是要和契丹决战。因此一个佯攻作战已足以达成任务。从“引兵出大石路”和“我师次应州”来看，大石路是代州通向应州的一条小径。杨业以应州为虚攻目标，十分得当。因为耶律斜轸越过应州而直取寰州，虽可隔断代北四州在外，但他本身的后路也很容易受到威胁。从蔚州至寰州的直线距离，未计山路，已超过一百公里，斜轸敢于作如此的纵深切入，可能是看到宋人在代北已没有主力部队。但杨业兵出应州的话，他为了后路安全，悉兵来拒的可能性很大。斜轸的兵力和注意力既被吸引在应州，云、朔二州的吏民就可趁机脱身。这是杨业的妙算。

当然杨业的计划并不是无可置喙。云州距离最远，其吏民如要在宋辽两军在应州对峙时乘虚奔入宋境，必须要在宋军自代州出发时先行弃城南进，即所谓“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但如果耶律斜轸的情报效率够高，在杨业到达应州前就已经收到云州吏民弃城南进的线报，亦即假动作还末被知悉时真实的意图已经表露，他就未必会再受宋军的佯攻所蒙蔽。“先入为主”或情报分析学上所谓“思想抛锚” (anchor of thinking) ，是实施战略欺骗(strategic deception)的关键。对方误信假情报在先，真相才易於掩饰。对方若收到真消息在先，假消息在后，那样欺骗的效果就很难逆料。再说，这项计划的成功是以时间配合为先决条件的，任何一路太快或太慢的行动都会影响协调。越复杂、行动的单位越多、越倚重时间性的作战计划，越容易因组织故障而失误，亦即是说“组织风险”越大。

然而纵使杨业的方案存在一定的漏洞，和负上较大组织风险，还是要比正面出击为好，起码可以避免或减低战斗风险。由于出击应州只是佯攻，只要将辽军吸引住，不必定求战胜都可以完成任务。那样他的战术手段便有较大弹性―――他可以在应州稍战即退，或者高壘深沟，拖延时日。相反，监军王侁所提出的计划，则具有较大的战斗风险。他指杨业“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认为“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朔州）”。这里没有提及云、应二州吏民如何撤退。但且不论云、应事势如何，即使要到达朔州，也还不易。耶律斜轸近在寰州，中途加以邀击的可能性很大。更可虑的是：强敌在前，不战胜无以夺路，也就更没法把朔州吏民接回。换言之，按照王侁的方案，撤退吏民的战役任务，必须仰赖一个战术决战的胜利来完成。杨业认为获得这种胜利的机会微乎其微，简直是“必败之势也”。然而都部署潘美却支持王侁，杨业唯有自言“业当死于敌”，引兵“自石峡路趋朔州”。临行时他请潘美在陈家谷口接应，“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夾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杨业知道自己的战略方案不被采纳，很可能陷入困境，唯有寄望于战术部署―――陈家谷口的步兵、强弩或能扭转败局。

可是宋军的战术运作也比他的想像要糟。首先，他的对手耶律斜轸也作了一套部署。“斜轸闻杨继业（即杨业）出兵，令萧挞凜伏兵于路。明旦，继业兵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这段记载文字不多，却全面扼要地把当天交战的先后阶段描划出来，比宋人记载和《辽史》其他段落都要齐全。在会战初期，耶律斜轸诈败而退，杨业在表面上占了上风。可是当伏兵大起之际，斜轸反攻，杨业于是败走。在这段文字表面看来，杨业的表现和一个无谋之将毫无分别，轻易的落入圈套。可是早在980年，他和潘美以类似手段于雁门西径击败十万辽师。自雁门之捷，契丹兵马“望见业旗即引去”。按理说杨业对埋伏计不能算外行，却还中了埋伏。可是从严格角度来看，杨业所拥有的战术弹性其实很少，而这是其所执行的战役计划所决定的。如上所述，宋军取雁门北川大路和辽军正面对敌，杨业不能战胜斜轸就难以夺路而前。加上王侁的冷言冷语，越发使他有进无退。因此杨业中伏而败，实有无可奈何的一面。

正当杨业和辽军交锋的时候，潘美和王侁却率部离开了陈家谷口。首先是王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敌败走。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开谷口，美不能制，……俄闻业败，即麾兵卻走”。黄昏时，杨业退回陈家谷口，望见无人，于是大哭，反身力战，结果在狼牙村中箭被擒，三日不食而死。他的部下据说全部战死，无人生还。（参图）

中国民间，特别是有关杨业一门的戏曲、小说、好将陈家谷战役描绘成一场残酷的人事斗争——潘美并非不知此战必败，但却故意逼着杨业败死。近年来一些杨家将的传记，也倾向这种看法。无可否认，杨业的败死有着人事倾轧的因素在内。《长编》引述杨业遗言：“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异地！”自是这种看法的由来。

潘美和王侁固然妒忌杨业，但若将整个陈家谷战役――从策划到撤走援兵―――都看成有意逼死杨业的一个过程，恐怕不是持平之论。潘美为都部署，杨业知代州，王侁是监军，这三个人的利害并不完全冲突。杨业战胜了，潘美和王侁都有机会分享他的战功，有论者指出在雍熙北伐时杨业的战功多为潘美冒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必然构成害死杨业的动机。相反，如果潘美要靠杨业为自己打胜仗，那样他更不应该逼死杨业。就潘美的个人利益来看，杨业是他手下头号勇将，他可以不采纳其任何主张，甚至冒去他的功劳，但却看不出有甚么必要逼他非死不可。

有的论著认为潘美撤走陈家谷援兵是为了逼死杨业，进而认为宋人官方的记载属于事后的文饰之辞，这也未必尽然。《长编》说：

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已，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敌败走。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开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

换言之，援兵离开谷口是以为敌人败走，于是前行了二十里，发觉杨业已败，才麾兵退走。这段话无疑有多少文饰意味，如“美不能制”，便有卸责于王侁一人之嫌。沿灰河“西南二十里”也属可圈可点，因宋军似不应沿西南方向进军，但这须考出所谓灰河之方位及其走向才能进一步加以论断。不过，其中王侁“以为敌败走”，及“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却很符合《辽史》的记载。斜轸曾先行诈败，这可以给王侁登高远望，以为敌军败走下一个很好的注脚。及后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于是潘美、王侁亦皆退走，而放弃在陈家谷口夾击的机会了。杨业走到谷口发现空无一人，自产生强烈的被出卖感觉。可是《长编》所载纯属潘、王事后的饰辞，还是大致可信？就陈家谷战役的记载来看，潘美以为敌军败退而离开陈家谷口，却同《辽史》记载当日曾经诈败相契合，虽难作最后论断，但可能反映了某一程度的真实。

总之，陈家谷战役和岐沟关战役不同。后者有收复燕云的远大战略目标，从而使宋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战斗风险；而战斗风险能否减低，端赖精心策划的战役计划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但陈家谷战役只是为了非常有限的战略目标（撤退四州吏民），即承担很大的战斗风险，其战役计划也缺乏弹性，再加上战术协同失误和人事倾轧，因此失败殊属人为。更重要的是，撤退时机的延误，出击计划的草率和协同夾击的失误，都完全表现出宋军战略、战役和战术上的轻敌浪战——对局势认识不清，因而轻率地下进击命令。可是陈家谷的悲剧，虽然反映了杨业见解的正确，但并没有带来普遍的醒觉，出击的意图时而复现。

(本文选自曾瑞龙(1960---2003)《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一书。作者生前为香港中文大学宋史专家、美国阿里桑拿大学哲学博士，代表作有《宋朝史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