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与麟州杨氏的关系和结局

 

唐宋边地麟州的州城，后世民间叫杨家城，(今陕西省神木县)，是北宋“杨家将”主要人物杨业的家乡。以杨业祖孙三代为主的杨家将是麟州杨氏家族中走出河西家乡的一支在河东抗辽战场上忠勇善战，功勋卓著，因此而驰名古今的英雄群体。所以，说麟州，谈杨家将，不会离开对赵宋王朝的陈述。特别是杨家将与宋王朝之间的关系，历来文艺的创作多于史籍记载。对其历史人物和事件，后世评述多多，成文成著者屡见不鲜。不过就宋王朝而言，主要有三方面受人关注：一是外交屈辱；二是皇帝与奸臣勾结；三是社会文化仍有发展，唐宋“八大家”宋有其六。因此，民间既有“窝囊宋”的流言，又有“忠臣良将出宋世”的说法。甚至还有人说它是个“超前的王朝”，很了不起。总之，褒贬不一，各依不同角度说是非，都各有自己的道理。我这里仅就宋王朝对麟州杨家即皇帝与臣民之间的事粗陈管见。说得是历史，也牵扯到些传说和戏剧小说中的事。

一、赵宋王朝立国不正

在我们中国，不管是哪一个时代，能代表大众公益的行为就叫“正义”。正义的精神来之于“正气”。古往今来，国家或个人，都有一种主导自身行为的思想方法，哲学上称之为“意识形态”。它确定着任何一个大群体(国家、王朝、宗教、党派以及其他社会集团等等）的立世之本和小至个人的人品素质。不同时代，社会的道德标准不同。不同的人群，又各有自己的意识。从远古的“图腾”到现代党派的“主义”，无不如此。所以，立国、立教、建党或个人创业，一开始打什么主意，非常重要，对其前途有确定轨道的作用。初建时的正气还是歪风，决定了它日后的里程。赵宋王朝的开国二帝(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在立国之初就没有给这个帝国建立起可以服众的正气来。

我们没有理由用今天的观点来指责古人。可是我们可以按古代当时的社会民意来评述是非。在祖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论是哪一个王朝，儒家的“天地君亲师”和“仁义道德”，都是万众公认的，也是当时确实可以统一民意的“人生理论”。所谓“正”与“不正”，当时当代的社会道德就是衡量事物的标准。

唐末五代十国期间的长期战乱，使中原民不聊生，人民盼望着再出现个像唐朝那样统一的国家，有个安定的人生环境。然而，四分五裂的各个军阀小朝廷，都想扩地称霸，可又都无能为力，大多自身不保。石敬瑭想凭投靠契丹，借外力来巩固自己的帝位，割（燕云十六州）地求和，称臣于北国，结果当“儿皇帝”落下了千古骂名（这就是立国不正），仍然以他哪个王朝的短命而告终。北汉王朝刘崇接受了这个教训，对契丹采取“兵来将挡”的邻邦外交，有和有战，反倒维持了比后晋、后汉都长一点儿的寿命。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麟州的“杨业弱冠事刘崇”①，所起到的(拒敌保朝)历史作用。

“五代”是梁、唐、晋、汉、周，5个相继的短命王朝。为了区别于同名称的前朝，史家给他们都加了个“后”字。本来后周世宗柴荣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认定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原大国，必须解除北国南犯，于959年挥帅北伐。时，契丹立国，已称大辽。柴荣出兵仅42天，就“克服了燕南失地”②。只惜正当幽州也将指日可破的最紧要时刻，他忽然病倒，全军只好后撤，军权落到他的得力战将赵匡胤手中。赵匡胤随即忙于帝位的继承，急行策划了“黄袍加身”。并将柴荣先堵北国，收复失地的策略改为“先南后北”，“先挑捡容易吃”的用兵方法。赵匡胤有谋略，是帅才，南方都是些力量不大的小朝廷，故迅速推进，相继夺取。不过这样一来，虽然加快了统一的时间，却失去了中原王朝十世纪中叶收复燕云失地的最佳时机。这就给周后继续的宋王朝埋下了日后北边一直不安定的祸根。

赵匡胤继周立宋，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过渡，在后周孤儿寡妇面前是一次未动武力的政变。赵氏执政以后，社会各方面也都显示出由乱到治的欣欣向荣。然而，由于他是周世宗柴荣的爱将宠臣，所以尽管他怎么温和地有能力地接替了后周的“天下”，按封建王朝时代的礼教，仍然不是尧舜的“禅让”，而是为臣子的叛君行为。所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事实上还是灭周立宋的“篡位”。属于那个时代的大逆不道之举。对当时发生的这样事件，依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篡位就不是“正道”。这也就给他身后的帝位争夺，留下了个“只要是为争到或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就可以不择手段地，那怕是有损于国家民意，或背着良心和亲情，也要为自己（皇帝个人）保朝”的前例。这也就顺势导致了皇上要保的是帝位与万民要求国家统一和强大的利害关系发生了表面一致，实际两离分的矛盾。因此人物忠奸也发生了不同的认定。潘美是宋太宗的忠臣，秦桧是南宋高宗的忠臣。而在民众的心目中，潘（仁）美、秦桧都是千古罪人，唯有抵抗外来入侵的（北宋）“杨家将”和（南宋）“岳家军”，才是忠勇保国的英雄。这种表面看不到，实际久存在的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利害冲突一直纵贯南北两宋。中间虽也有过如仁宗、孝宗等几个皇帝的复兴之期，可是由于总体上国风不正，皇家民家利害分裂，换一个皇帝又是贼臣当道，民无导航之力。抗战派的正气一次次被打下去，即便取得一些成就，打了胜仗，也反而成了那些愿当“儿皇帝”“侄皇帝”的皇帝，向北朝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赵宋王朝留给历史的，没有记载的事实是，为了夺政，宋太祖不讲君臣之道，宋太宗不顾弟兄之情。更有那个南宋的高宗赵构，唯恐亲生的父亲回来没他的“座位”，管什么“子孙孝道”?宁肯俯首投降，称臣于金，也不想听岳飞的“迎还二帝”。如此种种，皆因立国不正。

二、在处理杨业后事上宋太宗口是心非，执法徇私。

杨业兵败陈家谷，明明白白是被迫上阵，遭潘美陷害。可是，后来却有那么多说法来为宋太宗解释事因，为潘美掩饰罪责。甚至今天还有人认为：说潘美陷害了杨业，是“千古奇冤”，潘美是“好人”。同样，直到今天还有人想把主犯推到王侁、刘文裕身上。其实，只要客观上存在过的事，对历史来说，任凭谁巧做遮盖或故意造假都无济于事。也许能混过一时，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仍将漏洞百出。除了那些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后来的人不会有谁再给潘美之类的误国之贼弥补过失。因为历史是非，到了后世的民间才会有真正的澄清之日。潘美为什么要陷害杨业？为什么潘美、王侁、刘文裕等人他们敢陷害杨业？这个责任归根结底是宋太宗内心中对杨业的态度问题。近来，著名历史学家张其凡先生对杨业之死有新考，我认为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英勇无敌的杨业，终是宋廷（觉着的）心腹之患，侯莫陈利用迫死杨业，或许正是在完成太宗的秘密任务?!”(文见《杨家将文化》总17期)，不过，我还认为，王侁、刘文裕也好，郭超、侯莫陈利用也罢，尽管宋太宗对他们哪一个“力加庇护”，他人不敢多言。可是他们这些“中贵”，都没有承担如此重大罪责的资格。因为当时的潘美既有责任也有能力制止他们而没有制止。人们应该知道，正当集权初兴时的帝王，正是至高无上之时，违其意者，你有一千条理由也叫“欺君”。欺君是什么后果？潘、王、刘、郭、侯哪个不明白，何况这又是涉及朝政的军国大事。尤其是最善于猜察“上意”的皇家近臣，每出一言都会掂量，岂敢那么胆大妄为对马上就要出征的大将用“莫非有他志乎”来侮辱其志?把本来是战术方案的争议变成饱含着敌意的对立矛盾进行攻击和伤害。有人说这是“激将法”。然而，如此先挫自己阵将锐气的“激将”，对谁有利?而久经战场烟火的潘美面前，出现低庸到如此地步的“激将”，他能看不到这样对出师不利?不加制止?反而纵容地从其所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更应该看到，侯莫陈利用对宋太宗的了解，以及他和太宗的关系，都没有超过潘美。再论军威和智谋，他们哪一个也不是潘美的对手。所以说，陷害杨业的主犯还是潘美。从这方面深察之，张其凡先生判断说他们这些中贵“或许正是完成太宗的秘密任务，我认为是十分准确的。可知杨业之死的根子还在朝廷对麟州杨家的关系问题上，这就得先从宋太宗的为人说起。

宋太宗赵光义是宋王朝开国之君太祖赵匡胤的亲弟弟。他们虽是亲弟兄，可在治国理军方面其弟远不如其兄具有雄才大略。只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时刻担心着别人用他们取得政权的同样方式来夺取自己的皇帝位。然而，赵匡胤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亲弟弟正是这个角色。所用之法，也就是利用特殊的亲近关系。不过手段却不是“和平”的。

“烛影斧声”是宋王朝开国第一大案，史家称之为“杀兄夺位的惊天迷案”。这个案子发生在公元976年10月19日的深夜，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被人谋杀。由于事发现场就在皇宫内寝殿里，当时无人敢接近，所以作案过程不明，才被人称作“迷案”。而作案现场只有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可见除受害人之外，犯罪嫌疑人“无二”。因为这个杀人案，虽然实存，却事出皇家，无人真作追究，也就不了了之给后人留成“迷团”。其实这个所谓的“千古迷团”早被世人破解。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中，已清其案框架，但总怕他当时的皇上疑他有“犯上”心理而用语十分谨慎。可是，一代代的后人不容。今封建时代早已消失，谁还会再顾忌什么皇帝老子。所以，现代有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宋史研究专家，在他的《我是宋朝人》的著作中，铁脸明言：“赵光义在谋杀了亲兄赵匡胤之后，随即夺得皇帝位，控制现场，不许立案，不许调查。在他做皇帝的22年中间，更是组织班子，检修史书、制造舆论、吹捧自己，对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记载，尽力加以销毁”③。作者作此结论十分细致，他在书中列《烛影斧声》为一专目，力举历来诸书有关考证，用大量史实进行了分析破解。还告诉人们，赵光义杀兄之后，接着又害死赵德芳、赵德昭、赵廷美，并且逼疯了大儿子元佐。他这样做的行为也影响了家人，他的二儿子元禧27岁就被小妾下药酒毒死。所以后人评论赵家皇帝，说他们“这个家庭就有以毒药夺死人的传统”。还说“宋太宗是个杀了人还去吊孝的人”。这就是宋太宗的为人。而麟州杨氏，不论是河西的杨重勋(杨业之弟)还是河东杨业归宋，都在赵光义为皇上的这个历史阶段中。

由此可见，《宋史·杨业传》所载杨业陈家谷殉职之后，太宗所下诏中“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之词，看起来确有“闻之痛惜”之意，其实根据近世杨家将问题专家余嘉锡先生多方考证，扎实研究，杨业在陈家谷战殁之后，并没有得到朝廷及时的抚恤，后来所得是申雪后的事。按《宋会要》所记，“业以观察使列节”，可是所给的待遇却非如此。那么事后为杨业“申雪”的人是谁呢?余老前辈按清光绪十年山西《岢岚州志》所记，“有杨业妻折氏，(注云)折氏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书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有人说这是地方史志，后人所言，不足为凭。然而杨业妻是府州刺使折德扆女，这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是谁想不想承认的事。至于戏剧小说中的“佘太君”，后世人以杨业妻为指像，对她怎么进行描绘，那是艺术领域内塑造的形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原本就不是一码事。所以我们不能因拟塑的“假”而否定真实的真。

对杨业之死申雪的事，张其凡先生的新考很有突破。他通过北宋名臣张咏的诗进行了说服力很强的论证，指出“杨业为‘奸臣’陷害，赖刘吉冒死上疏，才为之辩白，证实其‘忠赤’的”。可见，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还认为，刘吉敢于“冒死雪忠臣”的时候，朝廷内外对杨业死于陈家谷疑其有冤已成气候，宋太宗才不得不让刘吉去河东调查的。否则刘吉虽有冒死之胆，也没有可为之申雪的条件。因为他也是“降将”，自身难保，绝不会先出这个头。所以，真正处于绝境也要为之申雪的，还是先起于家人。故而，“为夫申辩护死之由”的人，正应该是杨业的妻子折氏太君。作为当时的真实事件，业妻折氏因丈夫被陷害有冤，怎能无动于衷。何况陈家谷那么多阵亡将士的家属，谁肯善罢甘休。

宋太宗如能正确处理此事：按军法，潘美身为主帅，对杨业“潜上谤书”于前，逼迫上阵于后，更可恶的是“群帅败约”知死不救，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搞个人意气，人为地导致“宋军全军覆没”。如此严重地破坏了军纪，违犯了军令，按那个时代的“王法”，你不斩他何以服众?可是宋太宗从得帝位到安边定国，包括使用杨业，他与潘美之间一直是议定决策的关系。所以要他法办潘美，他内心有难言之隐。他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比起三国时代的孔明“挥泪斩马谡”，宋朝皇帝由于有隐私，执法能力与之相差太远!

再按政务说，这么重大的事件，事发后，潘美等竞敢“欲掩其事”，迟迟拖延，没有及时把真像上报?这绝不仅仅是失职问题，就按封建时代一般执法的常例而言，也属“欺君”瞒上。可是为什么，为人一贯心狠手辣的赵光义，在这里却一反常态，前遮后掩为臣下开脱?所谓“降三官”也不过就是耍个“花样”，蒙人耳目罢了，时不久他们还不是又都“官复原职”或另作提调。现代人把这种自欺欺人之术，叫作“官场作秀”。其结果自然不仅当时难以平民愤，就是后世人也不会无言地认可。回头我们再读一下诏书言词，虽文词巧妙，但也不难发现许多漏洞。所谓“群帅败约”，意思就是这不是潘美一人之错，想让王、刘等人也分担其主要责任。然而，军家指挥，岂可以“群帅”?作战司令又怎么可以不统一集权负责?更荒唐的是在《宋史·杨业传》抄录入编的情节中，竟然说王侁“领兵离谷口，潘美不能制”止。把堂堂的一军统帅潘美，说成是个十分无能的“饭桶”。解其意，也在舍卒保帅，为潘美掩过。此文的编造者为皇上解难，也实在是用心良苦，真够发力了!

事实就是这样，宋太宗凭皇权那么处治了杨业的后事，也就过去了。但是，这样就给他后来的子孙皇帝也为个人得失，而不顾国家朝政的根本利益，与贼臣合伙陷害忠良开了头，创下先例，有了“样板”可仿。这也就让我们明白了当年潘、王、刘等人其所以敢对一位保朝的国防大将“云州观察使”杨业，那么不尊重，用那种敌对态度的恶毒言词进行伤害，就是因为有宋太宗这个总后台。因此，他们的行为，在这件事上正反映出了这个宋朝皇帝对杨业口是心非的内心实在。也就是宋太宗在这件事上的执法徇私(玩弄了封建时代的官场手段)，导致了他之后宋王朝的政务也后患无穷，失信于民。

三、宋王朝在解除河外地方势力时所采取的措施失策

要保障一个统一的国家安宁，绝不应该有地方势力的对立存在。宋王朝立国之后，解除“河外三州”（麟、府、丰）的地方势力是应该的，但所采取的措施不当，结果事与愿违，反而给自己拆除了一堵国防大挡墙。

河外三州，即秦晋黄河北段之河西地。唐末五代期间，北起丰州，为王氏镇守，南边府州为折氏镇守，麟州为杨氏镇守。此三州，宋属河东路管辖，都是中原王朝的边关要塞，以河东位置称其为“河外”。这块地方，当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接契丹，西有党项，民族杂居。自唐末以来，晋王李克用（沙陀人，后唐庄宗李存勖之父）识其地利，先是奏置“麟州隶河东”(归他管辖），并由他择定原云中大户折氏（久已汉化）主地方事；后又以麟州河滨之地分置府州，控制了河防④。折氏势力东调河防以后，杨氏在麟州才进入州城（即杨家城）。故宋初河外三州都还在地方势力手中。

五代世乱时，三州已经各自为政，但他们都安分守边，等待着中原大局的稳定，才图最后投靠。所以在宋王朝立国以后，他们看到了统一的希望，先后归附，但还保留世袭传承。所以宋朝立国之后，解除河外三州的地方势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地向来民族杂居，何况世袭在封建王朝时代，也是普遍可行之策，因而用怎样方式解决问题，什么时候才宜动作，都是关系朝政的大事，务必审慎。可是宋王朝对其因果似无战略决策，只用心于地方势力的清除，对其将会形成的结局失之远望。所以，宋王朝早在未收杨业之前就对麟州杨氏地方势力开始了动作。

开宝五年(972)诏麟州镇将建宁军节度使杨重勋入朝，“擢宿州保静军(在今安徽宿县)节度使”。实际上把杨重勋调离故地，削去了麟州杨氏在当地的军政最高指挥权⑤。当时重勋子杨光扆年仅18岁，理政经验自然不足，他虽继任州事，可也向上不熟悉应对朝吏，向下难有行令主见，易于受人摆布。更为蹊跷的是重勋到江南任上，仅仅三年就暴病身亡，年仅40开外。怎么去世？死因无考。值得注意的是，投宋的杨家人，一个个都很短命。太平兴国四年(979)杨业归宋，雍熙三年(986)战殁，杨业在宋为臣8年而终。其弟重勋，是随朝应变为宋臣，也才15年，先兄11年离世。重勋去世还算中年，可他的儿子杨光扆年过弱冠之后，逐渐可以支撑麟州军政事时，就是在这人生最佳年华时段，他又突然身亡，逝于雍熙二年，比伯父杨业还早一年归天，年龄31岁。时，光扆长子杨琪年仅7岁，自当不足仕任，“杨家遂不专麟州之地”。就这样，太宗时期宋王朝就把麟州杨氏河东、河西的主政、主军人物，一个不留地用世人难明的手段，先后撤、调，使其故地失主，再无执政地方之爵。至此，河外三州的地方势力确也基本减除。

可是，河外已无地方势力，宋朝也没有在河外及时地建立起巩固的防线。致使实地存在的民族问题上升。而三州之民原有的自保地方意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消失。由胡汉杂居，农牧互补，长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养成的为了共同安全而相依为盟（如麟府杨折之间），以地域自觉自卫的防范意识和能力也就涣散。御外保境惟依朝廷官方。如此在守边大事上，朝廷与地方，官家与民家，精神上已经脱节。所以建国之初的急于求成在河外清除地方上已经归附了朝廷的，扎根日久的地方势力（他们已经既服管也服调再没有任何搞独立的行为)，这就给“墙外的敌对势力”造成可乘之机。正在崛起的党项和契丹因此而获得独立和入侵的时间准备。由此可见，宋王朝立国之初专注内部折腾，没顾外部隐形的变化，过早地解除了西北边境的麟州杨氏实力，便失去了充分利用其熟悉边事(即史言：“老于边事”)，善于跟兄弟民族(即胡人)打交道，进行长期周旋的有利条件。这本身就是自毁了一段“长城”，让朝廷直接迎面于“反政府武装”。方便了来自异域的直接碰闯，使朝廷无论行政和用兵都无回旋之地。致后来的“岁币求和”都在无可奈何中隐忍而行。

与之同时，从宋太宗处理这些国事中，让我们看到，他没有真诚和信任，对什么都不放心，因此而在他的心眼里只有“为了自己，消灭别人”。后人看得出来，从意识上，他划分近臣、用臣、降臣降将，从而处事执法按他自己的大小圈子和层次行事。当时的河外三州，已经是“顺民”，已纳入朝廷可控制的范围之中。而“江山刚刚稳定”他就用心于调开主将，太宗此举绝非上策。就因为不是他的赵氏老部，就要让其家族无头主，进而不择手段，几乎要“斩尽杀绝”。这就使多少归顺者寒心。尤其是宋太宗这种以扶嫡系和灭杂牌的心理，在982年用同样手段作用于党项，调李继棒入朝。由此而引发起夏州生变（李继中不安，李继迁趁势纠合党项各部谋反)。后来宋朝想要弯回，却已不能。也正是由于宋太宗他这种以亲近关系等级来处理朝政的方式，心照不宣地让下臣也层层效法，渗透在各个方面(军队的禁军、官军和民间义军之别、官民之间的“南臣”、“北将”、“胡人”的分类看人等等)。无端地挑起了多少人为的对立心理情绪。近而明争暗斗形成社会风气。这种“嫡系”与“杂牌”有别的执政之风，到后来就递进地加速了社会上层结党营私。它冲进官场腐蚀着朝廷；步入社会，导致了“民不聊生，上山为王”的严重恶果。这已在后世小说、戏曲中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反映。这就让长期动乱之后，出现宋统一的中原王朝应该有的繁荣，一开始就沉陷在不断遭遇到内外紧张，一直难正起腰杆来的处境。

所以我认为，宋王朝与麟州杨氏家族之间的关系，无君臣之间该有的信义。宋太宗的执政、行令，对杨家“防”大于“用”。对杨业、杨重勋及麟州杨氏家族，一直以“降将、降臣”看待。而麟州杨氏的主军主政者，本想以功求晋，一心要建立大事业报君，以取得朝廷信任。可惜，这只是杨家的一相情愿。驰名古今中外的“杨家将”这个英雄群体的称呼，是在民间以及后代人对他们忠勇保国事迹的怀念中产生的(宋王朝当时对民间此称不会满意）。也就是因为杨业之死涉及了民意，所以“潘、杨之怨”的历史交点图影，正反映了宋王朝与杨门世家真实的“君臣关系”和社会是非。杨家在汴京城里也并没有过什么府第大宅，或在朝官员。

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原汉族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的“大杂汇”。只因为从汉代起就已经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群体，所以中原人被称为汉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帝国，因此而历朝历代都叫“中国”。尽管有过异族君领，可其人群主体还是中原汉族为多。而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又在漫长的主政期间与汉族不断融合，使中原人的群体越来越大，发展成“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既有过“干戈”，也有过“玉帛”，磕磕碰碰最终万水归一，以“中国”为永恒的全称，以人类最大的人群群体出现在亚洲的东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南北两宋王朝，立国施政，民族问题最是军国大事。而麟州杨氏正是在民族杂居的边城兴发起来的，和府州折氏一样，都是非常善于民族交往的地方实力。杨家归宋，朝廷本该先以其力固边，可是宋王朝唯恐他们再有发展，因此而失去了一家驻守西北门户的保国忠良。

2.南北两宋期间，辽、金、西夏相继立国，对我中华民族来说，是国中之“国”。但有一点，这些“国中国”之间风风云云，相争绝斗，其结果格斗的各方无一胜利。给自个儿的民众无一例外地造成重大的损失和消耗，给自个的“国”，造成灾难。契丹建“大辽”，每以南下入侵中原，为获得财富的便捷渠道，只想与人斗，以扩军备战为立国之本。结果七斗八斗，壮大了背后的金国把它给消灭了。金国继辽称雄，仍把精力主要用在军事上，进而入主中原，游戈江北，才真正体会到(要以落后的生产方式来统领先进的中原农耕生产)，他们还不具备统治中原的能力。于是，设傀儡政权为自己的前沿阵地。结局依然是在反复的消耗中后院起火，跟辽国一样的下场。西夏在前后两个“又三国”时代（前与辽、北宋，后与金、南宋）都是“坐收渔人之利”者。但它依然征战不息，立国虽然时间不短，可是反复无常的对外政策，使它一再树敌，没有与任何方面的真诚联盟，致所属臣民很少有过安定的岁月。最后，蒙古族部落兴盛起来，把在长期彼此战争的消耗中都衰败下来的宋、金、西夏来了个一锅端，全部消灭。假如没有彼此的长期殴斗，都以发展生产为立国总旨，建国方略，像杨家将那样，只用武于保家卫国（除为收复失地从没有主动带兵出境去打别人）抵御外来入侵。那么在长期共存中各守疆界，中国的宋代，必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超前时代”。这说明在我们的国家里，民族之间永远是“和则两利”，任何搞独立、闹分裂，都没有好结果。

3.要和谐共处，就要对内对外，真诚相待。宋王朝与麟州杨氏家族之间，宋太宗用兵、施政，都是以虚伪的手段操作运行来得到目的的，缺乏君臣（就按封建时代说）的道德和信任。尽管宋朝后来也曾出现过几位想振兴朝政的皇帝，可是由于国风不正，他们也只能“自保本身”的座位。文武人才也出了不少，可是正气、正义总是占不了上峰。在宋代，说武，“杨家将”之后还有“岳家军。”宗泽、岳飞、韩世忠，尽忠报国的英雄层出不穷。论文，寇准、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足智多谋之士大有人在。更有廉洁奉公，善理民事的包拯、至死不降的文天祥，他们哪个不是忠臣?哪个不是良将?都留下千古美名。麟州杨氏第四任刺史杨宗闵，在激战关中后退保长安，最后战死在“墙壁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牺牲在巷战中。如此种种，只可惜都在那些昏君和奸臣的禁固下，大多含恨而终。这就是宋朝的历史。唐代名臣魏徵早就有言：“王者刑杀当罪，赏赐当功。”可是宋太宗对罪犯当杀不杀，误国逆民。这也就是麟州杨家悲剧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历史上的“杨家将”并不像戏曲小说中那么宣扬的“威风”。他们是忠勇保国的爱国英雄，但他们的英雄事迹是在历代人民群众的传颂中名扬天下。而赵宋王朝在对杨家的态度上，当时一点儿也不贴近民意人心。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朝廷与民间意志分裂，国家因此而衰败。这就是宋王朝与麟州杨氏之间的历史关系，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注释】

①《宋史》杨业传。

②尚越《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90页。

③台湾“国家图书馆”2009年台北出版社出版文见62页。

④《资治通鉴》卷284注。

⑤杨维森著《弘农杨氏族史》杨重勋、杨光扆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