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沂中不是杨业的后代”

问题之我见近年来，由于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的努力活动，使好多专家学者对杨家将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在杨业曾建功立业的山西，成就颇为显著。首先是顾全芳教授通过多方论证，彻底排除了长期有人依“火山寨，火山王”对正史“麟州土豪杨（弘）信自为刺史”①的史实干扰。其次是杨光亮教授对一些地方谱志中有言杨业的父亲是杨袞的错误说法，通过大量的真凭实据，以无可争辩的理由进行了纠正。他们的研究成果着实可赞，让人敬服。

不过，除上述之外，也有得不到大家公认的“成果”。例如，有人对“杨沂中不是杨业的后代”的结论，就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如此结论（以下通称“结论”）“命题武断，论述无力，虽论证列四，而根据唯一”。我们本不想盲从这样的评述，况且自度才疏，实在不敢班门弄斧，妄发己见。只是因为杨沂中就是南宋孝宗皇帝赐爵和王的杨存中，其祖父杨宗闵，不仅是北宋后期抵抗西夏和辽、金，最终为保卫麟州、保卫长安，坚持赵宋北方残局而满门忠烈的朝臣，而且是麟州杨氏家族中在本州任职的第四任刺史。所以，问题涉及了神木县的地方史研究。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粗陈管见，寻求指教。

我们看到下此“结论”的理由有四：

1．其②传承关系与《华阴杨氏简编》所称③完全不同。宗闵之父名仲臣，与延彬毫无关系，其祖名日新，而非杨业，其关系如下：

杨倍—日新—仲臣—宗闵—震—存中

2．其④籍贯是代州崞县（今属山西原平），而不是麟州新秦。

3．从年龄看，杨宗闵（1062—1128）的年龄比杨畋（1007—1062）小55岁，比杨文广（？—1074）晚二至三代，比杨延昭（958—1014）小104岁，即比延昭约晚三至四代。他怎么可能是杨延彬之子呢？

4．碑⑤称：“今散居麟府、雁门等郡皆关西夫子院子孙也。”雁门郡即代州，此说明世居代州的杨宗闵家，与世居麟府的杨业家，从族系来源说，是同出关西杨氏之后的两支，但那已是相当遥远的事了。刘一止为杨震所作墓碑更明确地说道：“自公曾高而上，皆葬代郡，遂为代之崞县人。”这就是说：早在其高祖杨倍、曾祖日新以上都葬代州崞县。

为了把问题进一步搞清楚，对“结论”的四点理由，我们不得不坦诚地说，我们也暂时无法认可。

其一，杨存中乾道二年（1166）十月初六去世，享年65岁。孝宗皇帝赠以太傅，追封“信王”。《宋史》还记“存中既显。以家庙祭器为请，遂祭五世”⑥。旋即，存中子杨倓，以“五世祖名信，虑合回避，（诏）改封和王”⑦。依据这些史实来看，杨倓对他的五世老祖宗叫什么，应该比刘一止要清楚吧。而“结论”中的第一条理由就说杨沂中以上五世祖并不“名信”，可知这个论证不能成立。看来“结论”中的“杨沂中”与麟州杨氏家族的“和王杨存中”才真正毫无关系。

其二，任何结论都应该在论证之后。杨宗闵是代州崞县人不假，可为什么他的老祖宗就不可以是麟州新秦人呢？杨业是麟州新秦人，为什么他的子孙就不可以到并州太原甚至崞县呢？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祖籍，任何人的祖籍都不一定就是自己出生的地方。特别是老祖宗葬于何处，在战乱的年代，更证明不了祖籍所在。这是常识性的问题。说崞县没有麟州杨氏何以为据？如果祖籍在崞县，又何必说“遂为崞县人”呢？

其三，按年龄推算，不失为考证之一法，因为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年龄差都不会超脱有限的生育期。但人与人有别，在普遍性的范畴之内，仍然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特殊性。“结论”的理由之三中，最重要的数据是“杨宗闵比杨延昭小104岁”，由此而断言“杨宗闵比延昭约晚三至四代”。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尚待斟酌。按一般普遍性讲，百年之间大约容五代人的辈分。然而旧时代成婚不限，“五世同堂”之家，为长者不一定高龄百岁；同样百岁老人也不一定能“五世同堂”。杨宗闵哪一年生？（1062？）尚无确考。《宋史》记杨业七子，但长次不明。称杨延昭为“六郎”是戏曲小说的事，一般史家均认为非长即次。那么延昭与其七弟之间的年龄也该有10年以上的差距，则杨延彬与杨宗闵之间就不是“104年”之差了。加之结婚、生育有迟有早，延彬几子？宗闵为几？均不清楚。何况建炎二年（1128）杨宗闵殉难时，长孙杨存中已经27岁了。在一大家族中，并列几支辈分，虽相隔两三代，但“爷爷（辈）比孙子（辈）年龄还小”的情况，莫说过去（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就是今天在中国农村也不罕见。可见，在研究社会问题中，把数学上1＋1等于2的方法，用来通解社会学中1＋1不一定等于2的客观存在，有时候就行不通了。再则，即便杨宗闵真的与杨延彬年龄差超脱父子辈，不是杨业的一代孙，也并不可以说不可能是他的二代或三代孙，或者是侄孙，户家晚辈，都有可能。怎么硬是在诸多因素尚未确证之下，便结论为“杨宗闵不是杨业的后代”呢？

其四，用“散居麟府、雁门等郡皆关西夫子院子孙也”来说明“世居代州的杨宗闵与世居麟州的杨业，从族系来源说是同出关西杨氏之后的两支，但已相当遥远了”未免牵强。因为“关西夫子院子孙”在唐代已经散居各地，其支脉有远有近。以此来证明麟州杨氏与代州杨氏之间“遥远”，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何况“散居麟府”的杨姓户也并不单有关西夫子院子孙。可见，不仅“遥远”无凭，而且说散居麟府雁门的杨姓“皆”关西夫子院子孙却没有一脉相承，亦未免言过其实，更不足以为可信的依据。

总之，“结论”所提四证，真用史料处，确实只有《苕溪集》文中两块墓碑而已。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对宋人刘一止的《苕溪集》就我们所知提叙一下。

刘一止，字行简，《宋史》三七八卷有传，绝对是个名人，但《苕溪集》不见传中提叙。查《苕溪集》出自清朝人编的《四库全书》中，属历代文人名下的丛录书名，且是以“文集”收入，不是以“史籍”入编。实际上是后人为他整理而成的个人笔记。这个书新中国成立后未见再出版本。关于杨沂中家的事，也就只有其卷四八（两块碑文）这么一笔。尤其是碑的墓主人一长串称谓，宋、元史乘朝野无考。只有明代杨士奇所著《东里续集》卷一三中的《杨氏族谱序》内说杨宗闵“建炎中，金人犯长安，守节死，累赠太师，魏国公，谥忠介”，说杨震“累赠太师，秦国公，谥恭毅”。然而查《宋史·杨震传》却也无此爵号。所以后人评述杨士奇在《杨氏族谱序》中所题杨宗闵、杨震爵号“史料无载，疑为攀扯”⑧。

依据上边情况，我对《苕溪集》这两块碑文，也有几个不解之谜。

1.刘一止生年83岁，算那个时代的长寿老人。《宋史》在其本传中称他的诗文“语不自人间来”，可见其文笔超凡脱俗，神妙可赞。最后说“有《类藁》五十卷”。由于我学识浅薄，不知《类藁》五十卷是否就是《苕溪集》。不过，就字面看，“藁”是稻草一类植物，“苕溪”是地域水名，如果《类藁》即《苕溪集》，那么元人脱脱编《宋史》就不该对名家笔下的“苕溪”二字视若无睹了。所以《苕溪集》是否刘一止自己命题，让人存疑。

2.碑文墓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应用文”，一般均有不同时代的体例。不论赞颂个人或群体（包括对事物和情节的纪实），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例如司马光的《玉成县君杨氏墓志铭》，王安石的《大理寺承杨君墓志铭》、《杨公适墓志铭》等，都是写给杨姓之家的。⑨尽管他们的文法不同，但体例从一。虽也提叙族根，但都是简言带过，且后面均有铭文结语，交代得十分明快。特别是欧阳修，他给杨家写的碑文墓志更多。⑩其中在皇祐三年（1051）写下了为后世人了解麟州杨氏和杨业家乡一锤定音的《供备库副使杨君琪墓志铭》。不仅在存世古文中为同类上乘，而且在突显时代格律方面极为规范。相比之下，《苕溪集》的那两块碑文“一开始就写到其族的来历”，竟然如叙家谱，远追杨氏先祖“出姬姓……”的族源根由。文中内容体例也全不像字量有限的“碑文”，倒是与宋人杨大雅、明人杨士奇给他们各自家所写的《杨氏族谱序》如出一辙。体例不伦不类，考证全是抄来不说，就在陈述墓主人的事迹方面，详略也不恰当。把杨宗闵怎么到麟州，如何任了州刺史，以至靖康危急，南下勤王，复转关中，退保长安，及宗泽死，开封陷，宗闵率众死战，终因寡不敌众且出了叛徒，致全军覆灭，以及他在坚持巷战中殉难于墙壁间，等等，写得未见提叙，本该重彩的地方却轻描淡写放过！如此本末颠倒的陈述，不论文字还是体例，都让人疑惑费解，实在不应该是“语不自人间来”的“神”笔。

3.杨宗闵、杨震的碑呀墓呀，都是杨存中在朝中有了地位以后的事。此前，南宋王朝如果把他们父子当忠烈殉职功臣的话，那么杨存中的祖母（杨宗闵的妻子刘氏）就不会从关中流落汉中，又流落巴蜀，让存中用了好多年时间才找到（否则各州府县完全可以把她送到杭州）。而杨宗闵和杨震的尸骨按其殉难的情节来看，辽人在麟州，金人在长安，都不可能让他们的尸骨完整保留。何况在那种“何如养只南来雁，沙漠寄去二帝书”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个活人（存中祖母）尚且那么费难，要把远在几千里外的“北国”（敌占区）死尸运到临安，那更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了。可见即便存中祭祖立碑，也只是面对无尸之葬。就是朝廷允许修祠祭祀，也只能是画像供奉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尸骨还家，碑文是该以“考族”为重，还是以墓主人功绩为重？这能不让人对其碑文的真伪产生怀疑吗？

4.杨存中或杨倓为祖立碑会不会请刘一止来写碑文？欧阳修给杨琪写墓志，因琪子杨畋“与其厚交”；苏辙给杨畋写《杨乐道龙图哀词》更是因“近交”而哀悼；王安石给杨公适写墓志是因为公适是他的姑夫。刘一止与杨存中都是宋臣，可并不见有什么亲近之说。倒是也是绍兴进士的范成大，与存中确有厚交。他与和王杨存中，年龄相差25岁，官至参知政事。乾道二年和王去世，成大40岁为朝官，正是人生的旺盛期，所以他特别作《太傅和王挽歌辞》两首致哀。相对之下，无论官职地位，还是文墨功底与社会威望，范成大都不亚于刘一止。在交往上，范公跟杨家这两代人的交往，都远远超过刘一止与杨家的关系。所以，杨家树碑立传作祭文，都不可能舍近求远，让刘一止来效劳的。加之，两块碑的头衔称谓来自何处，我们尚不清楚。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苕溪集》所记碑文觉着很难说它有多少可信的根据。

总之，对“和王杨存中”是否杨业的后代，事实总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看还是先别忙于下结论为好。同时，硬要给杨家后人“滴血认亲”这种考证的学术价值又有多大？也让人着实费解。

【注释】

①《资治通监》卷二九一，后周纪。

②⑤指刘一止《苕溪集》卷四八记（所谓）刘一止写给杨宗闵和杨震的碑文。

③所称为：杨弘信—杨业—延彬—宗闵—震—存中。

④指杨宗闵与杨沂中。

⑥《宋史·杨存中传》。

⑦《宋会要辑稿》仪制十三家讳云“绍兴中（1147）杨倓上言”。

⑧《弘农杨氏族史》录范成大《太傅和王挽歌辞》附注及诗文。

⑨司马光于至和元年（1054）为工部尚书杨蜕第三女儿写《玉成县君杨氏墓志铭》，王安石于嘉祐八年（1063）为杨忱作《大理寺承杨君墓志铭》，又于治平二年（1065）为杨公适作《杨公适墓志铭》

⑩于景祐二年（1035）为杨大雅（侃）写《宋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同时为其第一夫人张氏写《漳南县张君墓志铭》。欧阳修，于皇祐三年（1051）写《供备库副使杨君琪墓志铭》。皇祐四年（1052）又为杨偕（字次公）写《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嘉祐元年（1056）又为其第二夫人作《广平郡太君张氏墓志铭》。

⑪宋杨大雅《杨氏族谱序》，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3《杨氏族谱序》文见杨维森《弘农杨氏族史》二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