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上，神木地方行政，由于多次地处边城要塞，久有战乱，因此置治多变。治所城堡毁而重建，再毁再建，不断更换。
历史上，神木地方行政，由于多次地处边城要塞，久有战乱，因此置治多变。治所城堡毁而重建，再毁再建，不断更换。境域内的城堡均多起于山头，最终才落于平川。沿革相接屡有模糊，致地方史志记载不明。尤其是对县城下川，到底来自何方，没有明确的肯定。所以对这些问题这里也试作一议，供大家思考。
一、建置石城县是当地正式有较长期固定行政建置的开始
清·道光《神木县志》（下面称旧《县志》）六百多字结束沿革部分。提到“秦为上郡地，汉属西河郡”，“汉元朔二年置五原郡，元狩三年又置朔方、新秦中”，接着又提到九原郡、圁阳县、白土县等地名。但那个时候，当地并没有设置固定行政治所。只不过是这块地方（今神木县地域）当时先后归属于哪里，而不是这块地方管辖着哪里。所以“魏晋郡县俱废”应该是事实。后至南北朝期间，当地尚为游牧之区。后魏置石城县，亦属上郡管辖，该是当地有行政（但并不是统一的中原政府所置）的开始。以至后来，属胜州的银城、连谷皆秦汉山砦古堡，时属东时属西，都无定置。可见“后魏置石城”县，才正式有县一级的行政出现。至于以州治县，最早起于开元十二年(724)的唐置麟州于新秦。到天宝元年(742)割胜州之连谷、银城置并，与新秦三县为州。从此，当地进入中原政府正式建立行政的管理系统。
因此，按旧《县志》记，后魏（即西魏，建政35年，传三帝）置石城县，并在废帝年间（552—553）改银城。而“银城”从废帝元年算起到“北周保定二年”（562）移于废石龟镇，石城为银城的时间最多也才十年。从此银城已不在石城。
二、废石龟镇就在东山旧城
石龟镇在何处？目前史无确考，但在当地实存。我认为“废石龟镇”的遗址就在今神木县城的东山头上。
首先，《元和郡县志》与新旧两《唐书·地理志》都有银城的记录。明示其城距州城麟州为80里和40里之遥。且在州城南边今神木县内大河之东山。在此范围内（80里内），能够算得上古城遗址的地方，也仅有两处，即40里的东山旧城，80里的石城县遗址（在今县城南40里的黄石头地东北山梁上）。史籍中又明示，银城从公元6世纪50年代初后魏改石城为银城起，至562年移走，银城在石城的历史已经结束。这原本很简单的事，却被后来史志繁琐的考证所迷茫。一是因归属多变，说银城迁地多处，不只石城和废石龟镇两处；一是石龟镇也不一定就在东山。而我的看法是，银城先址石城县，位居胜州与银州之间，归属变化亦为常事，但银城从562年迁至石龟镇再没有移向其他地方，无需硬把事情拉入玄乎，让后人费解。史言40里（州城距东山旧城）、80里（州城距石城县），所示都是“银城”，指距先后无误，不存在什么新老县城的“坐标”有差问题。
其次，石龟镇虽史无明考，但凡称得上古城遗址的，总有其文化层的遗迹显示。
1.唐代人欧阳詹有《题银城旅舍》诗，此人官居国子监，生活在公元8世纪后半期。他来麟州出差正是秋高气爽，为什么放着州城不去住，却跑到距州城南40里的银城旅舍来落足？
原来，麟州至天宝元年（742）唐政府正式行政以来，仅仅平定了30多年，接着由于“安史之乱”吐蕃入内，麟州城连遭吐蕃三次（778、786、801）攻陷，州城正处在从8世纪末至9世纪初的动乱岁月中。头两次州城的陷落正是欧阳詹在世的年代，所以他诗中“天涯何处是，突兀见孤城”指的是“银城”，不是麟州城。尤其是“突兀见孤城”一句，地形符合东山旧城的山势地貌。
2.明代人杨棲凤，在今县城东山龙眼山头下，东狱庙十王殿的戏台屏风墙上，曾留下题词：“麟邑东岳，石龟古镇。傲峰挺起，数千年因果；龙眼日照，监万家善恶。”到民国年间，有国民党114团团长罗德新，驻军神木，见此文所题“因果、善恶”十分反感，就令其在庙驻军把旧墙皮文字全刮了，重新粉刷，画了个“青天白日”将其覆盖。并把戏台作了他们兵营的讲堂。到后来日本飞机将十王殿炸掉，庙已不存，墙亦成堆。但这个时间距今不算久远，今地方老者对此事尚有知闻。
3.十年前我在拙文《银城杂议有待再考》中，对我神木县境内可见古寨堡遗址，就石龟镇应在何处进行过解析。那时我初涉银城，但根据分析已作出定位，就认为是在今县城东山头上（文存拙著《古麟州与杨家城》93—98页）。即秦汉古堡石龟镇遗址就应该在东山头上，即隋唐之银城就是在石龟镇废址上重建起来的。开元间康待宾反叛时，银城被毁。后来宋初修建宁寨，才又在此银城废墟上。
三、麟州建置后，今神木地方行政才有了长期定位
神木以古麟州自誉，一因这里是中外驰名的杨家将故里；二因唐建麟州是中原政府专为安置“党项余众”的特别措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前，唐政府对民族杂居之地，一般只采取大区性的认领，建“都护府”于民族中心地段；或区域性的大总管（如河西走廊的爪沙甘凉各州），只派镇将。像夏州（党项羌）为中心的“六胡州”之地，均采取“就地封疆，部族推长，认定归附，由其短长”。唯麟州是专设一州，行政于民族杂居之地，直接由朝廷命官前来管理地方事。使中原文化与边民广泛接触，长期融合，结果就出现了久已汉化的折氏地方民族势力与杨氏中原农耕世家同时兴发起来的岁月。折氏后来东去河（黄河）防，杨氏入州主政，三世当权于麟州，五代连官至宋朝。特别是保持了五代时期杨家城时代的辉煌，乱世中坚持了一方安宁。
后周显德四年（957）杨重勋（原名崇训、重训，后因避周皇亲柴宗训讳改训为勋）归周。七年，宋太祖代周称帝，五代结束。赵宋王朝为了依靠麟府势力来牵制北汉，初以保护，后以限制，把杨家在麟州的地方势力逐步移开，采取了一系列后人才可以明白的措施。
建隆元年（960）授杨重勋为麟州防御使（其实与周之刺史同，只是为了让做官的人知道变了主子）。三年（962），便命麟府二州之兵东渡出击北汉。乾德元年（963）又置建宁军于麟州，杨重勋为留后。五年正式升麟州为建宁军。并把重勋调离麟州，出任安徽保静军节度使。实际上减除了杨家在麟州的军事指挥权。重勋到安徽，仅三年而卒，年仅40岁。时，其子光扆才18岁，虽继任了麟州刺史，但尚不是人生最有效的成熟阶段。他是很难做到完全左右地方行政权力的。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下河东，灭北汉，收杨业。麟州杨氏在河东、河西同时有其势力，引起朝廷关注。于是历史巧合，出现了雍熙二年（985）杨光扆（年31岁）的少亡和雍熙三年杨业在陈家谷的遇害。光扆去世，子杨琪七岁，自然不可仕政。杨氏在麟州的两代人共为宋官28年。麟州杨氏，从晚唐经五代至宋，三世主政，前后80余年的行政历史，从此告终。
在此期间，麟州有乾德五年（967）置建宁军和移治所于吴儿堡的行政变迁，并有端拱二年（989）改镇西军的记载。后到宋夏对立时代，麟州再无宁日。直到北宋临终，麟府二州，又先后在杨宗闵和折可求继任州刺史和麟府路总管等职时，维持残局，其治所（新秦）至北宋终再未挪动。
四、金首占麟州是在1129年（即宋建炎三年）
在古麟州的地方史上，金夏对立（即南宋期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复杂历史过程。因为这一段历史犬齿交错，其间战火不断，致民户不断逃亡。到蒙古军南下，更使当地“十室九空”，“地遂荒废”（《大元一统志》卷五四九）。
旧《县志》记：“端拱二年（989）改镇西军。建炎二年（1128）没于金。皇统间，为西夏所据。兴定初光复，罢镇西军为神木寨。”按1982年杨和春先生考，引《宋史·地理志》亦云：“建炎二年，镇西军沦于金。皇统间又被西夏占据，兴定初克服。撤销镇西军，改为神木寨，领属于隹州。以后又没于夏。”又按《大元一统志》说：“元初，立云州于神木寨。”接着言：至元六年（1269）复为县，“同年以隹州领属的太和县并入”。
按以上史实，麟州建炎二年（已是南宋高宗年号）即1128年被金人首次收入其版图。但从《宋史纪事本末·金入寇》记，我们可得知“宣和七年（1125）冬，金左副元帅宗翰围太原”，“折可求以麟府之师二万余人应援”，“进至交城，遇宗翰军，大战。麟府军远来疲惫，为金人所败”。第二年（靖康元年）七月，折可求再次统领兵马赴太原解围，“屯兵汾州与金激战于文水，再败于夏山”。可求在两年之内，惨遭两连败，太原围未解，遂“仍回麟州照应边防”。岂知就在他河东运兵之际（靖康元年的九月），辽人小鞠录犯麟州，破建宁寨，知寨杨震（杨宗闵的儿子），阖家殉难。接着夏人也乘虚而来，夺占河外三州（麟、府、丰）。引起麟州南邻晋宁军（佳县至吴堡地域）军民大哗，共谓：“弃麟府丰三州，晋宁岂能独全？”于是晋宁军宋将徐徽言，乘夏人立足未稳，急率军收复了三州。可求还，三州仍为宋地。所以戴应新在其《折氏家族史略》中考证，“为保卫领地的共同利益，折可求还和徐徽言结成了儿女亲家”。可见此时（1126）麟州仍在宋将折可求掌控之中。
靖康二年（1127）初，北宋陕西勤王军杨宗闵奉宗泽命已收复潼关，打进关中，任永兴路都总管，遥领麟府（麟府至此入陕西）。当时河北、河东大部分地区仍在坚持中。在宗泽指挥下，北方形势一度好转。但由于宋钦宗一直主张“弃城逃跑求和”（见尚钺《中国历史纲要》），所以宋主战派李纲、宗泽，终于无法实现他们的战略企图。致五月间金军再度大举南犯，破开封，掳徽、钦二帝北去。于是至秋，陕西的形势也急转直下，金以重兵直取长安。杨宗闵转战关中四处无援，只好退保长安。坚持到最后，巷战死于墙壁间。在此期间，北宋亡，赵构南逃河南商丘建立南宋，称高宗，改元建炎。第二年（1128）宋高宗继续南逃扬州，不但不支持宗泽原定的北伐主张，反而“疑宗泽联络义军”为“反叛”，曾派了个“副留守”至开封监视过宗泽。宗泽见恢复无望，忧愤成疾、三呼“过河”而卒。宗泽死后，金人乘机扑灭了北方抗金义军，并于建炎三年（1129）二月渡淮，直追扬州。宋高宗仓皇渡江，远奔杭州。时，陕西的关中已全入金。陕北，金大将娄室、婆罗木连下延安、清涧、绥德，致麟府成为孤岛遥隔塞上，形势危急。但“金人鉴于夏国世为折氏所困”，想用府州折氏之力“并图夏国”，于是对折可求采取劝降。相持到秋天，在四顾无援、与金又无力对抗的绝境中，折可求被迫以麟府丰三州之地及九寨堡降金（《折氏家族史略折可求传》）。可见，金首次进占麟州，不是攻占，对州民、城垣破坏不会很大。可见旧《神木县志》所记麟州于“建炎二年，没于金”的时间有误，应该是在南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公元1129年，麟州城第一次被收入金国的版图。即：应该是“建炎三年没于金”。
五、麟州城最后在1178年被西夏一次性破毁
旧《神木县志》沿革篇中所记“皇统间”（1141—1149）之后的纪事篇里的解释是：“金太宗皇统八年（1148），麟府为西夏所据。宣宗兴定元年（1217）克服麟府。罢镇西军，为神木寨。”最后说“兴定（1217—1224）以后，神木寨覆没于夏”。
这就是说，麟州在金夏对立期间，西夏除了在靖康元年（1126）残辽小鞠录破建宁寨后曾短暂地有过占据（被隹州徐徽言击退）之外，又在皇统间的1148年再占麟州。然而旧《县志》此说，从金、夏两方的历史记载中，均找不到踪影。
按《金史·熙宗纪》，1141年“金国同意西夏在边境设榷场”。《西夏纪》卷二四亦记“金并在市场中开放铁禁”。说明当时两方并无纠纷。而是在“五年之后（1146），曾停闭过绥德的榷场（《金史·西夏传》），发生过不和。又两年之后，即金皇统八年（1148）是否夏来攻麟州，神木地方《旧志》不知到底文抄何处？攻城略地军家大事，金、夏两方都不记，只凭《宋史》“皇统间，又被西夏占据”无注、无考，当然难明原因。
可是，与之相反，发生在金大定十八年，西夏乾祐九年，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的“夏破麟州城，毁城、大掠金帛子女”的金夏两国史都有记载的重大事件，却不见于神木的地方史中。实在令人遗憾。
对于这次夏破金麟州城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大金国志》卷一七中，记得清楚：“西夏遣将薄鲁合野来攻麟州，至宕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禄东贺者，与之通。蕃僧谛刺者约日为应；兵与战，禄东贺从中而叛，与夏兵首尾灭击，师熸（jiɑn音尖，战败意）。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掳金帛子女数万，毁城而去。”这里不仅说明兵败城破的原因，双方参战主要人员，时间所在、战斗结果，而且特别指出“掳金帛子女”是“数万”，“毁城”后是“而去”。这就是明显的“三光政策”——彻底毁灭。既是毁城，又“而去”，就是不把这座被毁的城再做城寨使用了。即西夏虽攻下麟州，但攻而未占，是彻底破坏之后，把它“丢掉”了。这一点，在旧《县志》的证述中倒是得以印证的。
如：“宣宗兴定元年（1217）克服麟州”后，“罢镇西军为神木寨”，“二年，以河东残破（这里的“河东”，指的是今窟野河东），改隹州隶延安府”。说明州城被毁39年之后，金虽克服，但已经是不能行政的地域。所谓原来的“镇西军”已不存在。为了对地方实行管理，只好建置神木寨。但既然由州县成了寨堡的治置，那就只好归属邻近。隹州归延安管，神木寨便入隹州归延安。这更能说明1178年夏人毁城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麟州城从此退出了历史地图。
所以说，不是“皇统间”，而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大定间”（1178）即西夏乾祐九年，“为西夏所据”。至于兴定元年（1217）的克服，州城不仅残破，也经过了三四十年的荒废了。行政地点只好缩小改移在神木寨。由此可见，古麟州城从唐开元十二年（724）建置到金大定十八年被毁，共历454年。最后被彻底一次性地毁于战乱是在公元1178年，且古城是一次性毁于西夏入手里的。
六、金建神木寨于东山银城旧址上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克服麟州”时，蒙古军已经强大起来，向南运兵。西夏想依附蒙古力量来抵抗金国，因而金夏再次失和。这一年，西夏正是神宗（遵顼）光定七年，按李范文等著《西夏简史》（197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记，“一月，遵顼以三万余骑随蒙古军攻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遇金兵顽强抵抗，蒙古军大败。西夏只得退兵”。返回时遭到神木人金将庆山奴的伏击，夏人大败而归。可见，所谓兴定初克服麟州就是这一仗。然而这一仗对麟州来说，并不是攻城破寨的战斗，只是西夏兵败后，对东界麟州地域的退缩。因为麟州入西夏时，西夏虽有其地而废其城。州城已毁近40年了，且一直属西夏左厢神勇军司所辖。行政中心早已经向南移去。金得到的州城是《大元一统志》卷五四九中，所记的“夏人所夺，地遂荒废”。可见，金将庆山奴建神木寨不是在杨家城。当时建寨为了军防，已废的州城，已经不在金夏交界处。即地理环境、社会条件、军事形势，使金人都不可能把神木寨建于杨家城。此外，从杨家城的废墟遗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州城在西夏人一次性毁灭后，无再建痕迹。
再从旧《县志》所记看，这一段史实，记录相互矛盾，陈述极其混乱。实际上，金建神木寨就是在宋建宁寨最先的遗址上。
首先，在“古迹”中，以“神松”定位神木寨建于杨家城，显然是不合情理的。“神松”是传说，因神木寨的出现而有其传。绝不会是因有传说才建寨。可见，“神松”条所说“在县东北杨家城即古云州城”的定位是后人的编造，难为信史。但“神木寨”因附近多有大树而名，应是事实。
其次，又在“古迹”麟州城条中，写道：“金为神木寨，元为云州，嗣废州为神木县徙去”，一座州城，突然“废州为县徙去。”原因何在？至于“金为神木寨，元为云州”，本是地方行政变化，并不是麟州还存在固定治所的更改名称。时，州城早成废墟。所记不符合地方实存，结果，张冠李戴，乱点了“鸳鸯谱”。
再次，“古迹”的东山旧城条中，“元初立云州与神木寨。至元六年（1269）改县。十八年（1281）主簿王瑄，徙城于此。”这里叙述文字亦见矛盾，编者也许难以自圆，只好加注。但其结果似是而非，依然不了了之，又记成糊涂账。其实，至元六年，蒙古尚未建立元朝。所谓的“云州”，只是蒙古军的“行营帐殿”（用现代人的话说，类似“军官会”），并不是固定设在那里的营寨城堡。到至元十八年，天下大定，所以王瑄“徙城”。实际上是云州正式以行政治所建立于神木寨（即东山旧城），并不是真正“徙城”。（山下原兔毛川，时自然称为“云川”）。这一史实，也完全符合《大元一统志》“金末，隹州领建宁县，本宋银城地”的记载。可见，至元元年（1264），蒙古军已立云州于神木寨。即古银城遗址上。所以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对神木寨以准确的表述：“神木堡，即神木寨，在麟州银城县，临近窟野河，故址在今神木县城附近。”我亦认为是很确切的。
七、神木县川城不是从杨家城迁来
旧《县志》沿革记事云：“正统五年（1440）复徙云州旧治（史称徙杨家城即此）”，并在所附“纪事”明朝的篇中，又记“明英宗正统五年，徙神木县治于杨家城”。不管怎么说，这一段话，语言上有明确的肯定。
然而，明正统五年，社会情况又是怎样呢？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瓦剌大酋长去世，也先继位，征服了蒙古北部。“西掠哈密，东通朝鲜，成为明帝国北方严重边患。”正统七年（1442）英宗亲政，信任太监王振，政治日趋腐败，北方边防渐弛，引起了瓦剌向南侵扰的野心。在如此形势下，移一座县城，有官民搬迁问题，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元代留给神木县的几处大庙也都在今县城城川；而杨家城山前山后，没有明代兴建遗迹。所以在正统五年把神木县的行政机构移往杨家城的可能性很小。何况已经要修川城了，再去杨家城设治所很没必要。不过为了保持建城期间的社会秩序稳定，当时把县城行政的管理机构，暂移设他处或许可以。只是当时的社会情况已不允许人们在边城废址久留（不好防犯）。所以，即使有迁，实际上也是迁出去没站住脚，只好随着形势变化迅速返回。因为当时，神木边墙附近，已经不断有鞑靼来犯。按《延绥镇志》记，英宗天顺复位后，“孛来毛里孩寇延绥，总兵官张叙战败之。孛来毛里孩寇神木县，败之于柴沟”。可见当时的神木北境，已经在不平安的处境中，要在杨家城建行政，实属不可久留之地。所以说，正统五年，并没有移城搬迁，可能只是移建行政于杨家城附近一个时期，后来到正统八年，川城起，县城便正式建立了神木县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大量人户还是由旧城直接搬动下川的。否则，明代杨家城若有过什么正式建置，岂能看不到一点遗迹呢？而元代建筑的大寺庙，以及大量的明代古迹又为什么要集中在今城川附近呢？这也只能说，杨家城那边在明代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恢复。所以，东山旧城的沿革（不是县城沿革）可列序如下：
即：（北魏）古石龟镇—（唐、五代）银城县—（北宋初）建宁寨—（金）神木堡（寨）—（元）云州—（明）神木旧城。正统八年（1443）后，川城起，山城人户下川。
神木地方的行政是：杨家城到东山旧城，山城下川之后，川城至今，再未移动。然而这仅为我个人之见。前人的差错是需要后人校正的。从石城县起到麟州城，从云州（东山旧城）到神木县（川城），考岁时相延续虽然复杂，可行政序列还是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