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研究神木地方史的老前辈留下一句话，说“提叙古麟州的事，绕不过杨折联盟与夏州党项之间的关系问题”。
研究神木地方史的老前辈留下一句话，说“提叙古麟州的事，绕不过杨折联盟与夏州党项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就西夏事也拟一专题粗作一议，亦算抛砖引玉，供读者思考。
唐设麟州，原本边城，主要是为“安置党项余众”①。故，唐宋时期麟府二州地段一直“番汉杂居”，耕牧民族交差相处。即使在五代混乱的年头，胡番（胡或番都是当地对游牧民族的泛称）各族部众依然保持了平安的生活环境，出现了杨弘信经营的麟州“杨家城时代”②，府州折氏的威震河防，以及夏州李氏的安稳一方。可是入宋以后，宋朝河东路的河外三州（位于黄河西边的麟、府、丰三州地面）既是边城，也成要塞，遂为宋夏对立的前防，从此岁无宁日。
这个时期，中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抗辽”。结果由于河外诸州中的夏人从李继迁开始与宋长期对抗，便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个“又三国”时代。这个时代的前期是北宋、辽国、西夏的对峙；后期是南宋、金国与西夏的鼎立。在此期间，麟府风云曾一度成为当时全国政局变化的脉象，甚至影响到鼎立各方的斗争决策。只是从时局发展整体演变来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决斗中的各方彼此消耗，其结果都使自己绝灭。时代发展到最后，依然以大统一而告终。就是在这段历史中人们看到，强辽最有攻击力，却灭亡最早；西夏相对国力较小，可它延续时间最长，只不过灭亡得也最惨。其中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很值得后人思考。
一、今天的陕北，曾经是孕育党项羌势力兴起的沃土
党项是我国古代西地的羌族一支，公元八九世纪，受吐蕃侵逼，从四川北移，最后落足于今天陕北的横山一带。后来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拓跋部众因功受唐朝政府的封赠，赐李姓，授予首领拓跋思恭“夏国公”的封号。历五代，李彜殷袭爵夏州，与麟州杨氏府州折氏和平共处，在乱世中保持了今日陕北那个时期中的一方安宁。直到北宋初年，夏州李氏未见有大的变动。
只是，赵宋王朝立国基本大定之后，宋太宗对河外诸州应对失策，一方面过早地采取削减麟府杨、折两家地方势力，其实际效果是拆卸了扼制河西番部的烽燧。而另一方面，对夏人又采取“以汉法治番邦”之策③，加重了牧民负担。于是久想自立的夏人首领李继迁在亲信张浦的协助下，煽惑民情，开始与宋对抗。而宋不顾“延有金明，府有丰州，皆戎人内附之地”的特殊情况，对其“恩威不立”④，对“麟府缘边，失于抚御”⑤。并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二月，招夏州节度使李继棒入朝，逼其“献出党项平夏部经营了三百年之久的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⑥。李继迁便乘此机会，煽动党项族众反对宋朝。但经过几次战斗的尝试，才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便退居地斤泽（疑今鄂尔多斯巴彦淖）养兵备战。为争取时间，壮大力量，他“派人到麟州向宋朝贡马及骆驼等物”⑦，以掩饰其谋。之后，几经得失，终于在雍熙三年（986）计伏葭芦川，诱杀了宋巡检使曹光实，乘胜攻占银州。接着又多次取胜，党项部族，相继归附。虽然第二年三月在麟州的浊轮川（今神木县城东北三塘沟）遭受了一次惨败，然而损伤大多非其本部，“其本部兵力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⑧。经过如此数度起伏，李继迁为自己组建起了一支反宋的强劲武装力量。
李继迁接连的反宋举动，牵制住宋朝抗辽的军事力量，刺激了契丹进攻宋朝的指挥神经。辽统和十五年（997）圣宗耶律隆绪，立即册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对他抗宋给予鼓励。“李继迁得到辽的支持以后，积极配合辽的军事行动，不断袭击宋朝的夏、麟一带，给宋朝西北边境造成很大不安”⑨。面对这种情况，宋太宗听宰相赵普言，复李继棒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之职，并赐其姓名为赵保忠，“让他重返故地，以安李继迁”。可是此时的李继迁已经决意自立。宋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攻占灵州后，改灵州为西平府。对此既成事实，宋真宗仍行屈辱求和的政策，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将定难军所辖的全部地方割让给李继迁⑩，使其实力更加雄厚。这就使李继迁成了辽与宋同时争取的“第三势力”。从此，李继迁就利用这种“条件”，时而北附，时而南归，时而侧外居中，两面讨好。适时从阳，借故阴违，对辽、对宋瞅机会讨价还价，进行军事和政治的交易。1004年，李继迁去世，其子李德明延其父策，继续照例所为，进退出入于辽、宋斗争的格局中。这样两头抓利益，不断壮大自己，为后来西夏立国创造了条件。同时把这种利用宋、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之间的对峙，作为确保自己生存的手段，形成了西夏立国后的基本国策。可见，入宋以后，河外诸州，特别是麟府边事的不宁，正是孕育夏州党项起势立国的温室，这也就是“又三国”时代西夏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二、北宋河外诸州特殊的地域与西夏宽广的“河西后院”，为西夏立国建都定位了稳固的战略坐标
1.经过李继迁、李德明两代人的抗宋、近辽，与辽结成掎角之势，在辽、宋与夏州势力出现鼎立状态的政治局面以后，夏州李氏逐渐认识到它向东发展没有前途。宋、辽都是强邻，且有黄河天险，大斗夏人自己力量不足，小战只能把自己消耗在频繁的战乱中。即使在持久的决斗中有胜有负地生存下去，也根本上改变不了它“弱小割据”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在李元昊继位平夏部以后，夏州势力很快进行了军事上的变革与调整，使“未国先王”的西平王府割据加速，进入了立国称帝的“临产期”。李元昊准确地看到平夏部身后的地理优势。祁连山、贺兰山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是多民族杂居，大环境接近平夏部的民族现状。尤其是经大唐盛世发展起来的河西走廊，虽曾多次受到过吐蕃的侵犯，可也在侵犯的过程中消耗了吐蕃再向北方深进的能力。而贺兰山东麓的黄河河套平原已经是多民族集聚的塞外富乡。这对以党项羌为主的夏州势力西进来说，既不会遇到强邻，又有独特的广阔“后院”。所以向西发展就成了李元昊建国称帝的战略目标。
2.经过六年的准备，1038年（宋仁宗景祐五年、辽兴宗重熙七年），李元昊正式称帝立国。国号大夏，建新都于兴庆府（今银川市），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与之同时，开始了他的西进而东出的对宋战争，其战略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巩固正面的防护，以定“防范的界桩”。从元昊称帝起，先后不断地对宋进攻的军事行动有：1040年正月开始的“三川口之战”；1041年二月六盘山下的“好水川之战”，同年七月间的“麟府之战”；八月又攻宁远寨破丰州；九月再攻麟、府二州，被张岊夜袭琉璃堡，击败；十一月又被张岊的万胜军所击溃。此外，还有1042年的“定川之战”，等等，对宋不断发动的战争大多取胜。与之同时，河西各地相继全入夏境。使西夏国的疆土“东近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肃关，北抵大漠。境土方二万余里”，然而，由于元昊自称帝以来，一直不断地用兵，“虽数胜，然死亡疮痍相伴。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因此，至1044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辽与西夏出现裂痕时，才实现了宋夏重订议和。然而一贯以屈辱求和对外的宋朝皇帝，只要求元昊向其称臣的虚荣，而不惜民耗，以岁赐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的代价，依然让西夏不用战争消耗就拿到了实惠。
3.不过，我们首先从西夏立国过程中认识到的是：夏、麟一带，地近汉文化的特殊环境和广阔的“河西后院”是西夏能够立国的根本。其次多民族的融合与宋、辽之间的对抗时局更是西夏可延续生存的大背景。
在这里，历史告诉后世人，依靠别人势力称强的，在其依存失去后，势必难存。西夏之所以臣服于辽，原本为“挟契丹之势以抗宋人，实非元昊所心服。故元昊建国以后，常以‘西朝’自称，而称辽朝为‘北边’。辽兴宗虽以兴平公主妻元昊，但元昊与之不谐，待之甚薄。这说明一切凭交易手段操作的政治都不牢靠。所以，尽管元昊之后的几十年间，西夏仍凭宋辽之间的矛盾，两头作秀，来维持自己生存。但在宋南迁后，西夏与金的对峙，就比与南宋之间的斗争多了起来。时，南宋与西夏已是各顾本身，来向金国讨好。而西夏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是它所处的地域位置在宋、金侧旁，就是这有利的地理坐标才让西夏可以继续与金、宋等肩为邻。
三、宋南迁后，西夏与金在河外地段的较量
公元十一二世纪之间，东北女真势力兴起。1114年阿骨打举兵抗辽，称雄一世的大辽国后院起火。第二年阿骨打称帝，建立金国，先后占领了辽的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折津府（今北京）。1125年，追杀辽天祚帝于“逃往党项的途中”，辽亡。从此，大金国取代了契丹位置，成为西夏的强邻。
金在灭辽的过程中，曾与宋有过盟约。但由于从北宋对辽作战与交涉燕云过程中“看到宋朝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所以金灭辽后，随即南下，在辽亡之后的第三年，即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四月初一，俘宋徽、钦二帝北去。宋朝南迁，北宋灭亡，从此进入了这个“又三国时代”的后期。西夏、金国、南宋，形成新的鼎立政局。在此期间，西夏利用邻国南北矛盾从中谋利益的国策未变。可是中原社会的主要矛盾却变成宋金对立。
然而由于金国南犯，民族矛盾再次上升，赵宋王朝方面阶级斗争暂时缓和。当时曾出现过北方人民抗金的大好形势。然而都因为从南宋高宗到秦桧的对外屈辱投降，压制从李纲、宗泽到岳飞、韩世忠抗战派无法施展志向，失去了南宋阻击金军南进的机会和力量，使南宋一直处在臣服于金的势态。这就使南宋与西夏之间敌对减少，宋夏都在强邻大金国面前，先得自强，以保本身。
对于金国，尽管西夏希望像以前与辽那样亲近，可是金国并没有把南宋看成是十分叫劲的强敌，在金人要灭宋的意想中无需西夏帮忙。所以对西夏的接近并不领情买账。心想的是：先收拾他，再收拾你也不迟。因此在南宋期间，西夏与金一直干戈不停，和少战多。在这方面，已故四川大学原教授吴天墀先生所著《西夏史稿》和现在宁夏社科院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等编著的《西夏简史》两书中的《西夏大事年表》彼此对应，基本收集其要。这里择录其间记事条文，以明南宋、金、西夏近百年间的鼎立过程。
1129年（宋建炎三年），麟州首没于金。宋遣使西夏，联系抗金，无结果。夏取南宋保安军，德静砦。
1131年（宋绍兴元年），宋停颁历日于西夏。川陕宣抚使吴玠再遗使与夏人联系抗金，西夏皇帝乾顺依然不应。
1139年，西夏进攻府州，继犯麟州。宋遣还夏招抚使王枢及俘人百九十。
1140年，金宋和局破裂。金册封西夏仁孝皇帝为夏国王。
1141年，金宋议和成，宋称臣于金（为叔侄关系），岁贡银、绢十五万两、匹。
1142年，金晋宁军原宋将折彦文入府州，夏兵攻晋宁军，遂夺取府州。
1146年，金从夏请，以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地给西夏。
1178年（金大定十八年，西夏乾祐九年，南宋孝宗五年），西夏强攻金麟州，破城。“大掠金帛子女数万，毁城而去。”从此麟州“地遂荒废”。
1212年，夏人乘金屡为蒙古军所败，侵扰金边。
1215年，金议伐夏，不果。夏乘蒙古军用兵于金，攻金保安、延安、绥德等地。
1216年，夏兵频扰金边，金亦严备反击。夏追兵与蒙古军联合攻金延安、代州等地。
1218年，夏令边吏通好与金，请复互市，金不许。夏攻金麟、延二州地。蒙古军欲征兵西夏，夏不应，夏人与蒙古失和。
1219年，金议迁都长安，以重兵屯巩州。夏畏其逼，遣使赴四川，议夹攻金秦、巩二州。金兵侵夏隆州。
1224年，夏遣使漠北诸部，为外援，阴图抗拒蒙古。成吉思汗自西域归，闻夏有异图，遂围攻沙州；蒙古军大将李鲁攻夏银州，夏守将塔海兵败被俘，银州城陷。
1225年，西夏与金复修好，定互市。成吉思汗返回和林，准备伐夏。
1227年，蒙古军入金境，夺麟、夏地，尽破西夏城邑，民众死亡惨重，所过大多成无人区。最后兵临西夏中兴府，西夏末主请降被杀。西夏立国190年至此灭亡。
之后，蒙古军直入中原，1234年灭金，1279年灭南宋，建立元朝，中国境内再次出现大统一。西夏与金在河外相持成为历史。宋、金、西夏的“后三角政势”，终究还是在它们互相消耗的战争中各把自己逐步削弱，最后都相继灭亡，结束了“又三国”时代后期的鼎立。
四、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通过对上述历史情况的大概了解，我们会想到以下问题：
首先，西夏立国的出现，对宋抗辽产生了直接的不利影响。夏辽相呼应，结成掎角之势，共困北宋，牵制了北宋的抗辽，使宋一直不能全力以赴解决主要矛盾。其次是西夏能够在辽、宋的对抗中，居三分之一席地，使宋朝无足够能力以战求和，最后不得不用软弱的方式，以沉重的代价“岁币”来换取边境的安宁。再是辽国虽然称强，但其国力基本上是单凭武力进攻来壮大自己，致使终无进取中原的绝对优势。与之同时，契丹上层进取中原之心也在长期相持中被消磨。
现在，我们就从这“又三国”前后期政局的问题中，来寻找它们之间的历史衍变。
1.宋王朝建国以后，要实现大统一，主要的矛盾就是对付契丹。只要能阻挡住辽军的向南进犯，其他诸如党项羌之类的民族问题都可以顺势而解。可是宋朝一直没有能够全力以赴解决主要矛盾。
党项羌从唐代进入今天的陕北以后，虽有过跟随突厥人康待宾反唐事，但唐在麟州建置以后，安抚了他们。所以，尽管唐末五代中原大乱，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羌之首李彜殷与麟州杨氏、府州折氏，一直保持了和平共处，持续了当时大河套地区（今陕北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段）的平安与稳定。当时河外诸州，都在等待中原大局稳定再行投靠。所以宋王朝统一大局出现后，它们相继归附。且麟府很快就进入宋掌控之中，为河东路所辖，已不存在对宋王朝任何威胁。而夏州的归附，就存在着民族问题。
可是，宋太宗对夏人却采取“以汉法制番邦”，一定要夏人也如麟州杨氏、府州折氏那样，让他彻底铲除其地方实力的存在。这就给想分裂的李继迁反抗宋朝有了机会。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诏李继棒入朝，企图让党项平夏部从世代经营了多少年的夏州之地上挪开，这就导致了李继迁分裂活动的更加激烈，加快了后来李元昊称帝的出现。使党项夏州势力原本和麟府地方势力一样都是抗辽的力量转变成与辽亲近、共同困宋的势力。
2.元昊称帝以后，西夏连续发动战争，宋朝没有能够制止，却以胜败皆有的事实，实际上定位了宋夏的疆界。西夏虽未如愿，始终没有稳固地得到麟府之地而东以黄河为边，可西进十分成功，有了河西到黑城广阔的“后院”。这就让西夏有了与两个强邻辽、宋“平列座位”的资本，利用宋辽之间的主要矛盾，凭时间风向转动于两强之间。在此局面形成以后，由于宋对外屈辱无能，宋夏的议和使宋明知养奸而不得不予，更助长了元昊与辽和宋的三角争斗，便其讨价还价于两邻之间。
3.在辽、宋、西夏的对峙中，辽虽有绝对的称强能力，但从整体社会情况来看，它还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发展过渡中。进攻中原、征服宋朝是它的国策，可它要统一中国还能力不足。所以辽后来的统治者上层也不具有这样的欲望。因而后来虽有“靖康”事，也只虏宋两皇帝，以掠夺性的抢劫后仍然北归。它对西夏的亲近，也不过就是为了增加宋朝的困难，其实在辽人眼里依然把夏人当奴才使用。
而宋朝，由于杨业兵败陈家谷，从此失去了抗辽的主动权以后，“抗辽”成为“防辽”，对外屈辱投降的意识已在统治者上层的心目中既定。与辽外交关系由“兄弟之国”转为“叔侄之国”，继承了后晋石敬瑭当“儿皇帝”的立国信念，再没有正起脊梁。所以它对西夏，也只能是屈辱求全，以少生是非为幸，让西夏平肩长期能与辽、夏共存。
4.辽国主要凭武力进攻来扩大势力，基本上是靠称强霸道的运武来解决国用，其下的各族部众，只喜在宋人不断“败北”中所获得战利品，而不注重中原人生产方面的文明，放缓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这就给身后的女真族兴起留下了“空当”。所以宋、辽、西夏的对峙中，谁是“胜利者”？它们彼此相对消耗的结果，使大金国成为真正的赢家。辽国被灭之后，历史进入了这个“又三国”时代的后期，南宋与金国的对抗成为社会新的主要矛盾。宋的南迁使西夏和宋之间接触减少。战争的对立，就多为金夏之间的军事风云。西夏由过去插身辽宋之间两面讨价还价的争宠，变成了艰难地两面应对金与南宋之间的斗争。可见，辽以强霸未能使自身适应时代而发展，致后院起火；西夏凭投机立国，只实现分裂于中原，而不能真正独立自主，一不听话，便要挨主子的打。
5.西夏在辽与北宋、金与南宋的对抗中，似列道旁，时而北附，时而南从，战和相递，应用于交差的矛盾之中，巧取“中间费”以自保。所以它从出现到灭亡虽190年，然而如果从拓跋思恭在夏州“虽未称国而王其土”计算起，则历时347年（881—1227），比两宋加起来（960—1279）还要多27年，在对峙诸国中算维持最久。只是从它搞分裂至搞独立，终究在辽、金的眼里，都属于被使唤的身份。尤其在蒙古军南下以后，它更是三面应对，不堪一击，最后成“无主之奴”。到头来夏末主举国向蒙古军请降而不得留生，遭受了最悲惨的灭国下场。
6.不管北宋和南宋，都有过形势好转的时期，但总是在对付西夏时难取一胜，致使夏人长期成为宋朝抗辽的阻力。有人把责任归结于宋朝皇帝对外屈辱投降的必然结果。然而造成宋朝皇帝们屈辱投降的原因何在？历来议家蜂拥，各有说辞论证。这里我接收到一条也算新看法吧，这就是认为宋朝从建立赵宋王朝初开始，就没有树立起正义的立国之风。“赵匡胤陈桥兵变”、“宋太宗如何接位”、“杨继业被潘美陷害”；宋王朝为解除麟州杨氏势力，不择手段地造成杨家主要人物接连亡故；南宋皇帝对“杨家将”、“岳家军”内心的恐惧，与反对“迎还二帝”一样“不可告人”；同样道理，秦桧以“莫须有”罪害死岳飞；如此等等。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实存在，无不给历史写下了宋朝皇帝立国不仁，为政不义。
在军事方面，抗战派一直受抑制，李纲、宗泽、岳飞，无不是含恨而终。对保皇帝的禁军无限扩大，扩大到把国家军队（即官军）都叫禁军的地步，而官军的战斗力多是那么脆弱无能。张亢在麟州取兔毛川大捷时，不得不让官军和义军（地方招募的义士）换旗，就是因为义军的战斗力强于官军。而朝廷却把地方武装总是不当正规军，因而作战部队不相依从（不能互相灵活地配合作战）。每逢战，不一定是逢敌强而败，大多是因“自弱”先溃。所以历代人对宋朝的评价不高，说它奸臣多，昏君多。民间则称之为“窝囊宋”。
总之，这场“又三国”时代的历史闹剧，使中国又分裂了好多年。从李继迁闹分裂到南宋灭亡，中国的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虽有向前，但在国防与外交方面倒退了许多。好些盛唐以来兴发出现的繁荣城市和民族文化的创建，惨遭洗劫（如夏州的“统万城”，麟州的“杨家城”）无存。元虽一统，但元朝统治中国的90年间，陕北过去的好多人居密集的地方却变成荒废无人之区。直到明代实边，才出现了延绥镇的复苏。分裂导致的破坏，战乱损毁的文明，搞分裂、闹独立的“历史人物”们的下场，为王霸道的“列强”逞凶结果，最终谁是胜利者？俱往矣，历史不仅一次地证明：数美好的“立国决策”与“资政方式”，唯和平共处的睦邻、和谐关爱的民生，方为至上。西夏兴衰的历史教训如此。近世纪，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亦如此。
【注释】
①新旧《五代史·张说传》。
②从杨弘信自为麟州刺史起，三世主政，五代连官，俗称“杨家城时代”。
③《宋史·药元福传》卷二五四。
④《宋史·贾昌朝传》卷二八五。
⑤《长编》卷五十八，咸平五年三月条。
⑥⑦⑧⑨⑩《西夏简史》李范文等著，14页、17页、19页、20页、23页。
⑪吴天墀《西夏史稿大事年表》，转引自《西夏纪事本末》。
⑫《宋史·夏国传》。
⑬《西夏史论文集》林瑞翰《西夏史》254页。
⑭⑮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七章。
⑯《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版。《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⑰《宋史·夏国传》。徐中舒引用于《西夏史秩序》。
⑱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293页（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