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再论杨存中不是杨业后代》的看法

《杨家将文化》2011年第三期发表了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再论杨存中不是杨业后代——兼谈杨存中与杨家将之差异》（以下简称《再论》）。《再论》在此文中论了三个议题：一是“杨宗闵的上三代考”；二是“关于刘一止撰杨宗闵、杨震碑文真伪的考辨”；三是“杨存中与杨家将之差异”。

《再论》一开头说：“最近偶然翻了一下2009年第四期《杨家将文化》，才发现杨文岩同志的大作《关于杨沂中不是杨业后代之我见》。”并说：“抱歉的是看到太晚，只能迟至今日作答复了。”

其实学术问题争论，不是个人之间感情交往，提不提名，无关事要。不过既然李先生看得起我，对我点了名，使我感到自己能与专家教授谈史说文，十分荣幸。至于“偶然一翻”，学海千岛，李先生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需要关顾的目标自然非此一事。《再论》又道“迟至今日”作回答，表示歉意。我觉得不必过谦。因为作研究者，哪怕是非凡的圣人，在回复求教者时，也该郑重其事，需要时日。数月数年甚至十数年，何言迟早？即便是手头有“最多”的现成资料，可也大海捞针，要作出负责任的解答，仍得耗费精力，下硬功夫。可见《再论》今见，无需作“抱歉”解释。特别是对我来说，我认为李先生为了给我们拿出一个论证，进行了细致的“备课”，才未及时回答，这有什么不好。何况，在此期间，早已有人为先生发了言（文见《杨家将文化》总11期），所以我对“杨宗闵”事的每一次发言，其实先生都了如指掌，不可能是“偶然”发现，我想这也是应该的。

现在我先来谈第一个问题。

《再论》仍以《苕溪集》为据，实为其初论的重复。所论能不能成立，取决于“苕溪集”的真伪。如无确证，考三代、考五代，皆与杨宗闵无关，因此不需答复。但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再论》中言杨宗闵的曾祖父“倍”应作“信”，这一点“杨文岩指出了，是完全正确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恰恰相反，我连那两块碑文的“真实”性都有怀疑，又何以要说“杨倍”是“杨信”之误呢？我说的原意是，有人为了让那两块碑文的世系与杨宗闵他们家挂钩、接茬，故意说碑文中的杨倍是杨信之误。二是李先生所提到的2007年8月在神木召开的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会上他所提供的论文《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谈了九个问题。事实上，当时就有人对那些问题不完全赞成。特别指出，更谈不上是什么“疑难问题”。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教授、杨家将问题研究专家杨胜万先生，在大会上当着李先生的面就一些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会后，榆林市的《榆林报》上又有人针对李先生的《考辨》提出在杨家将问题的研究中防止偏见，不要走向误区，连发六篇评论。我对先生所提“杨沂中不是杨业后代”之我见，只是对先生的九个问题其中之一的看法。并表示：不赞成在杨家将问题研究中作“谁是杨业后代，谁不是杨业后代”这类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滴血认亲”。我的主张是：把精力放在研究杨家将爱国主义风范和这个英雄群体在当时与后来给社会的影响，以及其对后来各个时代的文化发展作用。至于杨宗闵是不是杨业后代，我的主张是，各人有各人看法，在都无确证之前，是与不是先不要忙作断言。

下边再来谈第二个问题，也正是问题的关键。

李先生与我大学、小学档次有别，但都是教师出身。我们争论的过程就是对问题的研究过程。大有大用、小有小需。尤其在学术争论中是非要看终结。如果证明我们哪一方错了，这对我们来讲，都是“成功”。因为我参与争论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自己不学无术的差错。李先生以《苕溪集》两块碑来为“杨宗闵不是杨业后代”作证，我对两块碑文的出处感到来路不明，提出异议。所以我们的焦点在《苕溪集》那两块碑的真伪上。《再论》的第二议题给我提到的《宋史·刘一止传》中的《类藁》与先生提到的《苕溪集》之间画上了等号。说“《类藁》与《苕溪集》实际上是一码事，前者是稿本，后者是刊行的本子，内容上后者多了五卷，是刊行时新增加的”，并说“《宋史》卷208《艺文志》同时收入两种书，一作刘一止《苕溪集》五十卷，一作《刘一止集》五十卷”，又言：张攀《书目》以此本为《非有斋类藁》。我认为这正是问题焦点处。至于其他一大堆论证词，只能证明《再论》引用的知识渊博，但对辨定出自《苕溪集》的两块碑文真伪，说服力仍然不够。这里就事论事也来谈一下我的看法。

1.《再论》所提韩元吉《刘一止行状》，言“确实说其有《类藁》五十卷藏于家”，并说这应该是刘一止生前自定的稿本。应该补充一点的是：其全称为《非有斋类藁》。而补充的依据是出自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我觉得此证可以说明《类藁》无误，但不足以凭此“补充”就可以说明《苕溪集》就是《类藁》。如果真是相同，那么张攀《书目》就不会言之为《非有斋类藁》，其子张滤又何必以《苕溪先生集》再命名呢？为此，《再论》又把“苕溪”二字进一步作了“说文解字”，以显这两个字与刘一止的关系。并且牵引到岳飞子岳珂藏书所得刘一止亲笔信，来解释“苕溪则指代刘一止”。这只能证明刘一止的名字与“苕溪”二字的字意关系，并不能说明《苕溪集》中引来的那两块碑的碑文就是刘一止所撰。尤其是作者在其按语中提到的“南宋景定《建康志》所载，杨忠介墓在上元县钟山乡”一语无误。但其文中有“考证：杨宗闵字景介代州崞县人。太傅和义郡王之父也”，把杨宗闵的孙子说成是儿子，实在荒唐。如说字误，为什么文中两次重复“其子存中”？可见绝非无意失误。何况误“祖”为“父”，却在同文中又不见有只字提到其父杨震事。这说明《建康志》中这段文字的编写者，根本就不了解杨存中的家庭关系。故，每到关键词就出现问题，又误“止”为“正”。这种歪逻辑的推理之法和那两块碑文中误“信”为“倍”的手段又是一样。本来，古籍中出现字误是常有的事，可是问题在于每到关键处，便出现同类之误，都要用同样的办法凭加注解释。这就难免让人疑其有“创作”成分，是后人作秀。加之，此“铭”到底是墓志铭还是碑铭也含糊不清。更遗憾的是，那段铭文所记杨宗闵英烈之事也未出现在“苕溪集”的那两块碑文中。同时，按常俗，“招魂葬”不一定就是“衣冠坟”。以招魂葬为墓地立碑，也不一定非要给每一位先祖分别各写一块墓碑的铭文。可见那两块碑是否存在，辩词越涂越黑更加可疑。至于《再论》说《宋史·艺文志》中《苕溪集》和《刘一止集》并列收入，原因何在？可想而知，前人所著与挂着前人名的著作并不是“一码事”。我想这也正是《宋史》之所以采取不同方法处理这类资料的原因。因此我觉着在《类藁》与《苕溪集》之间不能给画上等号。

2.我以为杨家给杨宗闵、杨震如真要立碑的话，应请的写家是范成大。可是《再论》明确指出刘一止、杨存中、范成大“他们3人可以说是3代人。刘一止比杨存中大24岁，杨存中比范成大长24岁”，从而来纠正我的看法。因此，现在我就依这一说法为据，来谈我的认识。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杨存中为祖母立碑建葬是无可非议的事实。可是后十年为祖父和父亲立碑请刘一止撰写碑文无据可考。杨存中，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去世，年65岁。杨家其所以大兴坟宇，就是在杨存中去世受封“和王”的显贵之后，朝廷才允许他们家祭祖五世。此时刘一止已去世6年了，如在世也该是89岁。时范成大41岁，且与杨存中家世交，又是一代名人。杨家该请活人还是死人谁来撰文？史书对范成大《太傅和王挽歌词》二首有记，如果需要撰写碑文，范成大足可以应选。因此两块碑如果真有，那么是何人提笔下手写的，尚待准确见证。我们不能把后人收录下前人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就按自己需要进行修改使用。《建康志》的这一笔，用“刘一正”就是“刘一止”之误的解述，未免让人觉着子虚乌有。很难说不是后来人故意使用关键词之误，进行以假乱真。此文到底怎么成文，还需再考。

3.关于“杨存中与杨沂中是否一个人”，家史、国史，神木地方史志都有明白记载，无需谁来再考。我所说的是，如果有人说杨沂中的五世祖名“倍”，那么他所说的那个“杨沂中”就不是南宋孝宗皇帝授封“和王”的杨存中。因此才有《再论》今天说“倍”是“信”的错别字解释，同时又把这话说成是我的发现。

4.《再论》中“按：关于刘一止所撰杨碑文笔，我实在看不出有何不好，也没有看到自宋以来有什么不好的评论。相反，我只见到明初名臣杨士奇的赞誉之词。他写了一篇《宋杨忠毅公神道碑跋》表达了读碑文后为之激动的心情。”这就跟我的说法形成了“傲慢”与“谦虚”的明显对比。

其实，《再论》写在前边的话已提到“《苕溪集》这个本子，从版本上说，质量比较差，错字不少，还有错简，甚至杨震的部分事迹误入刘夫人墓碑中。另有一个清抄本，是根据宋本抄写的，比它好一些，没有上述错简问题。《全宋文》根据清抄本校对，纠正了不少错误。但这个清抄本经多次转抄，仍有一些问题。”面对这种抄来抄去变了样的文字，甚至连碑主人的事迹也误入他文的东西，还要让我们去称赞它是“语不至人间来”的妙笔？实在不是我瞧不起人，倒是有人认识问题的水平和角度不同所出现的反映。

至于杨士奇文是我们在初次回答“杨沂中不是杨业后代”时提出的。我们是说，清人编《四库全书》时有可能从明人杨士奇《杨氏谱序》抄来的内容，因为我们觉得那两块碑文中有与杨士奇文的“相同”之处。杨士奇言他们本家就是弘农杨氏之后，所以他在《杨氏谱序》中就没有把杨宗闵和杨震当外人，特别对其父子英烈事迹写得颇为翔实。可是杨士奇文在清人抄用时，又难免有人按其所需而择，甚至会对原文加减生误。至于杨士奇称赞刘一止文，并不等于是对杨宗闵上三代人是“杨倍—杨日新—杨仲臣”的肯定。所以引《东里续集》的《宋杨忠毅公神道碑跋》，是否真的“全文如下”，仍需老师们进一步研究。

最后来谈“杨存中与杨家将之差异”问题。

杨存中是一个人，杨家将是一支英雄群体，所示概念不同，并列而论，本身就有差异，怎可作比？我想《再论》的意思是说杨存中不是“杨家将”。担心有人把他列入杨家将中，影响了读者对“杨存中不是杨业后代”的认定。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就我来说，在20多年前已有文在档。何况专家教授们会有更高的见地。

20世纪80年代初，神木县科委举办过一次“古麟州与杨家将”为主题的地方文史报告会。当时我实际是在陕师大史念海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讲述的。在讲稿《杨家将事议》中，我就提到过“杨业是杨家将的主要人物”，“神木县是杨家将主要人物杨业的家乡”，“杨家将不只杨业一个人而言。杨家将是指以杨业为代表的北宋抗辽守边的杨门战将”，“杨家将到今天，已是文学艺术上概念化了的历史名词”，“历史上杨家将是北宋抗辽保边的杨业祖孙三代为代表的抗辽英雄们”。所以欧阳修在《杨琪墓志铭》中说他们的事迹在那个时候已经达到“天下之士，至里儿野竖，皆能道之”的程度。因此，“抗辽守边是杨家将得称时的前提。抗辽战场上的杨家将不是麟州杨氏的家丁家将，也不包括杨氏门中后代子孙”。“杨家将不单单是姓杨将”。

值此，我认为现在我们争论中的杨存中，即使他是杨家后人，也不在抗辽守边的“杨家将”之列，担心把他列入杨家将是没必要的。更无需因此而把他的一生经历拉扯出来，以一家之言进行褒贬；也没必要把南宋诸多名臣战将推出来为之作陪印证。这只说明作者对南宋各大臣都了解，可对所议主题来说则愈走愈远。

然而，《再论》的结语是诚恳的，李老师说：“历史是讲究真实的，是要摆证据的。你们说杨存中的父亲是延彬，祖父是杨业，到底有什么证据，请拿出来，让大家评论、评论。”因此，我在这里有理由请求《弘农杨氏族史》和《华阴杨氏源流》的作者，你们应该对李裕民先生的质问给予解答。同样你们要求李裕民先生提供把杨宗闵在麟州40多年说成是“只有几个月”的历史依据，李先生也一定能不回避地给世人作出解答的。你们都是专家、教授，你们的话最有人听，你们的文章最吸引报刊的编辑人，所以一旦出现差错“非常危险”。因为最容易引起“以讹传讹”的首先是你们。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拿出确切的证据来纠正我们的误解。免得我们再误导后人。要不然，我们不知所以，该听谁的为是。

研究问题出现争论是好事，大家可以在争论中共同提高。事实上古今中外，从创建形式逻辑的亚里士多达到用“日心说”推翻“地心说”的哥白尼，从现代中国“三钱”为祖国建立原子能事业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无不是从争议中走出来的。只是必须平等争论，不要只承认自己的，对别人的一概否定；更不能（只讲凡是书里边的就正确）不讲实在，只希望别人如宗教信徒一样听话。我认为通过争论纠正了错误，就是成就。研究问题，抄书辩证是完全可以用的基本研究手段，但还不能只凭抄书单纯论证。应以客观存在为基础，以史查证，自己要从分析、调查中索取成果。过早地来下断语、作定论，很容易出现错误。

关于杨家将的文章，我每见必读，因而也从专家教授那里得到不少知识。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请允许我有自己的思考。我想这也应该是专家教授们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