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与宋代陕北文化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    梁中效

 

宋代的陕北是抗击夏、辽的边防重地，是宋代西北地区的第一道防线，在长期的战争进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使秦汉以来特有的尚武文化走向繁荣，从而为以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等武将群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进而促进了陕北文化的发展，为捍卫大宋王朝的社稷江山和中原发达的传统文化贡献了力量。

 

一、宋代陕北的战略地位

 

宋朝立国形势、文明范式与汉唐大不相同。汉唐是出将入相、文武并重、胡汉交融、开疆拓土的尚武崇文式文明，马文化是这一文明体系的外在特征；宋明是才子佳人、重文轻武、胡汉对立、柔静内省的文治靖国式文明，船文化是这一文明体制的外在特色。汉唐的边疆在大漠、草原，宋代的边疆已内退到黄土高原与燕山山脉以南。在此背景下，处在西北大漠高原与华北连绵山系之间，并且有长城和黄河护卫的陕北黄土高原就成为北宋王朝的西北屏障，成为护卫汾﹙河﹚、渭﹙河﹚平原和中原国都的前沿基地，因此格外受到北宋皇帝和政治家、军事家的重视，在此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故事，留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其中尤以杨家将的故事最为引人入胜。

宋代陕北的战略地位在中唐已经显现出来。唐代在陕北设延州、银州、绥州、鄜州、坊州、丹州等州府，上属关内道。唐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州郡》三中指出：“延州，春秋白翟之地。秦属上郡。项羽三分秦地，以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即此地也。汉初属翟国，寻属上郡，亦朔方郡之南境。后汉亦属上郡。后魏置东夏州，后又改为延州。隋文帝废，炀帝复置延安郡。大唐为延州，或为延安郡。”管辖延安等9县。“银州，春秋白翟之地。战国时属秦，后属上郡。”“大唐复分置银州，或为银川郡。”^①管辖榆林等4县。在延州与银州之间，还有绥州，管辖绥德等5县；延州之南是鄜州，管辖洛川等5县；鄜州之南是坊州，管辖宜君等3县；鄜州之东是丹州，管辖义川﹙今宜川﹚等5县。唐代的陕北大约有30个县，已是关中的重要屏障。宋代在陕北设延安府、绥德军、保安军、鄜州、丹州、坊州等州军府，上属永兴军路；设麟州、丰州等州府，上属河东路杜。宋代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舆地》八中指出：延安府，“唐为延州或为延安郡，属关内道，为卫国军节度，领县十。梁改忠义军。后唐改彰武郡。宋因之，元佑四年﹙1089年﹚升为延安府。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统延州、鄜州、丹州、坊州、保安军，其后增置绥德军及银州，皆属皆隶。属永兴军路。此州堡寨最多，以地势极边故也。建炎二年没于金，绍兴元年收复。自后战守不一，终失之。贡黄蜡、麝香，领县十。”“保安军，本延州永安镇，宋太平兴国二年建为军，领十六寨，属永兴军路。其地唐为神策军，控扼蕃寇，建炎四年没于金，金升为州，置保安县。”^②其余各州军大体上沿袭了唐代的辖区，变化不甚大。宋代的陕北也大约有30个县，但战略地位超过唐代。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按先儒谓宋北不得燕蓟，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长安不可都。此专以形势言也。然愚尝论之：汉唐都于长安，西北皆邻强胡。汉之初兴也，河西五郡皆匈奴之地，去长安密迩，故胡骑入寇，则烽火通于甘泉。唐之初兴也，突厥雄据西北，故入寇即犯渭桥，高祖至于徙都以避之，可谓逼矣。然孝武用兵，取河西，夺其美地薦草以置郡县。议者谓断匈奴之右臂，而虏遂衰，至宣元间卒称臣请命。太宗平突厥俘高昌，置安西、北庭二府，至肃宗时西北二胡反能以兵助讨安史复两京。然则汉唐之于夷狄也，或取其地以为我有，或役其兵以为我用，则密迩寇敌之地，岂果不可都哉！盖宋之兵力劣于前代远甚，故景德时澶渊小警，而议者遽谋幸蜀、幸江南以避之。靖康后女真南牧，一鼓傅汴，再驾陷京城，不一二年间，踰河越淮跨江躏浙，历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地，虽有金汤言之险，幅员之广，而望风奔北，大驾航海，几不知税驾之所失在兵弱，非关街地之不广且险也。假令承平时尽得幽、蓟、灵、夏之地，而兵势不振如此，亦岂能救中天之祸哉！”^③马端临此番宏论，认为宋不如汉唐的主要原因在“兵弱”，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实际上，唐宋之际中华文明出现了较大转型，由唐型文明过渡到了宋型文明。胡汉一家、兼融并包的汉唐盛世一去不复返；华夷之辨、夷不乱夏的宋明文明已经降临。在此背景下，威风八面的“杨无敌”——杨业、撼山动地的“岳家军”——岳飞，以及狄青、宗泽、韩世忠等才华出众、武艺高强的宋代名将，不是用热血书愤，就是用抗争求存，但大都赍志以没，以悲剧终场。这与其说是杨业等人的个人悲剧，不如说是时代和历史的悲剧！杨业等武将群体不断涌现的陕北，给这样一个衰颓的时代注入了抗争的活力，给北宋这个衰朽的王朝，健入了支撑大厦的基石。因此，宋代的陕北其地位之重要，远远超过汉唐时期，这也正是范仲淹、沈括等王朝名臣和历史名人在陕北留下足迹的奥秘。

陕北战略地位的提升，始于中唐，极于宋代，衰于明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延安府，“府东带黄河，北控灵、夏，为形胜之地。战国时魏人入上郡于秦，而秦益强。汉逐匈奴，开朔方，恒自上郡而北，盖其地外控疆索，内藩畿辅，上郡警则关中之患已在肩背间矣。晋失其驭，并、雍之间遂成戎薮，历数百年而患未息。唐自贞观以后开拓益广，延壮十之患绝少，及党项蠢动于前，回鹘、吐蕃猖獗于后，延、绥尝岌岌多事矣。广明召变，四方幅裂，藩镇交讧，延及五季，延、绥尝为争逐之地。宋以西夏凭陵，置重镇于延州，往往选将屯兵，与诸路相声援。王庶曰：‘延安，五路噤喉也。金人入窥关、陕也，恒自山西渡河，亟犯延安。延安陷则南侵三辅，如建瓴而下矣。’呜呼！涓涓不绝，将成江河，以延、绥之境密迩雄边，控临秦、晋，一旦有事，此正救焚拯溺之时，乃犹以泄泄处之，安得不为滔天之祸哉！”^④顾氏对榆林的战略地位也有精彩的论述：“州控扼高深，形势雄胜，为鄜、延之门户。自秦置上郡而边陲之患始远，汉因其制以斥逐匈奴，关辅日以完固，后汉虞诩所云‘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险隘，沃野千里，土宜畜牧’者也。隋唐以来，皆为藩卫重地。宋种谔复绥州，渐窥横山以西，功虽不成，而寇患益少。盖横山，朔方大碛也。﹙自注：今延、绥边有山崖高峻，连延千里，即横山也。﹚沈括言：‘尽城横山，瞰平夏，则彼不得绝碛为寇。’种諤亦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其巢穴。’会徐禧上言：‘城银州不如城永乐。’从之，而禧为夏人所败。明自孛来入套，州遂为极卫。成化中余子俊改筑榆林卫，与州相为唇齿。嘉靖间抚臣张子立言：‘绥德为石、隰噤喉，延、绥门户，崇墉巨障，雄列其间，实山、陕险阨之地。’”^⑤顾氏此论，将上下两千年陕北战略地位的变迁如数家珍，可谓目光如炬，尤其是他引用宋人沈括、种谔、王庶的话，进一步论证了陕北战略地位极盛于宋朝的原因，与作者的论文创意不谋而合，更生敬仰之情！

 

二、杨业与杨家将文化

 

杨业家族是山西太原人，但发展壮大于陕西神木。北宋文豪欧阳修在《欧阳永叔集》卷二十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说：“君讳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宏信，为州刺史。祖讳重勋，又为防御使。太祖时又为置建宁军于麟州，以重勋为留后。后召以为宿州刺史、保静军节度使。卒赠侍中。父讳光扆，以西镇供奉官、监麟州兵马，卒于官。君其长子也。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役，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修的这段记载说明了四个问题：其一，在杨业的父亲杨﹙宏﹚信时，杨家已定居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才被欧阳修称为“麟州新秦人﹙神木人﹚”，因此杨业在新秦出生，也可以称为陕西神木人；其二，古麟州有浓郁的尚武风气，“以战射为俗”。杨业家族从其父亲杨宏信开始，就雄居麟州，控制一方；其三，杨业家族世代掌控着麟州刺史一职。其三，杨业父子的英雄传奇，在他们死后就已在文人和老百姓口中流传，杨家将文化在欧阳修时代已经形成。

首先，杨业父子奋勇抵抗外族入侵的英雄业绩，在内忧外患深重的宋朝，是鼓舞人民团结抗敌的精神财富，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杨家将文化。

宋代陕北是杨家将文化产生的摇篮。宋代的榆林是北控沙漠，南屏延州的战略要地，是北宋西北防线的前沿阵地，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冲突最激烈的地区。疾风知劲草，山险有虎啸。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锤炼出了以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英雄群体。正如种谔所说，这里“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特别是神木一带，是宋朝进逼西夏、护卫关陕的战略要冲，“州襟带黄河，翼蔽延庆，夹河而战，或左或右，皆可以得志。宋人议由此以捣西夏，金人常由此以困关中，盖出奇制胜，州其犄角之资也。”^⑥榆林因汉代榆溪塞而得名，是所谓种榆为塞，《通志》：“本汉榆溪塞。《水经注》所谓‘诸次水东迳榆林塞’是也。”由此证明，榆林名称一开始就与塞防有关。唐郑汝璧《都督题名记》：“榆溪为九塞岩险第一，绵亘千里。”李宗枢《送张南溪抚延绥》序：“延绥五路之襟喉，三秦之要区，孤悬绝漠，控制诸边，左提右携，窅足扼吭，固今之雄镇也。”^⑦虽然后者讲的是明代的情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宋代榆林在西北边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榆林境内的神木是宋代麟州的治所，是宋代榆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神木县的名称与宋代的神木寨有关，《通志》：“元县名，本宋神木寨也。郭子章云：‘县西十五里杨家城内有神松三株，枝柯相连，故曰神木’”唐宋时期，神木的地位日趋重要，“天宝元年分置麟州，兼置新秦县为治，其年改新秦郡，乾元初复曰麟州，属关内道。五代周时属北汉。宋曰麟州新秦郡，元丰中于银城县界置神木寨，政和四年省银城入新秦县。金时，地属西夏，州县皆废。元初于神木寨置云州，至元六年废州为神木县，属葭州。”神木由于地处边关，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余廷谏《建石城记》：‘西藩榆、阳，东控河、朔，南翰关、化，北当套鲁。’《延安府志》：‘东阻黄河，北控沙漠，山溪险隘，延州保障之地。’《县志》：‘两山雄峙，三水环流，南望关中，北临河套。’”^⑧正是这种农牧交错地带的文明荟萃、自古以来险要的边关形势、宋朝不同于汉唐的胡汉关系，使杨家将在榆林神木孕育并快速崛起。

宋代的神木是杨家将崛起的根据地。宋代的神木是黄河上游东西往来与南北沟通的交通要冲，《五代史》：“河东兵趋夏州者，必自麟、府至河西。”在五代十国分裂战乱时期，杨氏家族的奠基者杨信，也叫杨宏﹙弘﹚信，利用天下大乱的形势，割据自雄，在后晋天福年间﹙936年—942年﹚，杨信镇守麟州城﹙今神木县北﹚，发展成河东保德、河曲一带的地方实力派，被任命为州刺史，成了杨家将开宗立派、镇守边关的第一人。麟州城位于今神木县城东北20公里的永兴乡境内，州城据高临下，是所谓“两山雄峙，三水环流，南望关中，北临河套，”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有利于杨氏家族割据一方，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杨信病逝后，由其子杨重勋继任麟州刺史，重勋及其后代，世后麟州守边，故麟州城又被称为杨家城。杨信次子杨业出生于麟州，本名杨重贵，从小就受到麟州“劲悍善战”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宋史·杨业传》记载，“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由于家族尚武文化的影响，杨业自幼就呈现超常的骑射能力和坚毅果敢的性格。成人后，投效于北汉刘崇帐下，“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刘崇在后晋天福六年﹙942年﹚曾任麟州刺史，15岁左右的青年勇士杨业，大约在此时被刘崇看中并置之麾下，按照当时的赐姓制度和义子风气，杨业被赐姓名为刘继业。值得注意的是刘崇把继业与他的孙子辈继恩、继元、继文等列为同一排行，证明他对杨业极为赏识和器重。刘崇在951年建号称帝，杨业被赐名为刘继业大约在此年或稍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宋太祖开宝元年九月记载，太祖用兵北汉，此时北汉内部产生争斗，刘继恩被杀，“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请兵为援，又遣侍卫都虞候刘继业、冯进珂领军扼团栢谷，以将监马峰为枢密使，监其军。”“继业本名重贵，姓杨氏，重勋之兄。幼事北汉世祖，遂更赐以姓名。”杨业为北汉守卫太原、抵御宋朝进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宋太宗围攻太原时，杨业投降了宋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初，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城，甚骁勇。及继元降，继业犹据城苦战。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谕继元俾招继业。继元遣所亲信往，继业乃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上喜，慰抚之甚厚，复姓杨氏，止名业，寻授左领军卫大将军。” 由此可知，杨业是北汉抗击宋朝的栋梁之才，他在北汉主投降后才迫不得已降宋，这既反映了他的忠贞不二，也成为他后来被宋朝嫡系大将潘美等人置之死地的主要因素。

其次，杨业及其子孙始终站在抗辽最前沿，是杨家将名闻天下的核心因素，也是杨家将文化流传千古的主要原因。

早在开宝二年﹙969年﹚六月，杨业就建议北汉主断绝与契丹的关系，归顺宋朝，回归中国。“时契丹遣其将南大王来援，屯于太原城下，刘继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勉于塗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北汉主不从。”^⑨由此看来，杨业希望国家早日统一，摆脱契丹的挟迫和“儿皇帝”的屈辱地位，但他的主张并未被北汉主刘继元采纳。杨业归宋后，八月被任命为“郑州防御使”，十一月就被派往代州，担负防御契丹的重任，“上以郑州防御使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癸己，命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上密封囊装，赐予甚厚。”^⑩宋太宗之所以厚赐杨业，无非是杨业有长期与契丹和战的经验，是驻防代州抵抗契丹的不二人选，但他的上司是飞扬跋扈的“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美，使杨业的军事才干和智勇策略不能充分发挥，反而处处受到牵制和排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记载，太平兴国四年三月，“会敌十万众侵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陘出，由小陘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孝，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马革甚众。”此次雁门关大捷，杨业以数百骑深入敌后，配后主帅击败了契丹十万大军，其过人的胆略与智慧让契丹兵闻风丧胆，《宋史·杨业传》说，“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杨业的赫赫军功却引发了宋军主将潘美等人的不快与排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记载，太平兴国五年，“以郑州防御使杨业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宋太宗没有为杨业主持公道，而是放纵其嫡系大将潘美等人，使杨业逐步被陷入到悲剧的命运之中。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辽景宗病逝，年仅12岁的太子耶律隆绪即位，由其母萧太后摄政。宋朝君臣认为此时辽国“母寡子弱”，是兴兵伐辽的大好机会，遂于雍熙三年﹙986年﹚，调集精兵30万分西、中、东三路，向辽国发起全面进攻，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西路军由潘美、杨业分任正副往帅，王侁、刘文裕充任监军，于当年三兵出雁门关，向云应诸州辽军发起进攻，进展顺利，但东路军冒然进兵，被辽军击败，影响全局，宋太宗下令各路大军撤退，并令西路军掩护云、应、朔、寰四州人民后撤。面对辽国十万大军的进逼，杨业提出了避敌锋芒、安全护送百姓后撤的万全之策，但监军王侁等人，出于对杨业的嫉恨，反诬其畏敌不前。杨业悲愤地说：“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于是率军自石峡路趋朔州，行前对主帅潘美哭诉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杨业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接战后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到陈家谷口﹙在山西朔县南﹚，原本指望潘美能按原计划在此设伏兵接应，但潘美所部早已撤退得无影无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记载，“业力战，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逐为敌所禽，其子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俱死焉。”“业既被禽，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异地！’乃不食三日而死。”杨业之死，是宋辽战争中最大的历史悲剧。这既是杨业个人的悲剧，更是宋型文明背景下武将不得善终的时代悲剧。杨业虽死，但英魂长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记载，“业不知书，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氊罽，业但挟纊，露坐治军事，傍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吏民爱之。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其败也，麾下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亡益也，傥敌人散去，尚可还报天子者。’众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无一人生还。”其悲壮惨烈，可谓恸天地、泣鬼神！杨业这种为将品德和治军风范，也被他的子孙所继承，成为杨家将共同的精神风范。

再次，杨家满门忠烈，其子孙大都成为国之栋梁，受到当代与后世的普遍敬仰和热情赞颂。

杨业共有七个儿子，杨延玉战死，杨延昭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瓌、延贵、延彬并为殿直。”杨延朗后更名为延昭，年幼时即追随父亲南征北战，受到杨业的培养，很快成长为北宋名将。宋真宗时代，杨延昭长期镇守河北保州﹙今保定市﹚的高阳关﹙河北高阳县东﹚，距宋辽边境要塞的瓦桥关﹙雄县境内﹚、益津关﹙霸县境﹚、淤口关﹙霸县东﹚不远，被戏剧小说宣染为“杨六郎把守三关口”。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也是一代名将，受到范仲淹的赏识，曾提出过破辽收复幽燕之策。杨家将都继承发扬了杨业开创的为将做人风范，《宋史·杨业传》记载，宋真宗曾对诸王说：“延昭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由当朝皇帝宋真宗的评价可以看出，杨业父子在北宋中前期已是名满全国的名将，深受民众爱戴。“延昭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之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护榇以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杨文广继承了父祖为将之道，宋英宗曾说：“文广，名将后，且有功。”范仲淹、韩琦等名臣也格外器重，“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至于戏剧小说中的杨门女将，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杨业的妻子折太君﹙佘太君﹚，其父折德扆也是宋代陕北府谷﹙府谷孤山堡南有折克行墓，可证折家崛起于府谷。﹚折家将的掌门人，从五代开始到北宋灭亡，折氏一门八代，历时200余年，为抗击辽夏金的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折太君出生在这样一个武将世家中，自然深受家族文化的影响。清人毕沉《关中金石记》说：“折太君，德扆之女，杨业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窝村。”乾隆《保德州志》也记载，“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曰，杨业要府州折氏，称太君。……考岢岚志载，折氏系德扆才，性警敏，尝佐业立战功，后上书陈业战没之由。”康基田《晋乘搜略》卷二十说：“﹙山西﹚通志：保德州南四十里折窝村，有折太君墓。即杨业妻折德扆女也。乡里世传折太君善骑射。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王夫人﹙即韩世忠妻梁红玉﹚之亲援桴鼓然。”由于折太君教导婢仆练习武艺，因而产生了杨排风英勇杀敌的故事。因“折”、“佘”二字音同，有些地区“折”“佘”不分，使得元代以来的戏曲平话中就有“老身佘太君的便是”“跌损了佘太夫人”等戏文语。由此看来，杨门女将还是大有历史依据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英雄传奇。杨家将与折家将都崛起于陕北，他们既为社稷江山的稳固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为陕北宋代文化的繁荣矗立了座座丰碑！

杨家将精忠报国，为将以德，身先士卒，智勇善战，关心部下，推功于人，勤苦自励，轻财爱士，号令严明，所向克捷，敌人丧胆，人民爱戴，这一切使得杨家将文化形成宋代，传扬于明代，影响于全民，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页。

 

三、杨家将文化的产业化开发

 

反抗压迫，保家卫国，忠勇自效，不屈不挠，为了信念，甘洒热血，这是世界上古今中外都敬仰和歌颂的英雄事迹。杨业为了保护广大民众和身后的家国、发达的中原文化，献出了自已宝贵生命。他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民众“皆为之愤叹”﹙《东都事略》﹚；“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都在赞颂杨家将的业绩；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壮美情怀也引起了辽国的崇敬。在檀州东北一百多里的古北口，当地人民建有“杨无敌庙”，苏辙《栾城集》卷十六《过杨无敌庙》诗云：“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刘敞《公是集》卷二十八《杨无敌庙》诗：“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苏辙、刘敞出使辽国，上距杨业之死不过百年，“尝享能令异域尊”，杨家将的故事已深入人心，经过宋元以后文学艺术的加工，杨业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到明清时期，杨家将演义和戏剧更加繁荣。有关杨家将演义的代表作是，《新镌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新镌玉名堂批点按鉴参补杨家将传》﹙又名《北宋志传》﹚；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剧种中都有《杨家将》演出。小说与戏曲相互补充，使杨家将的故事更加丰富传神，使杨家将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今天，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西部大开发走向深入的壮美历程中，在文化旅游产业迎来大开发的宏大潮流中，陕北厚重的杨家将文化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开发机遇和潜在的广阔市场。

其一，穷本溯源，加强学术研究，全面清理陕北的杨家将文化遗产，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奠定文化基础。

其二，影视开发，加强影视产业，在过去杨家将影视艺术的基础上，拍摄新的杨家将系列影视产品，宣传陕北文化，重塑陕北形象，提升陕北美誉度。

其三，旅游开发，带动第三产业，将古代陕北的边关堡寨体系﹙如神木寨、杨家城﹚与现代城镇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将杨家将故事与陕北黄土文化结合起来，开发出形神兼备的旅游产品。

其四，文化开发，发展文化产业，在宋元以来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上，编写新的杨家将演义，开发出以杨家将故事为核心的系列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精神生活，获取更大经济效益。

其五，遗产开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全国所有剧种中的《杨家将》收集起来，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杨家将戏曲博物馆。

总之，杨家将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可保护的精神文化遗产之一，是陕北黄土高原最具阳刚之气的精神文化遗产之一，在陕北腾飞的征程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创新和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 杜佑《通典》，岳麓书社，1995年出版。

②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

④⑤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⑥⑦⑧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延安府·榆林府》，三秦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⑨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