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州折氏研究综述

 

  榆林学院政法学院   刘翠萍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而我国也日益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随着晋、陕、蒙邻接区域能源、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区域文化研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加上折氏后人的推动，折氏文化研究逐渐升温。目前，参加折氏文化研究的人员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包括海内外学者在内的专业研究人员，一部分是酷爱乡土文化的地方文化人士，一部分是折氏后裔。他们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或社团组织如折氏家族联谊会、折氏文化研究会等为依托开展研究活动。折氏文化研究涉及的地域包括以府州为中心的晋、陕、蒙邻接区域，这里曾经是折氏家族主要的活动场所，有非常丰富的折氏文化遗存。2006年8月27日，杨家将文化研究会暨杨家将基金会成立，2007年8月20-23日，“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在陕西神木县隆重召开，这是百余年来学术界第一次专题研讨杨家将历史文化，会议收到论文32篇约40多万字，编辑出版了杨家将研究丛书《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与《杨家将研究·历史卷》，府州折氏研究成为杨家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07年6月6日，山西“折氏族谱研究会”在西安组织筹办了“府州折氏族源学术研讨会”，与会者40余人，对折氏族源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010年9月，府谷县文体广电局编辑出版内部资料——《府州折氏史料辑录》，分地方新考、专家研究、人物传略、折氏艺文及附录等五个部分，收录了公开出版的部分论著、论文，也收录了部分地方文化人士的研究成果。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府州折氏研究大多散见于国内外学者的各种专题史和断代史研究中，而专门研究府州折氏的论文、论著并不多，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对折氏的文治武功，麟府州的建置与地理形势，折氏族源及人物，麟府丰三州的堡寨、人口驻军与馈运及折氏墓地及文物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勾勒出了折氏家族的兴起，折氏家族成员平北汉、抗击契丹、与西夏的苦战及抗金等历史事迹，并对折氏世袭知州、宋廷对折氏的政策及折氏的经济、家风、婚姻、丧葬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周群华《论宋麟府丰三州的战略地位与府州折氏源流》对麟府丰三州的战略地位及府州折氏的兴衰进行了探讨。这些论著论文是目前折氏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韩荫晟《麟府建置与折氏源流》（《宁夏社会科学》(试刊号) 1981年），张海君《北宋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原因探讨》（《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周群华《宋麟府丰三州建置及其战略地位》（《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周群华《五代北宋时代的府州折氏——兼论宋朝对麟府丰三州的治理政策》（《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3-4期）等文章则从麟、府、丰三州的军事战略地位，北宋对麟府丰三州的治理政策，府州折氏与宋廷的关系，宋夏军事对抗与粮食争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天顺《府州折氏及其与杨家将的关系》《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则对府州折氏族源、婚姻及府州折氏的世系、官职与折氏的主要功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有关府州折氏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各断代史及其他官修史籍，如《隋书》、《北史》、《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五代会要》、新旧《五代史》、《宋史》、《宋会要辑稿》、《资治通鉴》、《金史》等，此外，还有碑文、墓志铭及唐末到清代的私家所修诸史等。

府州折氏研究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府州折氏史迹研究，包括府州的建置沿革，麟、府、丰三州的军事战略地位，折氏族源，折氏祖籍及其至河西之迁徙，府州折氏的兴衰及其世系、官职、文治武功，府州折氏与麟州杨氏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一是府州折氏遗迹、遗物的调查与研究。从研究成果来看，在府州折氏史迹研究方面，文献资料有明确记载的史实已经基本梳理清楚，并有深入的研究，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存在疑问或文献资料没有明确记载的，部分通过碑文、墓志铭等资料的相互印证，也已梳理出头绪，但存在较大争议，还有一些史实有待文献资料的去伪存真或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发掘面世而予以澄清。

留存至今的府州折氏遗迹、遗物有折氏家族墓地、墓碑、墓志，府州城，七星庙及大量的堡寨遗迹等。目前，对于府州折氏遗迹、遗物的考古发掘、搜集、考证、整理及综合研究还未全面展开，学者们对于府州折氏墓地、宋代府州城的准确位置，府州折氏墓地、府州城、七星庙及现存堡寨等遗迹的历史地理变迁，府州折氏墓地的地貌特征、墓葬情况等细节记述不一，除个别学者的专业记录外，如戴应新对府州折氏墓地著有《折氏坟墓调查试掘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一文，其余都是当地折氏文化爱好者的实地考察见闻。由于府州折氏墓碑、墓志等实物现已分散各地，这些墓碑、墓志资料散见于古代文献及历代学者包括当代学者的研究资料中，不仅历史上无传世之拓片，近世出土的墓碑、墓志也很少拓片面世，因此，更深入系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及墓碑、墓志等实物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的完成。笔者现就府州折氏研究状况具体介绍如下：

一、府州折氏史迹研究

1、府州建置及其地位

宋代的府州，即现在的府谷县，位于陕西省最北端，榆林市东北部，北接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东与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保德县隔黄河相望，西南与陕西省神木县毗邻。

府州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势险要，南邻黄河，北绕长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府州的设置既与其战略地位有关，也与少数民族的安置与治理有关，还与当时折氏在当地的势力及其影响有关。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周群华《宋麟府丰三州建置及其战略地位》（《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韩荫晟《麟府建置与折氏源流》（《宁夏社会科学》(试刊号)1981年）等论著与论文对府州建置的缘由，由镇升为县、为州、为军而至节镇的演变及其在抗辽、防西夏的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作了比较详尽的探讨，周群花指出，麟、府、丰三州是因中原王朝鉴于它们具有战略地位的价值以及安置少数民族的需要才先后设置的。

折氏的功勋与府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分不开，而府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得天独厚的军事战略地位，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宋王朝一方面在此设置大量的堡寨以加强防御，另一方面，采用羁縻政策，对麟、府、丰地区的党项豪酋委以重任，抵御西夏的入侵。韩荫晟在《麟府建置与折氏源流》（《宁夏社会科学》(试刊号) 1981年）一文中指出，北宋和辽、西夏鼎立时，他们之间的丰、麟、府三州属宋河东路，但位置却在黄河西岸，由于地势险峻，成了北宋对抗辽、夏的边防要塞。周群华在《宋麟府丰三州建置及其战略地位》（《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麟、府的存在，不只是河东路的前沿阵地和坚固屏障，而且也是插入夏、辽邻接地区的一把利刃，尤其对西夏的入侵，麟、府起着侧击和牵制的巨大威慑作用。入宋以后，府州同麟州一样，因其军事地位的突出及对夏战守的需要，陆续修筑了不少堡寨。孙昌盛在《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麟、府、丰三州的地理位置对于北宋政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宋、夏战争中，它是河东路的重要屏蔽。北宋政府在麟、府、丰地区修筑大量堡寨，以加强这里的防御。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指出，对北宋来说，麟、府州的重要性是非比寻常的，折氏在抗击辽、夏的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折氏的功勋又与当时的府州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分不开。韩荫晟在《麟府建置与折氏源流》（《宁夏社会科学》(试刊号) 1981年）一文中指出，唐朝贞观年间，历来居住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和四川西北松潘地区的党项族得到朝廷的允许，开始向内地迁徙。贞观以后，吐蕃逐渐强大，党项受到严重威胁，几乎举族东迁；他们经过甘肃、宁夏向河西地区转移。经过唐和五代漫长岁月，到北宋初年，灵（今宁夏灵武南）、夏（今陕西横山）、绥（今陕西绥德）、麟（今陕西神木县北）、府（今陕西府谷县北）、环（今甘肃环县）、庆（今甘肃庆阳县）、丰（今陕西府谷县北）各州和镇戎（今宁夏固原）、天德（今内蒙包头附近）、振武（今内蒙和林格尔）三军境内都居住着党项的族帐。党项族开始迁徙时，突厥族的遗民也陆续南迁，为了安置突厥降户，唐高宗调露元年，在河西南部设立六个小州，史称六胡州，后改为宥州（今内蒙伊盟南部）。麟州为安置党项而设，其境内主要居民是党项族。府州是因折氏而建立的。周群华在《五代北宋时代的府州折氏——兼论宋朝对麟府丰三州的治理政策》（《甘肃民族研究》1990第3-4期）一文中指出，折氏所居的河东路府州及麟、丰二州是民族杂居之地，其中以党项族居主要地位。因此，宋实行了一套有别于内地州县的治理政策，即任用当地土豪或少数民族酋领为知州或蕃官，因俗为治，加以羁縻，使其互相牵制，巩固边防，安定秩序。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宋朝廷对折氏采取优惠政策的原因：麟、府路地处辽、宋、夏交界处，而府州又是该路的核心，宋如丧失此路，河东就会受到直接威胁，太原如有变故，势必影响宋朝的统治。麟、府路又是蕃汉杂居区，党项人居多，如宋方派汉人统治，一旦处理不好民族关系，党项可能投奔西夏，麟、府路就会落入夏人之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党项人去统治。但宋廷通过采取掌握知州的任免权、在麟府路屯驻禁军、设置非折氏家族成员充任的官职等措施对折氏势力加以控制，以免其发展为新的藩镇。

2、折氏族源、祖籍及至河西之迁徙

作为少数民族的折氏在府州发展壮大，成为地方豪强，但折氏并非府州土著，文献资料明确记载，折氏原本是云中人氏，后迁徙到河西即黄河以西的府州。这样，折氏族源，折氏祖籍，折氏迁徙至河西之时间、路线及原因等问题引起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关于折氏族源，正如周伟洲在《早期党项史研究》中指出的，中国许多史籍及国内的有关论著，大多云折氏是源于党项羌。如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指出，折氏先世源出党项族，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逐渐混血汉化了。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指出，党项族，在隋末唐初居住于今甘、青、川交界处。贞观以后，在吐蕃的强大攻势下，被迫北迁至陕、甘、宁交界处。中唐以后，一部分党项族又东迁至今陕、蒙、晋交界处，其中势力最强的两支便是拓跋氏与折氏。韩荫晟《麟府建置与折氏源流》（《宁夏社会科学》(试刊号) 1981年）一文通过对众多文献资料的梳理，认为折氏为党项族。王天顺《府州折氏及其与杨家将的关系》（《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一文也指出，府州折氏是党项族。但周伟洲通过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得出结论，认为折氏的族源非党项，而是源于鲜卑折掘氏，原与北魏一起居于漠南、河套一带，魏晋以后，有一部分迁入河西，聚居于今青海湟水流域，到唐安史之乱前后，吐蕃势力北上，党项内徙，鲜卑折掘部也随之内徙，最后定居于麟府一带，改姓折氏；因其与党项诸部长期杂居，共同生活，逐渐党项化，成为党项诸部之一。另一种可能，府州折氏早在唐武德年间即居府谷，后党项内徙至此，与之杂处，逐渐党项化，为党项大姓之一。周群华《宋麟府丰三州建置及其战略地位》（《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一文也认为府州折氏源出鲜卑族。

近来一些地方文化人士则提出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折氏源出沙陀，提出这种观点的是郭志飞，他在《府州折氏》（《府州折氏史料辑录》内部资料2010年）一文中指出，折氏很有可能是唐代内附沙陀的一支，其依据是内附沙陀首领李国昌、李克用及李存勖三代与折宗本、折嗣伦、折从阮的特殊关系，他认为，折宗本起于云中，因军事力量被李国昌倚重，李国昌任振武军节度使时，任折宗本为振武军沿河五镇都知兵马使，晋王李克用势力大增，拥有河东之地，宗本子嗣伦因家世关系被国昌子晋王李克用任为麟州刺史。此后，为屏障河东在府谷由县升为州之时，嗣伦子从阮因祖父世交被刚刚即位的晋王李存勖任为府州副使。折氏起于云中，经振武军、麟州，最后世守府州，这样，折氏迁徙的轨道也顺理成章。

一些学者在折氏族源研究的基础上，对折氏祖籍及至河西迁徙之时间、路线及原因等进行了探讨，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认为，折氏迁居府州的时间可能在唐武德年间。

关于折氏祖籍及其迁徙路线除周伟洲的上述结论外，地方文化人士对折氏祖籍云中究竟是秦之云中还是唐之云中，持有不同的看法，白义雄《回望府谷建县1100年》、杨国威《折氏在府州的兴起与衰落》（均载《府州折氏史料辑录》内部资料2010年）等文章认为，折氏祖籍云中是秦之云中，鄂尔多斯东北及黄河东岸为秦云中郡，其治所在今内蒙古的托克托县境内，时辖府谷地方。郭志飞《府州折氏》（《府州折氏史料辑录》内部资料2010年）一文指出，折氏祖籍云中即唐之云中，治所在今大同市，辖境包括今大同市、雁北地区和朔州的一部分，北面可能到达内蒙和林格尔。这里正是沙陀贵族李克用逐渐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并由此推断折氏家族与李克用家族有极深的渊源，折氏家族也可能是内附沙陀的一支。

关于折氏由云中迁往府州的原因的探讨，除前述民族迁徙浪潮的推动及郭志飞所持与沙陀贵族李氏的特殊关系两种观点外，杨国威在《折氏在府州的兴起与衰落》（《府州折氏史料辑录》内部资料2010年）一文中指出，折氏迁徙是由于周武帝取缔佛道二教，而折氏族人多为佛门弟子，再加上折氏有直谏犯上阻碍实施新政之嫌疑，故对其进行打击和惩罚，不但迫其还俗，在建德五年（576），又责令折氏举族从内蒙古富饶的阴山云中郡，迁徙到河西银城县东北贫瘠之地的府谷，府谷时亦属云中郡。

3、府州折氏世系与官职

折氏家族兴起于府州，自唐末仕于唐，五代时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至宋，折氏皆附顺于中央政权，接受其册封和粮饷，世袭府州刺史，爵禄不曾中断。折氏家族虽曾独霸一方，但从未独立称王，除折可求迫于形势降金外，折氏家族归顺的都是从道统上看正统的中央政权。因此，搞清府州折氏世系与官职是府州折氏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府州折氏与宋王朝关系的基础。韩荫晟：《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宁夏社会科学》(试刊号) 1981年）、王天顺《府州折氏及其与杨家将的关系》（《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等文章对折氏世系及官职有较系统的研究，文中附有详细的折氏世系表和折氏世系宦历表。目前，学者对折氏世系及官职的梳理十分清晰，有的详细，有的粗略，争议的地方并不多。

4、府州折氏文治武功

折氏家族在府州的兴起应从折宗本算起，从其孙折从阮镇府州开始到折可求降金，折氏家族世袭府州刺史200余年，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凭借麟、府独特的军事战略位置，麟、府二州成为抗击契丹和西夏的前哨阵地，从而造就了折氏家族的卓越功勋。折氏家族成员几乎参加了历代封建王朝抗击契丹、消灭北汉、抵御西夏的较大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他们大多充当了先锋与统率的作用。折御卿之后，折氏家族五代人和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角逐百余年，经历了无数次艰苦的战争，在他们所经历的重大战役中，除了抗击敌人的军事入侵外，还有护送军粮、军服等军需物资的遭遇战，为兴建城郭、堡寨等军事设施而屯兵应战。他们在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折御卿带病临敌、死于阵前，折海超、折惟信战死疆场。折惟昌带病冒风沙护送军粮，病逝于军中，年仅37岁。折氏镇守府州期间，不仅战功卓著，而且为政清廉，团结部众，得到了蕃汉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重视和褒奖。

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与碑文、墓志铭的相互印证，对折氏家族成员的主要功绩进行了研究，并用传记和大事表等方式对折氏功绩进行了较详尽的记述。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列举了折氏家族成员在平北汉、抗击契丹、与西夏苦战及抗金战争中的诸多战役。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详细列举了北宋时期宋夏在麟、府、丰三州争夺领地、耕地及缘边蕃户的战事，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总之，文献资料中有大量折氏家族成员指挥或参与的战役的记载，专家学者对这些战役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结果及原因等基本史实已经梳理清楚，并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府州折氏遗迹、遗物调查与研究

1、墓地

折氏家族墓地位于府谷县孤山镇，有两处，一处在孤山镇南十里杨家沟，土名西堬头，即宋天平山；另一处在孤山镇东五里李家坬，土名东堬头。关于折氏家族墓地，长年致力于陕北考古的戴应新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他在《折氏坟墓调查试掘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一文中，对折氏墓地的地理位置、墓葬情况、墓碑、墓志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考证与研究。李裕民在《折氏家族研究》一书中根据戴应新的调查材料，指出折氏墓葬制度具有族葬、迟葬、迁葬、嫡庶有别、旁支别葬、重视风水等特点。此外，当地文化人士也有一些对折氏墓地的考察见闻及研究成果，如刘玉华在《折家祖坟——西堬头的考察札记》（见《府州折氏史料辑录》内部资料2010年）一文中，介绍了折氏家族墓地的具体位置及其现状，他认为折家在府谷有四座祖坟，唐朝两座，称南堬头和北堬头；晚唐、五代、北宋有两座，称东堬头和西堬头。

由于折氏家族墓地并未发掘，戴应新的调查也未绘图，加之，西夏占领府州后，对折氏陵园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陵庙被烧，墓碑砸碎，除个别小墓外，墓室一个个扒开或用大石捅塌，剖棺戮尸，惨不忍睹。因此，学者目前对折氏墓地的叙述还十分简略。

2、墓碑、墓志

出土于折氏墓地的墓碑、墓志有折嗣伦碑、折继闵碑、折克行碑、折可大碑、折御卿墓志、折惟忠妾李夫人墓志、折继新及折继全墓志、折可复夫妇墓志、折可适墓志铭、折可存墓志、折彦文妻曹氏墓志等，其中，《折继闵神道碑》和《折克行神道碑》已经运往西安碑林保存，还有部分碑石存放于府谷县千佛洞，其余下落不明。这些文物资料的出土，既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又补了文献资料之不足。

除文献资料对折氏墓碑碑文及墓志铭的记载外，今世对墓碑、墓志等文物的调查与记录最详尽的还是戴应新，他在《折氏坟墓调查试掘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中对墓碑与墓志的出土地、质地、尺寸、形状及碑文、墓志铭等进行了较细致的调查与记录，并有《北宋折继闵神道碑疏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和《宋<折克行神道碑>考释》（《文博》1987年第2期）两篇文章公开发表。学者根据他的调查材料，与文献资料合参，成为研究府州折氏的世系、战功等的重要资料。

3、城、堡、寨

北宋王朝因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加强府州城防御的基础上，陆续在麟、府、丰三州修建了大量的堡寨。这些堡寨从宋至今，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的已经废弃，有的传承至今，并在其旧址或近旁发展为今天的乡镇中心。目前，对这些堡寨的调查并未展开，学者的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文献资料。周群华《宋麟府丰三州建置及其战略地位》（《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一文对麟、府、丰三州堡寨的修筑时间、堡寨名、方位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统计。吕卓民《宋代陕北城寨考》（《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一文考证出宋代部分城寨与陕北现存乡镇及村落的关系，如府谷县城就是宋代的府州城。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在对北宋在河西麟府一带设置的军、城的影响进行研究后指出，北宋修筑堡寨的布局基本上是今天麟府地区乡镇村落分布的雏形。

当地学者也有关于宋代府州城的实地考察见闻，如白义雄《回望府谷建县1100年》（《府州折氏史料辑录》内部资料2010年）一文指出，从后梁天佑七年到宋王朝建立的50年间，折从阮及其折氏后裔修筑的府州城四至清晰，遗迹尚存，城垣规模略大于明初所筑的府谷旧城。府州城夯土筑墙，没有包砖，其中心位置在现杨瓦砖场，小地名叫徐家墩。作者并未注明资料的来源。

4、七星庙

七星庙原本是一座道教庙宇，它与府州折氏的联系始于北宋名将杨业与折赛花在此成婚，此后，七星庙就以杨、折联姻的纪念地而闻名于世。

据《府谷县志》的记载和府谷县文管办主任康厚等人的考证，七星庙坐落在孤山堡北门外的山梁上，距县城约20公里。七星庙始建年代，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相传一说建于唐代贞观年间，一说建于北宋初。明万历年间重建，现有大殿和前庭两处主体建筑。1983年，府谷县政府拨专款重修。修复后的七星庙，保持了明代的风格。

三、关于折氏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目前，折氏文化研究分散在各个专题史或断代史研究领域，虽然有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府州折氏研究缺乏有效的组织，信息沟通平台尚未建立，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启动，现代科技手段如摄影、摄像技术尚未介入，致使课题的选择缺乏总体的规划与设计，研究者各自为阵，沟通不畅，合作不够紧密，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文献研究为主，研究成果局限于文字记载，且不乏重复研究之处。

折氏文化研究者的初衷各不相同，视角也有较大差异，专家学者立足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折氏文化研究只是自己研究领域的部分内容。折氏文化爱好者则将视角集中在爱国主义这条主线上，他们被府州折氏家族在爱护兵民、保境安邦、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维护多民族的中原王朝的统治等方面取得的辉煌业绩及忠勇报国精神所震撼，因此，将折氏文化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折氏后裔则从认祖归宗的认同感方面全力推动折氏文化研究。

笔者以为，折氏文化研究应该在专家学者专业研究的引领下，在折氏后裔及折氏文化爱好者的全力推动下，在晋陕蒙邻接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官方及非官方机构的有效组织及资金的有力扶持下，充分借助政府科研项目基金，全面介入现代科技技术，尽快组织开展折氏遗迹的考古发掘工作及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以府州折氏文化研究、杨家将文化研究为契机，将折氏文化研究、杨家将文化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组织有志于折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专业研究团队，集中开展晋、陕、蒙邻接区域的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宗教、人口、社会组织及风俗习惯等特色文化研究，以补晋、陕、蒙区域文化研究之不足，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协调发展，为晋、陕、蒙邻接区域的科学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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