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果说旧时的陕北民歌是一个流浪汉，那么，有了中国革命，陕北民歌才找到了家。
榆林学院中文系 吕政轩
如果说旧时的陕北民歌是一个流浪汉，那么，有了中国革命，陕北民歌才找到了家。如果说旧时的陕北民歌是一个历尽苦难的孤儿的话，那么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民歌才找了一个关心她、抚育她、培养她的母亲。
抓住了这一根本，我们就不难理解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给陕北民歌带来了一系列转变。
其一诗内容的转变。
传统的陕北民歌多为劳动歌、诉苦歌和爱情歌。劳动歌伴随劳动而歌，多叙述劳动者的艰辛和寂寞。诉苦歌是劳动人民对其生活的苦难，家庭的苦难和爱情的苦难的一种集中反映。爱情歌则表达了陕北人对美好爱情的一种本能的追求和向往。革命民歌对那些传统民歌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二十对其进行了继承与革新。如在劳动号子中，就在传统民歌单纯地描写劳动场景的内容中加上了与革命有关的内容。
传统民歌打夯号子：
穷哥们呀嗨哟，
甩开膀子嗨哟，
大家用力嗨哟，
一齐干呀嗨哟，
众弟兄们嗨哟，
齐用劲呀嗨哟，
谁要偷懒嗨哟，
王八蛋呀嗨哟，
不要慌呀嗨哟，
不要忙呀嗨哟，
站稳身子嗨哟，
用力打呀嗨哟。
加油干呀嗨哟，
快快干呀嗨哟，
再过一刻嗨哟，
就要下工呀嗨哟。
新民歌打夯号子：
共产党领导好，
穷人翻身得解放，
哎嘞哎嗨哟呀，
再来一家伙呀，
哎嘞哎嗨哟呀，
共产党领导好，
穷人翻身得解放，
哎嘞哎嗨哟呀，
家伙上摞家伙呀。
哎嘞哎嗨哟呀。
而传统的诉苦歌在革命民歌中则由无助的诉苦变成了“因为人民受苦受难，所以才要起来反抗，才要参加革命”这样的内容。
传统民歌中国的诉苦歌：
三月的太阳红又红，
为什么赶脚的人儿这样苦命。
我想起我家好心伤，
可恨的王家奴才把我逼走。
离别到今有三年整，
不知那妻儿还在家。
我在门外你在家，
不知咱娃儿干什么？
自从我走了甩下她，
十二岁的小娃娃做什么？（《揽工调》）
新民歌中的诉苦歌：
灰茫茫的雾来黑洞洞的云，
受苦人为什么要闹革命？
风刮起黄沙满天天尘，
天下的世事不公平。
云里的日头洞里的风，
富的富来穷的穷。
他是人来咱也是人，
为什么他富咱们穷？
面朝黄土背朝天，
受苦一年又一年。
天旱雨涝冷子打，
少吃缺穿没发活。
今年盼个明年富，
年年穿个烂裆裤。
老天为啥不长眼，总让咱穷人咽黄连。（《受苦人为什么要闹革命》）
爱情歌内容的转变则表现为：由单一地表现爱情的民歌模式转变为“革命+爱情”的双重模式。
传统的爱情民歌：
花留种子人留根，
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一畦畦韭菜凉水浇，
想情人想的人好心焦。
上一道道坡来翻一架梁，
想起小妹妹好心慌。（《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新民歌中的爱情歌：
我送哥哥去当兵，
跟上哥哥干革命。
绣疙瘩手巾表心情，
海枯石烂不变心。
但愿哥哥不要牵心，
早晚盼你庆功信。
革命成功你回到家，
红旗下面来成亲。（《我送哥哥去当兵》）
革命民歌除了对传统民歌进行继承和革新以外，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直接反映革命斗争的民歌：有歌唱新时代的，有歌唱新生活的，有歌颂领袖的，也有歌颂红军八路军的；有宣传生产劳动的，也有宣传妇女解放的；有记录重要人物的，也有记录重大历史人物事件的—诸如此类的民歌占到整个新民歌80%以上的内容。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二是创造方式的转变。
传统陕北民歌的创造完全是一种自发式的。无论是放羊的汉子，还是纳鞋底的女人；无论是赶脚的脚夫，还是打樱桃的小妹妹；无论是无家可归的光棍汉，还是独守青灯的小媳妇。人们信口而唱，张口而歌。唱苦难也唱爱情，唱忧愁也唱相思……他们唱歌是出于寂寞，出于压抑，也是出于一种自我消遣、自我安慰。
而革命民歌的创作则由自发转为自觉，由主题的模糊混乱转变为主题鲜明突出。革命民歌的折中创作的自觉性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传统民歌进行自觉的搜集整理。
早期的陕北民歌一般都是自编自歌，自娱自乐，自传自唱，以至于自生自灭的。靠口头传唱的陕北民歌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最后也消失于民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为了解决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1942年5月，党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纷纷深入前线和农村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虚心向工农兵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他们程度不同的都学习和吸收了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的营养。鲁艺工作团，1943年前后在绥德地区活动三个月，一边演出，一边搜集陕北民歌。鲁艺师生，从陕北各地搜集回陕北民歌数千首，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民歌研究。由何其芳、张松如（公木）负责编辑出版了第一部《陕北民歌选集》。诗人李季、严晨等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对陕北民歌进行过大量的搜集整理。
其次是挖掘培养了一大批民间民歌手。
旧时，民歌手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所以，绝大多数民歌的作者都被历史淹没而难以考证。革命时期，党的文艺工作者十分重视对那些民间歌手的挖掘和培养，以知道他们创作出更多更好更健康的陕北民歌来。在陕北解放区，当时有名的名歌手就有李有源、孙万福、王辰有、常永昌、杨进山、张家贵、丁喜才、张三思、李思命等。这些民歌手分别创作出了《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三十里铺》、《井岳绣》、《四季生产歌》、《五哥放羊》、《赶牲灵》、《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等一系列影响久远、广泛流传的陕北民歌。
在再次是许多作家艺术家自觉地投身到陕北民歌的创作中去，创作了一大批有影响的陕北民歌。
边区的音乐工作者通过采风活动，多陕北民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深受群众喜爱、广为流传的陕北民歌，如《刘志丹》、《绣金匾》、《三十里铺》、《兰花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东方红》等，都是经过隐约工作者和诗人们精心修改加工，进一步提高了原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把这些优秀民歌推广到各解放区和全中国。音乐工作者和诗人们，还利用或修改陕北民歌曲调，填写新祠，创作了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新民歌。如张寒辉改变陇东民歌《推炒面》曲调，填词创作了反映大生产运动的《边区十唱》。贺敬之创造的《秋收》、《歌唱我的解放区》，安波的《欢送抗日军》、《拥护八路军》、《拥军花鼓》、《怎么办》，张鲁的《有吃有穿》，高敏夫的《打得日本请到回东京》、《崖畔上开花》等。
另外，著名诗人李季长期在三边工作，虚心向三边人民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三边人”。他收集了大量陕北民歌和创作素材，完完全全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创作出了反映三边人民土地革命斗争事迹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创作的成功，开拓了中共诗歌创作的新风，“民歌体”诗歌成为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主流。如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等。
其三是情感基调的转变。
多少年来，陕北广大劳动人民过的是一种贫穷苦难的生活。作为对这种生活的最集中最真实反映的陕北民歌，其情感基调也只能是低沉的、悲情的、苦难的、辛酸的。所以，传统陕北民歌多是苦歌，多是酸歌。苦歌是哭泣的泪水，酸歌是苦笑的泪水。
革命给苦难深重的陕北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新的希望。陕北民歌的情感基调也一改以钱那种阴沉、凄凉、悲苦、辛酸的悲剧色彩，而变成了明朗、欢快、轻松、喜悦的戏剧色彩。正如陕北民歌所唱的那样：“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共产党救咱翻了身”，“如今咱站起来做主人”……
其四是社会功能的转变。
传统陕北民歌的社会功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性。如劳动号子和那些反映劳动过程的劳动场面的命格。二是排忧性。如那些大量存在于陕北民歌中的诉苦歌、苦难歌和相思歌。三是娱乐性。如在游戏中产生的酒曲、酸曲以及那些表现男女相爱相悦的民歌。这一时期的陕北民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相依相存，可以说生活就是民歌，民歌就是生活。这就赋予传统的陕北民歌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功能，这一社会功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此乃传统的陕北民歌之所以会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如“腊月的日头六月的风”和“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一样，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下去的原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歌逐渐被革命民歌所取代，陕北民歌的社会功用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革命民歌的社会功用集中表现在：一是它的宣传性。如有宣传老百姓受苦受难的《诉苦民歌》，有宣传学文化的《革命课文歌》，有宣传革命道理的《人人来宣传》，有宣传军民团结的《颗颗红心向红军》，有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翻身道情》，有宣传革命形势发展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宣传土地革命的《土地还家》，有宣传大生产运动的《南泥湾》等。二是它的歌颂性。有歌颂领袖的《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唱英雄刘志丹》等。有歌颂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八路军的《跟着共产党幸福长》、《咱们的红军势力壮》、《一心要加入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游击队》等。三是它的记事性。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一时期陕北民歌的叙事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可以说每一首陕北民歌就是一篇叙事诗，它详尽而又系统地记录下了陕北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人（《张东胶》）一事（《杀豪绅》），一战（《打开清涧城》）一役（《围剿白军》），一情（《米西群众喜洋洋》），一景（《边区十唱》）……这一首首、一篇篇陕北民歌汇集起来就是一部反映陕北革命根据地历史的宏大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