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其凡的大作《杨业之死发覆》，是一篇富有新意的论文。他从《宋太宗实录》中发现杨业死前讨论作战方案会议的参加者，除了熟知的潘美、杨业、王侁、刘文裕之外，还有两位：郭超和侯莫陈利用。他结合张咏诗等史料，重新认定：致杨业死的首犯不是潘、王、刘，而是侯莫陈利用。
张其凡的大作《杨业之死发覆》，是一篇富有新意的论文。他从《宋太宗实录》中发现杨业死前讨论作战方案会议的参加者，除了熟知的潘美、杨业、王侁、刘文裕之外，还有两位：郭超和侯莫陈利用。他结合张咏诗等史料，重新认定：致杨业死的首犯不是潘、王、刘，而是侯莫陈利用。
其凡的论文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考察实际参加会议的人员，以便确定嫌疑人的范围。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到底有没有郭、侯二人?我查阅了有关记载，发现记此事者除了《宋太宗实录》之外，尚有《宋会要辑稿》，两者颇有差异，为了便于分析，列举如下：
一、《宋太宗实录》卷35、页98：
“雍熙三年二月丙午(七日)，以西上閤门使王侁、右监门卫将军侯莫陈利用并充并州驻泊都监。
壬子(十三日)，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充云应朔州行营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磁州团练使郭超充押阵都监。”
二、《宋会要》兵8之2：
二月八日，以西上閤门使王侁、右监门卫将军侯莫陈利用并为并州驻泊都监。
十四日，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马步军都总管，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以王侁及军器瘁使、顺州网练使孙艾裕为都除，磁州团练使郭超为押阵都监。
两书相比较，后者所记均比前者晚一日，也许前者所记为朝廷作决定的时间，后者所记为正式下诏书的时间。但这微小差异并不妨碍我们对事件的分析，暂可置之不论，为叙事方便，时问均按前者。
两书所记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两件事，而后者第二条记事增加了“以三E傀及军器库使、顺删团练使刘文裕为都隘”l9字，联系《宋史》杨业、王侁、刘文裕三传所记，确有王、刘为都监之事，显然《太宗实录》缺载了，今本《太宗实录》是清代的抄本，颇疑是抄漏了，而不是原书漏记。
这两件事是有明显区别的，应特别注意“驻泊”与“行营”四字：七日的任命，是对中央禁军驻并州的领导班子(并州驻泊)作的调整，即在原有驻泊都部署潘美、部署杨业之外，又增加了两名都监王侁和侯莫陈利用。
十三日的任命，则是为了配合北伐幽州，成立负责攻打云应朔州的西路军(云应朔州行营)，作战指挥部由潘美、杨业、郭超、王侁、刘文裕5人组成①。
所谓“行营”是临时性的，只用于战时，战事结束，其职务随之终结。行营名单里没有侯莫陈利用，显然，他仍留在并州驻泊都监的任上。为什么命王侁上前线，而留侯在后方?这恐怕与王侁有十多年作战经验2、而侯从未带兵打仗有关。从中央角度考虑，将能打仗的领导调到前线、无实战经验的领导放在第二线，这样安排是比较稳妥的。
既然前线指挥部由5人组成，杨业出战前的会议参加者，自然就是这5人了，侯没有参加会，逼死杨业的罪责轮不到侯的头上。
那么，如何理解张咏之诗呢?
冒死雪忠臣，(自注：证杨业忠赤，为奸臣所陷。)谠言警贵侍。(自注：重指中贵弄权。)
诗中指出：害杨业的是奸臣。奸臣在正史中有一定的公认性，至少代表了官方意见。但私人的诗文表述的是个人意见，它可能与官方意见相同，也可能相左。按官方的认识，潘、王、刘、郭都没有列入《宋史·奸臣传》，都不算奸臣，那么，侯是不是奸臣呢?也不是，他被列入《宋史·佞幸传》，只被称为“邪佞”，没有人称他为奸臣。奸臣和佞幸虽然人品都坏，但两者有区别，奸臣大多是进士出身，有才学，而佞幸一般不是进士出身，没有文才，是靠拍马等手段迎合君主邀宠的。侯莫陈利用，是靠“方术”③，“左道”④得到太宗的宠幸，所以他只是佞幸，而不列入奸臣。诗注中的奸臣，不可能指侯莫陈利用。
如何理解第二句诗：“谠言警贵侍。”(自注：重指中贵弄权。)我以为这与前一句说的是两件事。“贵侍”，据其注，知指“中贵”，中贵，亦称中贵人，指的是宦官，，《杨文公谈苑》中曾记载到刘吉跟飞扬跋扈的宦官石金振斗争的故事4，此诗中的贵侍可能是指石金振，也可能指别的弄权的宦官，但可以肯定不是指侯莫陈利用，他的身份不是宦官。
要定侯莫陈利用是陷害杨的主犯，还有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如果侯是主犯，当时，他受太宗宠信，不会被揭发，但二年以后，他即被处死，此时就不会再有人包庇他，到写国史、实录时完全可以据实而书，为什么来源于国史、实录的《宋史·佞幸传》中，仍然没有书侯对杨业之死应负的责任呢?任何人作案总有动机，侯作案的动机是什么?杨业挡他升官的路吗?他们一向有矛盾吗?都没有。
总之，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侯莫陈利用都不可能是陷害杨业的主犯，连从犯都够不上。
那么，导致杨业之死的责任人应该是谁呢?这还得重新审视《宋史·杨业传》。由《太宗实录》和《宋会要》的记载，证明战前的会议参加者是5人，而不是《杨业传》所记的4人。这就提醒我们，读《杨业传》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会议记录，它既不记录与会的所有人名，也不会把所有的发言(重要的和次要的)都记进去。它是按照写传的需要择要删定的。过去，有些学者(包括我)因传中未提潘的发言，以为潘在会上始终沉默，那是一种误解。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杨传，并考虑一般会议所必须经历的步骤，可以肯定，它删去了一些无须多说的内容，其中至少有三处潘美的表态：一是潘在召集会议时，一定会首先传达中央指示，要护送云应朔寰的官民归宋。还会说到：当前形势严峻，辽军己插入寰州，挡住官民南下之路，让大家发表意见，该怎么办。然后才有杨、王之争。二是在杨、王争论之后，按常理，没有主帅发话，不可能随便退会、擅自行动，一定是潘美表示同意，杨才出兵的。三是，杨业临出发时，对潘美等提出在陈家谷口伏兵的要求，潘肯定是表示同意，所以才有潘和王最初领兵到谷口的事发生。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来讨论谁该负什么责任，就容易多了。
第一责任人应该是主帅潘美。他是军事家，不可能认识不到杨、王的方案，孰好孰坏，他是一把手，完全可以否决王侁的方案，但他没有这样做，偏偏赞同了王的方案。其次，既然答应了在陈家谷口设伏兵，即使阻止不了王侁的逃跑，至少自己应该带兵守住阵地，但他却跟着跑了。这两条，只要做到其中一条，杨业就不会被俘，也就不会牺牲。
第二责任人是王侁，他提出错误方案，还强迫杨去执行，又带头逃跑。如果他不提错误方案，或不强迫杨执行，或不带头逃跑，都不会导致杨死亡。
第三责任人是刘文裕，他不该赞同王的错误方案，使杨在讨论中陷于孤立。
在杨死后，杨家得到的抚恤反不如他的部下，又从刘吉冒死雪忠臣看，杨业的确蒙受了冤屈。据此，可以肯定，潘美在奏章中做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杨身上。
在刘吉冒死为杨业说话后，中央可能会委托刘吉或他人去调查，与此案关系不大的郭超会较早说出真相。侯在并州，张咏在麟州，离前线不太远，也能了解情况，说一些真相。在无法再隐瞒事实时，潘、王、刘3人也不得不承认。
从3位责任人的主观意识分析，王侁提方案的出发点不是有意要害死杨业，他领兵去抢功，这一举动，足以表明他确实以为杨业有必胜的把握。他知道杨素有“无敌”的称号，眼前又曾连下云、应、朔、寰四州，这一切使他冲昏了头脑，以致高估杨的实力，低估了辽方实力。他与杨是第一次共事，并无宿怨，也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必要置杨于死地。
而潘美就完全不同了，他与杨业有宿怨，杨是北汉的主将，潘是宋攻打北汉的主将，双方曾是交战的对手，胜负如何，北汉方面没有留下记载，宋方则是报喜不报忧、或夸大战绩，杨老是失败。但既然杨素有“无敌”之称，怎么会老打败仗呢?小小的北汉，为什么能抵挡住宋方一二十年的进攻呢?北汉皇帝投降了，杨业只守一个城门，宋军仍然无法攻下，可见其战斗力之强。可以想象，宋方包括潘美在内曾吃过他不少的亏。而自杨业降宋后，两位宿敌偏偏安排在一起工作，杨当了潘的副手，而潘却处处不如他，不可能不产生嫉妒之心。潘美是宋方能征惯战的大将，曾帅军灭南汉，又在灭南唐之战中立过大功。杨能提出最佳方案，他却提不出来，从脸面上说，他也不愿充当附议的角色。潘明明能分析到王的方案是冒险的，却偏偏赞同，显然，这是存心将杨送到绝路上去。特别是白食其言，在关键时刻，逃离了本该接应的地方。所以，如果说王侁是客观上将杨送到绝路上，潘美则是有意将杨送到绝路上去，他是陷害杨业的主犯。
但由于潘美是太宗的爱将，就在战前一年，两家结成亲戚，潘美的女儿嫁给了太宗之子(即真宗)，因此太宗在得知事实真相后，虽然将3责任人都处理了，但很快潘、刘又重新掌权，而王则由第二责任人变成了第一责任人，替潘顶了罪。显然，太宗这样处理是不公正的。
最后，再回答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宋太宗才是害死杨业的元凶。或认为是直接害死的，或认为是间接害死的。
先回答直接害死说。杀人一定有其动机，宋太宗是极精明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地用人杀人。杨业本是北汉的降将，太宗要处死他，是最容易不过的，但并没有杀他，也没有即时用他打幽州，显然，最初太宗高估自己的力量，想着，如果靠自己的将领收复幽云十六州，他就不用杨业了。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北伐失败了，此时太宗立即起用杨业守代州。等再次北伐时，帮他收复云应朔寰。古人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帝王杀良将的规则。而此时北伐由胜转败，飞鸟未尽，狡兔未死，太宗怎么会害死杨业呢?
也有人认为是宋的都监制度害死了杨业。按：宋的都监制度是沿袭唐、五代的，当时设立此职，是为了牵制军阀的胡作非为，有一定进步作用。当然，任何制度，有利必有弊，都监制度有其副作用也是自然的。这一副作用具体落到谁头上，一般总是夹杂个人的因素。应该考虑的是，在西路军设置两个都监，如果加上押阵都监则有3人，是否意味着太宗有意通过他们去谋害杨业呢?我认为，这只要比较一下东路军和中路军的安排，即可明白。东路军是主力军，主帅曹彬是太宗最信得过的人，给他安排了郭守文为都监，薛继昭为前军先锋都监，刘知信、符昭寿为押阵都监。在曹彬的左膀右臂大将米信身旁，安排了赵延浦、张绍勃、董愿3人为行营都监。中路军主帅田重进身边安排了吴元辅、袁继忠2人为都监l。这几路所设都监人数差不多，但东路和中路都没有发生都监害死主帅或副帅的事。可见这种设置都监的制度，不是导致杨业必然死亡的原因。有人举主帅郭进因受都监田钦祚欺侮而自杀等事为例②。其实，相反之例子也同样有，曹彬受命为攻打南唐的主帅，潘美为都监(属第二把手)，然而皇帝“以匣剑授彬日：‘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视。”1总之，这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制度，并非专门让都监整主帅。具体事例应作具体分析，仅以普遍性的制度去推论，太过勉强。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宋史专家 李裕民
注释：
①郭超是领导集团中的一员，除了上举两条材料外，尚有一证：《实录》之《潘武惠公美传》云：“雍熙……三年春，大举征幽州，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之副，磁州团练使郭超为押阵都监。”(宋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一)
②《宋史》卷274、页9364《王侁传》
1《隆平集》卷4
2王称《东都事略》卷26
1《宋太宗实录》卷35、页962《长编》卷20、页450
3《宋史》卷322《吴择仁传》称宦官谭稹为“中贵人”。《宋史》卷319《刘敞传》：“方议定大乐，使中贵人参其间，敞谏日：‘王事莫重于乐，今儒学满朝辨论有余，而使若赵谈者参之，臣惧为袁盎笑也。”’同卷传末之论称“中贵人”为“中贵”。按：赵谈，汉朝宦官，见《史耙》卷l01《袁盎晁错列传》、《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
4《杨文公谈苑》135页刘吉条
